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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百花绽放 全面繁荣
2019年12月10日 09:00 来源:文艺报 作者:梁庭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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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以确认并不断发展的70年、百花绽放的70年、万象更新的70年。“民族文学”的概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才提出来的。当年9月,茅盾在研究《人民文学》创刊号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号面世,序言中正式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自此,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才25天,就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程度。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民族文学研究成为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五一劳动节,老舍召集汉族、彝族、侗族、东乡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朝鲜族8个民族的11位同志,举行民族文学座谈会,商讨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正式提出编写各单一民族的文学史,这是破天荒的一件民族文学盛事。之后,分别于1961年、1979年多次召开编写工作会议,推进民族文学史编写,至今已经全部完成。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谓今非昔比。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1951年6月1日正式开学;1952年语言文学系成立,语文系先后开办了藏、彝、纳西、景颇、傈僳、拉祜、哈尼、壮、布依、傣、侗、水、黎、苗、瑶、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满、朝鲜、佤、高山等24个语言文学专业班班次。之后,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相继设置了少数民族文学专业。7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的迈进。1980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3年,成立了第一个博士点;之后,全国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基本覆盖了各个民族的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发展和完善,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民族文学的研究,最早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动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也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工作;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转由该院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随后,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有的是单独的机构,有的附设在相关研究机构内。比如,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各相关高校也建立了研究机构。比如,中央民族大学1980年建立了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2001年,该所撤销,新成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所,附设于民族语言文学系内。不少地方民族院校和一般高校,也相继建立了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形成了庞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7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征程中,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作家构成的庞大创作群体。据统计,目前在中国作家协会中,有少数民族会员约1464人,如果加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省级作协少数民族会员,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写作者,则是一支更为庞大的队伍。

  回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出生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后的老一代作家、诗人是重要的奠基者。比如包尔汉·沙希迪、老舍、沈从文、琶杰、波玉温、康朗英、唐加勒克·卓勒德、赵银棠、萧甘牛、尼米希依提、毛依罕、李旭、萧乾、李乔、马加、马曜、李辉英、端木蕻良、启功、颜一烟、沙蕾、马子华、舒群、纳·赛音朝克图、李寒谷、赛春嘎、李英敏、陆地、苗延秀、寒风、郭风、胡奇、关沫南、陈靖、康朗甩、黄裳、杨明、黄青等。这份38人的名单虽然不完整,但从中可以看出,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的诗人、作家占了大部分。

  于1920年至1930年间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是承上启下的作家群体,其人数比老一辈要多,主要有:华山、李纳、乌·白辛、穆青、胡可、李成徽、艾勒坎木·艾合坦木、丁耶、黎特夫拉·穆塔里甫、王丕震、牛汉、郭基南、蒙光朝、库尔班·阿里、黄永玉、敖德斯尔、郝斯力汗·库孜巴尤夫、黄凤龙、哈吉库马尔·沙布坦、莎红、益希卓玛、超克图纳仁、马融、任晓远、黄福林、特·达木林、铁木尔·达瓦买提、布赫、杨苏、侬易天、黄勇刹、巴·布林贝赫、李凖、路地、克里木·霍加、哈宽贵、孟和博彦、柯岩、马瑞麟、云照光、李根全、安柯钦夫、白练、汪承栋、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玛拉沁夫、扎拉嘎胡、龙志毅、杨亮才、朋斯克、巴岱等。这批作家亲身经历独裁统治的黑暗和日寇侵华的灾难,同时又在革命与战争中看到中国的未来。其中部分作家毅然投入了革命的熔炉,布赫、穆青、华山、乌·白辛、胡可、巴·布林贝赫等就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作家、诗人的。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最大的也不过刚到而立之年,他们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活跃的青年作家群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旧社会度过少年期,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成长。1931年至1940年间出生的作家、诗人主要有:赵大年、木斧、李惠文、苏晓星、滕树嵩、古笛、白崇义、金哲、瑙尼、周民震、乌玛尔阿孜·艾坦、胡昭、金成辉、伊丹才让、汪玉良、包玉堂、韦志彪、普飞、赵之洵、弋良俊、韩统良、韦其麟、晓雪、高深、饶阶巴桑、陆伟然、舒乙、伍略、韦纬组、戈阿干、刘荣敏、木丽春、吴琪拉达、苏长仙、张昆华、王云高、凌渡、石太瑞、柯尤慕·图尔迪、白先勇、祖尔东·萨毕尔、林元春、马知遥、夏侃、马犁、潘荣才、班觉、理由、那家伦、孙健忠、牛相奎、张长、乌拉孜汗·阿合买提、降边嘉措、冉庄、查干、沙叶新、李陀、朱春雨、敖长福、杨世光、朱玛拜·比拉勒等。1941年至1949年间出生的作家、诗人主要有:班觉、马瑞芳、韦一凡、益西单增、席慕蓉、黎国璞、凝溪、哈斯乌拉、潘琦、石定、何培嵩、麦买提明·吾守尔、伊德尔夫、尕藏才旦、霍达、蓝怀昌、梁奇才、韦启文、边玲玲、马大京、向本贵、李传锋、吴季康、张承志、叶广苓、南永前、郭雪波、阿尔泰、多杰才旦、黄夏斯榕、马自祥等。他们的崛起,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变得更加壮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作家更是蜂拥而出。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主要有:查舜、孙春平、檀林、董秀英、孙春林、于德才、吴秀春、韦国华、龙敏、克尤木·吐尔地、乌热尔图、意西泽仁、骆长木、阿蕾、端智嘉、叶梅、孙大川、陈村、蔡测海、金学泉、白雪林、景宜、杨盛龙、赵玫、艾克拜尔·米吉提、江浩、丹珠昂奔、巴根、岑献青、庞俭克、李甜芬、白山、黄佩华、冯艺、倮伍拉且、黄承基、鬼子、鲍尔吉·原野、阿来、马丁、扎西达娃、唐德亮等。1960年代出生的有:黄凤显、黄神彪、吉狄马加、基默热阔、列美平措、伍金多吉、张克扎都、千华、扎西班丹、黄堃、严凤华、关仁山、石舒清、冯良、栗原小荻、陆少平、庞天舒、阿库乌雾、央珍、巴莫曲布嫫、凡一平、巴音博罗、阿卓玛玮、唐樱、唯色、梅卓、班果、鲁若迪基等。这份“50后”、“60后”作家名单肯定很难列全,“70后”作家就更多了,他们慢慢迎来了创作的丰收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界的重要力量。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作家登上文坛。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他们和世界的距离拉近了。纷至沓来的信息使他们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资源,思想解放,视野开阔。

  经过70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1)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再也不存在作家文学的空白点了。(2)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支生力军。(3)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作家参与甚至引领某些文学潮流,有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4)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整体意识增强。各级各种学会和协会、各类培训班、经常举办的研讨会和座谈会、各级各种评奖、组团进行国内外采访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把少数民族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频繁互动的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在保存自己民族特性和作家个性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出现一些共同的创作趋向。(参考梁庭望、汪丽珍、尹晓琳的《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一书的第四章)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得益于四个方面的促进:

  一、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需要。一方面是探索单一民族的文学史,另一方面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史。单一民族文学史方面,绝大部分民族的文学史业已完成,若干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有了该民族文学简史或简志。整体民族文学史方面,主要有《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编年史》《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

  二、高校教学的需要。先后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著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范畴、特征、发展历程等进行探讨。

  三、研究机构的项目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先后出版了《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南方各民族史诗论》等“中国史诗研究”系列。

  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各分会组织大批学者研究重要作家作品,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民族文学的定义、范畴、特点、手法,重要作家的创作历程,重要作品的艺术特色等,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其中,“中华文化四大板块结构”理论的提出,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文化背景,论证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华民族文学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理论研究方面,钟敬文、马学良、贾芝、冯元蔚、陶阳、刘锡诚、刘魁立、郎樱、降边嘉措、仁钦道尔吉、耿世民、张公瑾、耿予方、毕桪、过伟、蓝鸿恩、白庚胜、丹珠昂奔、朝戈金、关纪新等学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一代的学者也不断涌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巨变 

  新中国成立带来了崭新的文化语境,促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变。首先是题材的嬗变。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社会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少数民族文学从这些变化里,获得了取之不尽的新题材。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国家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改革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给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传统的牧歌依旧悦耳,但已经融入了新内容;史诗依然震撼人心,长调依然悠扬,但促使作家们更加积极地从新生活中提炼出新内容,服务于新主题——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中国共产党,弘扬真善美。文学主题变换之迅速,格调之高亢,响遏行云。当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作家们的创作素材越来越多,这是新的机遇,也是新的挑战。

  相应地,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包括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文学手法等,也发生了嬗变。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更加普及,民族文字增多,作家文学很快取代民间文学,书面文学取代了口头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积极吸收民族文学传统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广泛借鉴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资源,民族文学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少数民族文学阵地越来越多 

  这里说的“少数民族文学阵地”,包括文学刊物、实践基地和出版社等。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是中国惟一的国家级民族文学月刊。2009年后,又出版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主要刊登少数民族诗歌、小说、散文以及评论文章。1983年11月,《民族文学研究》创刊。该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是中国惟一的的国家级民族文学研究核心期刊,大量刊登民族文学研究论文,影响巨大。

  国家民委下属的《中国民族报》、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等单位,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中国民族报》,2001年1月创刊,推介了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省级的杂志也有很多。《边疆文学》原名《边疆文艺》,于1956年创刊。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为繁荣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者队伍、丰富云南文学百花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云南的《山茶》(双月刊),创办于1980年6月,由云南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1995年改名为《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怒江》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联的机关刊物,1982年创办,发表了州内外作者的大量文艺作品,推出了一大批文艺新人。从2004年第一期起,杂志进行全新改版,生动展现怒江地区的人文地理和怒江人民的风采。

  《西藏文艺》1965年创刊,后来停刊了。1977年,《西藏文艺》复刊,1984年更名为《西藏文学》。1982年第6期,《西藏文学》刊发了扎西达娃的小说《白杨林,花环,梦》和金志国的小说《梦,遗落在草原上》等作品,开启了西藏文学的辉煌时代。

  《花的原野》为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蒙古语文学最早创刊、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纯文学期刊,由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办。刊物重点栏目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花的原野》除面向国内蒙古族读者发行以外,还在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发行。《金钥匙》为内蒙古自治区惟一的蒙文文学理论批评刊物,创刊于1981年,由内蒙古文联和中国蒙古文学学会联合主办。创刊20多年来,它全力推荐有关当代蒙古文学艺术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以及蒙古学诸方面的研究成果,积极培养和扶持蒙古文学理论批评人才,为促进蒙古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月三》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宗委、民语委主办的刊物,分为汉文版和壮文版,汉文版创刊于1983年,壮文版创刊于1987年。自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诗歌、小说、民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该刊的壮文版名为《Sam Nyied Sam》,是全国惟一的壮文刊物,设有壮人小说、壮乡美文、壮族精英、乡间戏台、三月三歌圩、文化教育、评论、美术·摄影等栏目。多部壮文长篇小说,就是刊登在这份刊物上的。它和《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一起,刊登了大量的壮文作品,促进了壮语文学的繁荣发展。

  《凉山文学》(彝文版)是我国惟一公开发行的彝文文学期刊,每季末出刊,开设有诗歌、小说、散文、翻译、学生园地、民间文学、评论、艺术园地等栏目。自1980年创刊以来,它在繁荣彝语言文学、挖掘整理介绍彝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培养彝语言文学新人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广大彝文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

  为促进民族文学的深入发展,各民族文学机构还设立了创作和研究基地。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内蒙古、青海、广西、贵州等地建立了民族文学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格萨尔西南研究基地、布洛陀文学田野调查基地、东巴文学调研基地……各省市区民族文学研究机构,也都有自己的调研基地,构成了完整的调研网络。《民族文学》在全国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基层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成长的沃土。

  少数民族文学活动丰富多彩 

  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界举办了研讨会、培训班、评奖等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一、由各研究所、文学协会、高校举办的,有学会换届会、重要作家诗人研讨会、重要作品研讨会、理论研讨会等。其中,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既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又对未来的工作作出规划,影响深远。各地围绕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举办的研讨会、座谈会,也有助于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成就,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二、各种培训班不断举办。特别是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数十期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民族文学》主办的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已经举办多届,成果显著。其中,2009年,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聚集了56个民族的作家;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将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聚集起来,喜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则通过短训班、本科班、硕士班、博士班多层次培养民族文学人才。

  三、以评奖鼓励创作。属于全国性的文学奖项主要有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骏马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81年共同主办的,属于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项。至今已经举办11届,各种获奖作品已经达到数百种。“山花奖”是中国民间文艺界的最高奖项,2000年创立,从创立至今已成功举办7届。评奖种类涉及民间艺术表演、民间工艺品、民间文艺学术著作、民间文艺作品、民俗影视音像等,获奖作品达数百种。《民族文学》杂志每年都设有年度奖。各个省市区也都设置了自己的地方性奖项。这些机制有效地激励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交流更加密切 

  新中国成立初期,《召树屯》《阿诗玛》《百鸟衣》等作品被译成英、日、俄等多种文字。仅《阿诗玛》日译本就有三种;《召树屯》的俄译本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在苏联出版。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也陆续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引起国外读者的瞩目。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多国学者纷纷来到中国。他们特别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并把民族民间文学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如美国的马克·本德尔教授把中国彝族、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日本的君岛久子教授翻译出版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还翻译介绍傣、彝、纳西等民族的神话、故事。纳西族的《创世纪》日译本有3种之多;日本《读卖新闻》在上世纪80年代在第七版开辟专栏,译载云南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的民间故事,连载半年有余。

  进入新世纪,在广西武鸣县长期居住的美国学者白丽珠和她的丈夫合作,把她多年在武鸣县搜集到的壮族民间传说故事汇集成册,然后翻译成英文出版,向欧美各国读者进行推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贺大卫教授,将壮族的古文献进行翻译,在澳大利亚出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的视野不断拓展,民族文学与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突厥学、壮学、彝学、纳西学等学科紧密相联。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对外交流极为活跃,通过出访、研修、留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接待外宾来访等多种方式,与日本、美国、德国、蒙古、朝鲜、韩国、芬兰、匈牙利、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同仁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联系。各地也积极通过对外交流活动推介本民族的文化,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丰硕 

  7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成果非常丰硕。首先是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影视文学。在诗歌领域,产生了纳·赛音朝克图、牛汉、柯岩、韦其麟、巴·布林贝赫、金哲、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等重要诗人。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金哲的《东风万里》、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为了您,我亲爱的祖国》、韦其麟的《百鸟衣》等诗篇,都曾经对中国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

  小说队伍庞大,李凖、玛拉沁夫、陆地、李乔、董秀英、赵大年、霍达、乌热尔图、阿来、扎西达娃、张承志、降边嘉措、叶广芩、白先勇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黑骏马》、白先勇的《台北人》等,都享誉中国文坛。

  在戏剧和影视文学里,老舍、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周民震等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老舍的《茶馆》成了中国戏坛的常青树,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等作品影响很大,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都产生了持久的艺术魅力。

  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穆青、华山、特·赛音巴雅尔、舒乙、理由等都有佳作。特别是穆青的《焦裕禄》,影响深远巨大。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太行山的英雄们》《踏遍辽河千里雪》曾经对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产生巨大的鼓舞。

  还有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影响卓著的作家,如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巴·布林贝赫、阿云嘎、阿尔泰等。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母语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政策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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