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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走向多元:民族研究方法创新的构想
2019年12月26日 09:23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何明 周文 字号
关键词:个案研究;社区研究;民族学研究方法;问题导向;理论构建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个案研究;社区研究;民族学研究方法;问题导向;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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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是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百年传统。然而随着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转变,该研究方法在现代社会引发对其适用性、代表性及研究过程规范性的反思。本文将民族学的研究目标定位为“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出发,提供了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构想。文章认为,当前民族学既需要能理清事物发生机制,有建构理论野心的实地研究,又需要能分析异质性社会的全貌、建立概念操作化工具,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的定量研究。民族学需要在传统实地研究基础上对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新的综合。

  关键词:个案研究 社区研究 民族学研究方法 问题导向 理论构建

  一、研究缘起: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的局限

  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是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百年传统。从“扶手椅人类学家”进入田野调查伊始,民族研究者就强调研究的深度和精度,提出要限定调查区域和范围,强调精细化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民族研究早期的先行者哈登、里弗思等人借用博物学和动物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主张通过实地调查对“有限区域进行精细化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曾强调:“精细化研究的本质是对有限区域进行细致、彻底的研究。其特点是调查者在一个400或500人的社区中生活一年以上,去研究他们生活或文化的方方面……,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深入的了解一个文化……才能发现那些浮光掠影式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足和误人之处”。美国人类学的开创者博厄斯也旗帜鲜明的反对以自然科学简化论为基础的大规模比较,他认为民族研究者要去了解特定场景中某种习俗和信仰出现的原因和发展过程。

  在中国,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相结合,从“社区”着手对微观的文化区域社会进行研究,开创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系列民族学学者先后发表的村落研究,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研究、禄村研究、张之毅的易村、玉村研究、周大鸣的南景村研究、黄树民的林村研究、萧楼的夏村研究、王春光、项飙和王汉生的浙江村研究、阎云翔的下呷村研究、王铭铭的美法村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让我们对传统农村的工业化路径、农民特殊的商业网络及进城方式、村落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终结、私人生活的变革等多个议题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然而,尽管个案或小型社区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但这种类研究方法也招致了国内外学者的质疑。总结来看,学者们的批评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批评根源于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过往的研究方法出现问题;另一方面的批评来源于个案研究方法的代表性批评;第三方面的批评来源于对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规范性的质疑。

  首先,传统民族学研究的是小规模、无文字的族群,研究对象的单元之间同质性强。对这种群体的研究要通过局内人视角的近距离观察,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访谈,记录和参与其日常生活,并据此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描述,进而开展定性的分析和解释。然而,随着民族学研究对象从初民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传统封闭的村落或部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城镇化,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小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仅仅运用小社区调查研究法,不可能整体地理解历史悠久,分化复杂的社会;对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的情况。

  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二个批评则更加致命,涉及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利奇在评论《江村经济》时指出“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呢?”,弗里德曼也指出“以一个社区个案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便利固然便利,却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也就是说,中国有几十万的农村,怎能只用一个农村如江村、黄村和台头村来代表呢?”。这些批评质疑传统的微型区域研究对于异质性的文明社会的适用性。他们不认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小型农村社区研究能达到认识整个中国的目的,因为这种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异质性。费老也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的型式比较、到小城镇类型比较、再到农村区域发展的模式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

  然而,类型比较方法也存在诸多局限。李培林认为,这种现实类型的比较法不是抽象的理想类型,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的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而已,类型之间的共性多与他们之间的不同。另外,类型的划分无论是基于特定的研究问题还是既有个案的提炼,都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至出现同义反复,即就个案中的特定发现来分类,再反过来用这种分类界定特定个案。而且,从这种方法出发,总体中类型的种类以及各种类似所占的比例仍然无法得知,无法从推论的角度解决代表性问题。

  研究者们还从解释人类学的个案间与个案内概括、反思社会学的扩展个案法等多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回应。特别是布诺维发展的扩展个案法,被认为是走出个案研究的经典方法。这种方法将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世界历史背景等因素纳入微观的分析,从而理解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结构所塑造。但正如弗里曼的批评一样,这种试图在个案中通过理论和宏观拓展阐明整体,同样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个案之间具有异质性,那么不同个案与宏观力量的联系也存在差别,借助理论和宏观力量对个案研究的结论进行扩展,也无法阐明整体。

  对这类方法第三个批评则来源于对其操作过程规范性的批评,同时包含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例如,民族研究者自身政治观点对研究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妨碍;民族志中过多的修辞,学者的一言堂等破坏了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对异民族语言的不够充分理解,参与式观察的不充分导致研究者不了解被调查者的真实情况,通过主观臆断和创造制造民族志,限制了民族志的可靠性和科学性。马林洛夫斯基的秘密日记显示,人类学家并不具备变色龙般的移情能力来游刃有余地收集信息。研究者的直接参与和科学观察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参与观察法因而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无法实现的原则。而学术史上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则激起了民族学内部对民族志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理论假设的位置、重复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的大讨论。

  民族学传统中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的局限在国际国内的民族学中均被反思,但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出路在哪里,大家都在探索。本文结合民族学的目标定位,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出发,提供了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方法的探索构想。

  二、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民族研究方法创新的目标与原则

  民族学研究的目标是增强我们对民族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的基础是对现象的准确描述,而对现象发生原因的正确解释正是这些认识和理解的关键。为了认识和理解,我们需要理论,只有通过理论化的过程,我们才能提炼认识,累积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

  然而,过往的研究处理理论和资料之间的关系存在几种极端方式:一种被称为生搬硬套式的理论移植,将中国作为西方原创理论的试验场。另一种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专注于问题解决,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化的即时应对或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做出的不痛不痒的政策建议。在过往的研究反思中,杨圣敏对前者做了大量的批评,而赵旭东则分析了社会学科“实用性格”的传统与费孝通晚年的反思。

  杨的文章将研究分为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种类型。他将理论导向的研究概括为将既有的理论作为工具,作为解释性框架,一方面通过既有的理论工具对现实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将中国作为试验场对国外的原创理论进行验证。他批评了理论导向的忽视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解释。他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应该问题导向,通过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真相的调查,由表及里的观察,分析事物的真相,总结事物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发现同类问题的因果规律,通过积累上升为理论的阐述。赵的文章则认为,实用性研究的取向,尽管结合了中国实际, 但是其在理论深度上并没有真正得到提升, 其借用的解释性资源依旧是西方既有社会学教科书层次上的那些与中国实际相去甚远的理论和方法。长期缺乏理论创建下的实用研究,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理论反思几乎处于一片空白之中。那些从实地调查积累起来的社会学数据和资料, 仅仅具有未来历史学家眼中的史料价值, 并没有推动社会学理论的创建,累积和发展。

  从文章论述看,杨的文章并不是强调实用研究,或与理论导向相对于的政策导向研究,而是处处强调通过对社会焦点问题的研究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工具,从问题中总结理论。而赵的文章同样强调了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创建与反思。本文基本认同两人的观点,民族学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族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与民族身份相关的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背景息息相关。民族现象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不同的历史时空情境下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其进行解释的概念工具,理论工具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中国民族现象的研究,一方面要有选择的借鉴国外已经成型的理论工具,同时更要基于我国民族社会的现状,发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工具。例如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以殖民地整个族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初民社会的研究关照自身的发展历程。因此发展出进化论,功能论和传播论等理论视角。尽管这些理论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然而,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内的异质性不断增强,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这种以整个族群为研究单位探讨文化演化的视角显然不适应现代社会。

  作为以人为中心,以人类社会为论域的学术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实践问题抑或方法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直接或间接的解释。因此,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没有给予系统回答或未有满意应答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真问题”。但由于“问题导向”这个词容易被误认为等同于“政策导向”或“实用导向”,本文将民族学研究的目标定义为“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取向以中国社会民族相关的核心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问题现状的清晰描述,深入分析,归纳总结,拿出对中国问题的系统理论工具。其首要目的是分析和解释我国社会中的重大焦点问题,了解事物的真相;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问题及其发生原因的分析和总结,发展适合中国社会的概念和理论工具。

  将“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作为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目标,要求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符合社会科学规范的研究逻辑。华莱士将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形象的概括为“科学环”。科学环的一半是从问题出发,通过观察和归纳,发现社会现象的发展逻辑,从研究资料中归纳形成概念,理清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理论。科学环的另一半是对创建的理论进行检验及演绎发展,通过演绎形成假设,用实证资料进行验证。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而发展概念和理论,再对新的理论演绎相关出的相关假设进行验证,两个过程不断循环,不断提高对我国民族现象的认识,推动适合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工具的发展。构建概念与理论工具和对形成的概念与理论进行验证,两个过程是相继发生的。但由于目前我国民族学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工具不够,当务之急一方面要积极探讨国外已有的概念和理论工具的在中国社会的研究效度,在我国民族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民族现象的认识程度,积极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

  将“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作为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目标,要求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从单一的个案研究走向多元的研究体系。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个类别,从具体的研究方式来说又包括实地研究、抽样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四种,民族学传统的实地研究只是四种研究方式之一。尽管有人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成年礼,但它绝不是民族学研究的唯一方式。从民族学/人类学方法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的民族研究者正是从其他学科借鉴了“实地研究”、“特定区域研究”、“谱系法”等多种研究工具,推动了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今随着民族问题的复杂化,明知传统的研究方法存在种种局限而固守传统显然不可取。

  以问题为导向,就是要灵活采用最适合于清晰描述现象的现状及其发生原因方法开展研究。例如,当我们想要对不同民族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展开分析时,由于民族分布在非常多的异质性的社区,以单个的社区研究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显然无法把握这些异质性。这时候借鉴抽样调查方法,以社会分层的相关概念和测量指标对此开展研究更加适合。因此,民族学的研究要在传统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研究工具,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最适合的研究工具。

作者简介

姓名:何明 周文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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