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与官府赈灾探析
2019年12月03日 09:38 来源:《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刘正刚 黄学涛 字号
关键词:清前期;打箭炉;藏区;地震;救灾

内容摘要:

关键词:清前期;打箭炉;藏区;地震;救灾

作者简介:

  摘要:打箭炉位于川藏交界处,元明以来已设土司进行管理。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强震频发,官府积极开展救灾,官员在震后将灾情逐级上报,驻军维护震区社会稳定、参与救灾。在救灾抚恤中,清廷同时兼顾汉藏习俗区别对待,抚恤由康雍时以实物为主逐渐转到乾隆时以银两为主。清朝政府在赈灾过程中与藏区民众的互动,凸显其对该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视。

  关键词:清前期 打箭炉 藏区 地震 救灾

  作者简介:刘正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黄学涛,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广州市,邮编510632。

  在清代以前,汉藏人民对打箭炉各有不同称呼。藏人称之为“打折多”,明初以来汉人称之为“打煎炉”,清康熙初公文多以“打箭炉”名之,并逐渐把其纳入王朝直接管理。打箭炉位于川藏交界处,是由川入藏的必经之地,其辖区在历史上时有调整,唐宋时朝廷在此设羁縻州,元代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明代合以上三司为明正土司。清初沿袭之,未派军队与职官入驻。雍正七年(1729)新设雅州府同知,驻扎打箭炉,“管理口内沈边、冷边、明正司,口外旧附新抚各土司地方”。口外土司包括“巴、里二塘以及乂了、革达,直通西藏,一路广袤数千里,俱安设塘汛,要隘处设重兵镇守”。直到清季,打箭炉被升为直隶厅,上述土司大多仍在其管辖中。本文所言打箭炉地区大致为打箭炉同知辖区,因清前期该区域发生强震波及范围广,在上报与赈灾中都有打箭炉同知参与,且官员在描述地震时多称“打箭炉等处”或“打箭炉口外”。学界已关注到该区域地震,但多在研究西部地震史中偶尔涉及,有少数学者侧重于该区域地震震级考察。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及赈灾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为主,兼及其他史料,探究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及官府赈灾措施,揭示该区域在地震频发后得以快速重建的缘由,以及赈灾对推进民族交流和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

  一、清前期对打箭炉地区的管理

  自宋代开始,内地与藏区的贸易逐渐增多,元代在大渡河以西的碉门、黎州置榷场,与吐蕃贸易。明洪武、永乐两朝在雅州、碉门置茶马司,明中叶以后,又在大渡河东岸岩州卫置茶马司。该卫隔大渡河与打箭炉相望,表明汉藏之间茶马贸易逐渐向西拓展,但汉藏交流以河为界仍比较明显。

  明清鼎革之际,内地商民为躲避战乱,开始向西跨过大渡河进入打箭炉地区贸易,“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管束来往贸易,诸番叠经更替,历有年所。我朝定鼎,德威所被,直通西域,康熙十九年(1680)恢复关山、相岭,则打箭炉一区亦川省所辖”。尽管汉藏居民已经跨河贸易,但管理贸易之“营官”仍由乌斯藏派遣。康熙十九年为保证直通西域路线顺畅,将原属乌斯藏管辖的打箭炉划入四川省,但控制权仍操纵在乌斯藏“营官”手中。

  清前期为了维护打箭炉地区的贸易秩序,朝廷不断完善打箭炉的官员建制。康熙三十五年,四川巡抚于养志奏请允许达赖喇嘛关于“诸番”照旧贸易的要求,得到理藩院认可。打箭炉遂成为“汉番交易紧要之区”,设立税关水到渠成。西炉之役后不久,朝廷借口喇嘛无征税权,在打箭炉设税官,“专令内官管理,始令喇嘛一员,同办事务”。所谓“内官”是指京城的官员,乾隆《打箭炉志略·职官》记载:“由京派委部院司员并带笔帖式一员,颁给监督关防,赴炉征收税银。”由官员和喇嘛共同征税,意味着国家掌握了打箭炉贸易的征税权,正如康熙所言:“税银不取于彼,就我国商人征之,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可见,设立打箭炉税官不完全是征税,主要是显示国家对打箭炉的掌控权。

  与此同时,清前期对打箭炉地区驻军也不断调整完善。康熙二十年至三十五年间,清廷筹划在大渡河东岸距打箭炉约两百里的化林坪驻军。此从康熙三十八年五月于养志奏折中可知:“打箭炉原系内地土司边界,自康熙三十五年勘明地界以来,甚属相安。今因化林坪接壤西域,设汛添兵,乃擦道等处蛮番忽生狡变,事关边情,理应文武会商,而提臣岳升龙刚愎自用,并不使臣与闻,遽行调遣官兵阻遏商旅,禁绝茶米,以致军民惶惑。”所谓勘界即指划打箭炉入四川。同年七月,四川提督岳升龙也上奏:“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康熙三十五年钦差兵部郎中金图等会同四川巡抚于养志查勘后,仍霸踞如初,吞占蛮地数千里,侵夺番民数万户,又在木鸦私造铳炮,屯聚粮草,臣因化林营兵单汛广,移参将驻防,不意彼喋吧昌侧、集烈等擅发蛮兵数千,占住河东擦道、若仪等堡,不放客商来往。”两位官员所言的共同点是商旅往来受阻,化林坪至少在康熙三十五年已有驻军,以稳定社会,保证商贸正常开展。康熙三十九年,因“番人窃据西炉”,打死明正土司,“西炉之乱”爆发,化林营驻军难以应付,康熙派唐希顺任四川提督率兵平乱,次年平定后,“将化林营兵五百七十五名移驻打箭炉”,不久又奉旨撤回,但仍留下“把总一员带兵五十名驻扎炉地,防护钱粮”,并在大渡河东驻守2300名兵丁,“分防声援炉内”。康熙四十六年朝廷鉴于“打箭炉新定,番土巨(叵)测”,又将化林营扩大为化林协,因人数增加,“钱粮不无靡费,且青稞、杂粮偶遇歉收,兵丁艰于购买”。

  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打箭炉受到威胁,清军不得不扩大防线,向打箭炉以西推进。次年四月,清廷平定叛乱后,在打箭炉口外木雅吉达处设总兵、游击、守备,雅龙江中渡设守备、千总,里塘设副将、都司,巴塘设游击,各处驻军人数在200-2000人不等。雍正七年达赖喇嘛由里塘移驻噶达惠远庙,打箭炉因此升格为厅,驻军也随之增加,化林协改设泰宁协,又添设阜和营及口外德靖、宁安等营汛,以护卫达赖喇嘛。雍正十三年达赖返回拉萨, 泰宁等协营驻防兵被裁撤,“止留阜和一营兵丁三百名驻打箭炉”。驻军裁撤后,乾隆十一、三十六年先后爆发两次金川战争,战后的乾隆四十三年又升阜和营为协,降泰宁协为营,俱驻打箭炉。这些驻军皆为绿营兵,属建昌镇总兵指挥。

  康熙至乾隆年间,朝廷为了满足在藏区平叛军队和驻军的粮草需求,还在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干线设立粮台,长官为粮务委员,主要由四川州县官担任,除负责军粮储备、维护交通外,还兼摄民政、监督土司。粮台的设立,说明打箭炉地区驻军不断增多,军饷需求量大,同时也为商贩贸易提供了更多机会,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因驻军和人口增多,乾隆末年为防止打箭炉以西口外粮价过高,官府“由雅州一带陆续运至打箭炉及察木多两处分贮”。具体则由四川州县采买,“打箭炉及口外官兵口粮向由天全、雅安、清溪、荣经、芦山等五州县采办供支。”打箭炉与内地州县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

  清前期在打箭炉设官以及军事驻防,既显示了国家对这一区域控制的加强,保证了汉藏贸易的正常进行,又通过沿线驻军维护地方稳定,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为防御自然灾害提供了人力基础。

  二、清前期打箭炉地区的强震灾害

  打箭炉地区处于喜马拉雅山地震带,自古以来就是地震多发区,早在唐代乾符三年(876)就发生过强震。宋元以后,汉藏交流频繁,人们记录打箭炉地震也多了起来,从宋到明共发生过17次,其中14次在明正德以后春夏之际。但史料没有留下这些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及救灾等记录。清代打箭炉地区的民居记载增多,“番蛮聚族而居,其石垒而层高者为碉楼,土砌而脊平者为碉房,人居其上,牛豕在其下”。这些建筑多“用乱石叠砌,酷似砖墙,其高率五六丈以上……常四五家、十余家聚修一处……若汉人居则概矮小湫隘,罕有高楼,虽亦以乱石叠墙,高才丈许而止”。这种以乱石堆砌且又高数丈的房屋,一旦遭遇地震则易坍塌,造成人员大量死伤。

  清代较早记载打箭炉地区地震的档案是雍正三年七月初二日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准管理打箭炉税课事务扎萨克、喇嘛楚尔齐木藏布、拉木展巴、员外郎伊特格尔咨称,六月二十三日申时,打箭炉地动,将税务衙门及买卖人、蛮人住居碉楼房屋俱行摇塌,压死宣慰司土司桑结、驿丞俞殿宣、粮务办事之南部县典史徐翀霄,并压死买卖人、蛮人等甚多,等因。”王景灏还同时将灾情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汇报,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岳钟琪据此上奏雍正帝。

  太子少傅世袭三等公、署理四川陕西总督印务、四川提督、拜他喇布勒哈番、臣岳钟琪谨奏为奏闻事。雍正三年七月十二日酉时,准四川巡抚臣王景灏咨文内开: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准钦差管理打箭炉税务喇嘛赵楚尔、臣藏布、员外郎伊特格咨称:六月二十三日申时,打箭炉地忽然大震,将喇嘛、官员住居衙门,买卖人等并蛮人住居房屋楼房俱行摇塌,一间无存,被房楼压死买卖民人并蛮人,十分压死七八分。再,宣慰司桑结、驿丞俞殿宣、料理钱粮事务效力之南部县典史徐翀霄,俱被所塌房楼压死,我等亦被所塌房楼盖压,仅得家人救出。为此谨具奏闻,等因。

  从巡抚和总督的奏折看,打箭炉地震发生后,灾情由震区的基层官吏及时通报到上级官府,这是清代报灾的基本程序。六月二十三日申时,打箭炉强震,七月初一日四川巡抚王景灏收到基层上报,七月初二日上奏朝廷,并向署理川陕总督岳钟琪汇报。从四川到京城公文往返至少在一个月以上,据八月初八日王景灏奏折说:“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臣賫折家人回川,奉到谕旨,臣跪读之下……”但谕旨中并未涉及打箭炉地震。

  雍正帝对打箭炉地区震后救灾所作朱批,是在收到岳钟琪奏折后才出现。雍正三年九月初六日王景灏奏折说:“川陕督臣岳钟琪咨移奉旨事理。”可见,雍正帝对打箭炉地震救灾的朱批应在八月才到达四川,而此时震区抢险救灾已接近尾声。九月二十日岳钟琪奏折描述了雍正帝朱批内容,皇帝对灾区房屋全部摇塌,人员“十分压死七八分”,以及土司桑结、驿丞余殿宣、南部县典史徐翀霄等官吏在地震中遇难深表恻悯:

  览之深为恻悯,你安顿料理虽安,康熙六十一年巴塘等处地震时,蔡珽曾捐备赏恤,赈济绥戢,民蛮安帖。着王景灏照蔡珽所行,加意实心料理,务使灾民得所,客货不致瞒昧,以副朕轸念边荒之意。若虚应名色,少不似蔡珽所办,朕必治之以罪,速速行文与王景灏去,着他急急办理。

  从朱批可知,康熙六十一年巴塘曾发生过强震,经过官府赈济,“民蛮安帖”。雍正帝要求四川督抚以巴塘方式开展救灾,“务使灾民得所”。从“速速”“急急”等字眼,可看出雍正帝对震区救助的关切,既关注灾民的生计,又重视市场的稳定。

  有关雍正三年震区救灾具体情况,现存史料不详。但雍正末年打箭炉已呈现“茶货所聚,市肆稠密,烟火万家”的繁荣景象。于此推断,此次赈灾卓有成效。但这种繁荣在乾隆十三年二月强震中再次遭到破坏,强震造成阜和营辖区碉房倒塌14座,压死男女15名口,压伤34名口,压死牛马24头,猪羊37只。时隔半年闰七月,再次地震,造成城内碉房倒塌数十间,明正司所管上八义碉房倒塌72座,压死喇嘛1名、男妇4名,另有271只马牛猪羊死亡。从这些灾后较精确的损失统计数字看,基层官员还是相当负责的。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十三年四川地震较频繁,从正月至十一月均有记录,打箭炉地区受灾最严重,并波及松潘和懋功等地,时总督张广泗正率军驻扎在大小金川战争前线的卡撒军营,接到地震灾情后,立即下令“遍查各路军营有无地动情形”,后调查得知,思东一带营卡无损,党坝军营安然无恙,小金川、孙克宗、纳贝山、马奈各军营有震感,“凡碉楼、粮仓、房屋等项均未摇损”,大金川境内“贼碉亦未闻有倒塌之处”。这份奏折关注的重点是军营受损情况,凸显了军队在平乱与稳定地方中的重要性。

  乾隆十三年地震之后,打箭炉地区经过近40年的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再度繁荣。这可从乾隆末年多次强震,动辄造成打箭炉地区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房屋损坏中得到印证。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川南强震:“五月初六日,川省地震,人家房屋墙垣倒塌者不一……如是者数次,自午至酉方息。”打箭炉也受到此次强震的影响:“其时地震,川南尤甚,打箭炉及建昌等处数月不止,官舍民庐俱倒塌,被火延烧无一存者。至八月以后,始获宁居。”时任四川总督保宁在奏折中大略还原震后的受灾情形,略述如下:

  一是打箭炉“城垣全行倒塌,不存一雉,文武衙署仓库兵房等项全塌者共一百六十九间,歪斜脱落墙壁倾颓者三百八十四间,其完善者十止一二。压毙勒休千总陈荣一员、兵丁二名”。打箭炉城内的损失更严重,“城内店铺房屋倒塌七百二十七间,压毙内地商民三十五名。查在炉贸易商民本系有力之户,其无业食力贫民计共五十一户,计倒塌土房五十四间,压毙民人五名”。城区不仅城墙全部坍塌,而且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均受重创。

  二是明正土司“除土司官寨大小头人锅庄外,计倒塌番民碉房一百七十七座,压毙番民男妇大小一百九十三名口,倒塌喇嘛寺压毙喇嘛二十一名”。咱哩、沈边、冷边三土司“系南路通衢,沿途均有开馆小贸及负载食力之内地民人,内除有力之户不计外,共倒塌贫民瓦土房一百二十七间,压毙男妇大小四名口,其三土司穷番碉房平房共倒塌六百七十一间,压毙男妇大小一百八十一名口”。藏民在地震中死亡人数、倒塌房屋均比汉民多。沈边土司老虎崖因地震形成了堰塞湖,后垮堤冲毁大量田地,“老虎崖地方因初六日地震,大山裂坠,壅塞河流,致水停蓄泛溢,沈边等土司沿河田地多遭淹浸,积水高二十余丈,至十五日塞处冲开,奔腾迅下,田地又被冲刷”。

  三是泰宁营“原有兵房三百九十八间,兵丁现在住三百一十四间内震塌一百九十二间。又应行估变空闲衙署兵房一百九间亦并倒塌。又倒塌药局六间,所贮药弹等项移贮演武厅空房并无损失。其余都司千总衙署及仓房、库房并现住兵房均有墙壁坍卸间架欹斜之处”。地震导致了三分之二的兵房被毁。

  笔者据上述保宁奏折统计,此次地震共造成442人死亡,倒塌或严重损坏的衙署、仓库、兵房、民房、店铺等2500间以上。随后的次生灾害使灾区雪上加霜,“城市乡村田水上岸,屋脊皆折,炉城为甚,碉房尽倒,因而火发延烧殆尽。磨西面山嘴崩陷,将大河塞断数十日……一连十日皆震,至十五日复大震,冷碛停水忽决,势如山倒,沿河两岸居民一扫俱尽”。这次震塌房屋是内地贫民“土房”和“穷番”的“碉房”“平房”,表明打箭炉地区汉藏杂处愈益明显,打箭炉城内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

  六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及十月,打箭炉地区又发生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为明正司及其所属之革什咱、孔撒、麻孜各土司。据署打箭炉同知徐麟趾上报灾情统计,七月地震房屋倒塌1338间,压死藏民和喇嘛共205人。十月地震,无人员伤亡,但倒塌楼房、平房162间。次年四月初六日子时,泰宁一带及附近之明正司、革什咱土司同时地震,惠远庙大殿及宝庭左右墙垣断裂,经堂全部倒塌,共损坏佛像19尊,压死汉藏僧民200余人,受伤30余名,震塌碉房70余处。震后,代防噶达汛千总郑榜将灾情行文打箭炉同知,由同知上报四川总督惠龄。

  嘉庆年间,打箭炉地区又有两次强震,受灾比乾隆时更惨重。嘉庆十六年(1811)八月地震,据打箭炉同知王世焘报告:“绰倭地方倒塌房屋五百九十八户,压毙夷民男妇、喇嘛共四百八十一名口。”四川总督常明接到灾情报告后又上奏朝廷,并“批司移明建昌道饬委该同知出口前往确勘”。据官府统计,“被灾者五百九十八户,计倒塌楼房二千二百零五间,平房八十七间,压毙僧俗大男妇三百七十六丁口,小男女一百零五丁口”。所谓“压毙”应不包括受伤者。嘉庆二十一年十月,署打箭炉同知吉恒上报,章谷一带强震,“共倒塌楼房一百一十八间,平房九百八十六间,刨验各尸,共压毙汉番大男妇并大喇嘛一千八百一十六名口、小男女小喇嘛一千三十八名口”。这两次地震都造成1000多间房屋倒塌,后一次死亡人数超过前者,高达2854名口,与此次地震在“昏夜之时”发生有关。

  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频繁,强度较大,每次强震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都十分惨重。地方官府在获悉地震后,首先是派遣当地驻军深入震区,查勘详细的灾情,并将灾情逐级上报,为救灾工作开展提供较准确信息。

作者简介

姓名:刘正刚 黄学涛 工作单位:暨南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