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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景观变迁与生产 ——对内蒙古东部一个村落的实地研究
2019年11月19日 09:28 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王艳雪 包智明 字号
关键词:国家建构;蒙古族;村落景观;国家空间;日常生活

内容摘要:

关键词:国家建构;蒙古族;村落景观;国家空间;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

  提要:蒙古族是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但在历史变迁中,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基于国家建构视角,通过对内蒙古白村村落景观的考察和分析认为,白村的村落景观围绕国家、空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国家通过改造和塑造土地、住房与道路等景观介入社会的地域区划、生计和日常生活空间中,并在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建构国家空间,以此为国家权力提供社会基础,并形成权力运作及再生产。

  关键词:国家建构 蒙古族 村落景观 国家空间 日常生活

  一、引言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生息在广袤的草原上。人们发现游牧可以适应干旱和多变的生态环境,又能充分利用绿洲周边的荒漠草原,从而发展了草原畜牧业(拉铁摩尔,2005)。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欧亚内陆居民主要以游牧业为主,草原景观的自然状态保持得很完整。然而自清朝中叶开始,汉族农业大举北扩,沿边农牧接触带的一些蒙古族人逐渐向定居和半游牧发展,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王建革,2006)。目前,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半农半牧区为主,并形成了固定村落。在近一个世纪里,蒙古族村落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耕地面积扩大、草场面积萎缩、房屋林立等。本研究将这种景观变迁聚焦于内蒙古东部地区一个半农半牧村落——白村。关于白村的已有研究中,郝亚明、包智明(2010)从体制政策的视角对白村自1947—2006年的人口、家庭、婚姻、生计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认为国家政策对村落变迁的影响日益凸显,国家力量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郝亚明等延续了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别对白村的语言使用状况、灌溉技术、牛粪与秸秆的处置和利用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分析(郝亚明,2008;何艳珍,2013;刘敏,2014)。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力量在白村的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白村村落景观的改变与塑造过程中,国家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国家是如何塑造和改变村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与背景——村落的物质景观的?视觉上的物质景观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国家在景观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建构自己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内蒙古白村景观生产的考察,探讨国家通过对地理位域、土地、住房和道路的介入,如何在地域区划、生计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等空间中建构自己。

  本研究的经验资料来自笔者2016年8月和2017年7月至12月在内蒙古白村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相关的文献资料。白村是一个半农半牧蒙古族村落,位于内蒙古东部,现有236户,总人口为907人。白村的村落以居住区为中心,东、南、西三面向外扩散,分别为农耕(种植区)、草场、沙坨子,向北则与东村相邻。

  二、文献回顾

  (一)“地方”与“空间”:景观研究的两种视角

  地方建构论基于“地方”视角,认为“当地人”赋予其所处环境以文化意义,且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实践建构了景观。地方是指基于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形成的,承载着共同记忆与归属感的当地人所感知的环境空间(陈昭,2017)。地方是感知价值和意义的中心(段义孚,2017),对生于斯长于斯之人而言,是生命历程的舞台,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施添福,1995)。地方景观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与地方及象征意义的关联,如地方仪式、家屋等所表征出的空间分类和意义。

  从景观生产论的视角来看,空间是学者、艺术家、媒体、地方政府等外部他者在特定的行政境界内描述和塑造的景观意象(河合洋尚,2013)。空间不是生活的舞台,是充盈着政治、经济之利润和意识形态的象征的领域(黄应贵,1995)。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福柯、雷比诺,2001)。福柯通过谱系学方法考察了权力和空间的关系。权力和空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在君主权力阶段,领土是国家空间的界线,是表达主权的空间坐标。在资本主义规训权力阶段,权力作用的空间是个体的身体。在安全配置阶段,人口成为空间治理的主要目标。这三种形式在历史图谱发展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边界,尽管空间的表现形态一直处于变化中,但是权力一直存在外部空间中,而不是内部空间。

  地方具有的意义是“土生土长”的,是内部的。空间的意义是附加的,是外部的(河合洋尚,2015)。在景观的生产过程中,“地方”与“空间”由于内外之别常常处于分化的状态。还有研究认为,在景观的生产过程中,地方与空间并非截然对立的,景观的地方性与空间性在权力的作用下相互转换和互动,具有可协商性。

  (二)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国家

  布迪厄的“国家起源”(genesis of the state)理论将“国家”这一概念延伸到了现代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不仅仅是指地理位域上的国家空间。布迪厄用“国家起源”来表述国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建构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国家通过具有表征性的活动来建构自己,这些表征性活动是国家空间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布迪厄认为国家是一个具有隐形性的不可见的实体。国家虽然不可见,但是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表征自己。这些表征活动将使国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Bourdieu,2014)。斯科特(2016)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指出,水稻是国家建立统治的首选粮食作物。当土地景观由多样作物变为稻田时,使得土地从非国家空间变为国家空间,不仅人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国家也有了稳定的资源供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景观的生产成为建构国家的象征性资源。

  国家本身即是目的,是价值所在(侯利文,2018)。通过景观的塑造,不断将个人融合进刻画的现实中,并根据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建构现实(孙全胜,2015)。在国家建构的行动中景观生产形成了一种惯习。这种惯习具有普遍化、标准化、同质化、统一化等特点(斯科特,2012;Bourdieu,2014)。这意味着国家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嵌入社会,以改造和规范生活为己任(侯利文,2018),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自己。但是建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也会被社会形塑。

  在国家建构空间的过程中,权力技术类型随着国家理性的转变而转变(福柯,2018),权力作用于空间的方式逐渐趋向表征性活动(Bourdieu,2014)。因此,基于以上关于景观生产和国家建构的研究,本文以国家建构作为理论视角,通过描述内蒙古白村农牧民生活的村落环境,特别是对草场、土地和住房道路等景观进行考察,分析景观生产中权力技术类型的改变带来的地方性与空间性的互动关系,以及景观所表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阐释国家是如何在社会空间(地域、生计和日常生活)中建构自身的。

  三、“并户”建村:村落景观的形成

  游牧是蒙古族牧民们在面对变化多端的气候环境、脆弱的生态环境采取的生存策略。游牧的魂是“游”,牧民根据季节和水源不停地迁移。因此,蒙古族的居住分布比较分散,蒙古包零散地坐落在河流、湖泊边。自清朝中叶开始,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蒙地,开地从事农耕活动,蒙汉交界地区的一些蒙古族人逐渐向定居和半游牧发展,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东部蒙古地区则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区,牧民定居放牧,且兼事农业。因此东部蒙古地区出现了少则三五户,多则只有十几户的居民点,并没有形成类似于汉族的村落。各居民点内部的各户之间以分散居住为主,近的相隔五六十米,远至几百米。这时的居民点叫艾里。

  在武装冲突时期,处于战争、革命、危机和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独裁主义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剥夺,并通过武装力量强制推行利于统治和监控的清晰化、简单化项目(斯科特,2012)。分散的居民点一方面不利于收取粮款,而且管理成本大,另一方面为“匪”提供闪转腾挪和撤退回旋的空间。在日本殖民时期,日伪政权为根除东北抗日武装力量,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实行“匪”民分离的“集团部落”政策。日伪政府将常年居住于山区和边远偏僻地区的农民统一迁至“集团村落”,进行殖民统治(王坤,2018)。白村建村便是“集团部落”政策实施的高潮,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推行“并户”政策的结果。在伪康德3年(1936年),日伪当局实行“并户”政策,强行把白村附近的额、黄、特和德等居民点的30多余户(150人)集中到这一带有名的旺其克白音的牧场,通过建设高高的围墙将住户围起来,成立一个“甲”。此时,白村所在的地区才出现了类似汉族地区的村落(自然屯/村)——艾里。建村以后,高高的围墙将村民与外界隔绝开,只有南、北两个村门,围墙每年进行两次维修。村门口有专人把守,出入村都必须通过村门,而且都要出示证明身份的“守章”(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他们才会放行通过(郝亚明、包智明,2010)。

  国家空间的产生需要诉诸国家领土(Lefebvre,1991),国家空间由领土组成(孙全胜,2017)。作为外来力量的日本殖民者,建立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领土的控制,生产国家空间。伪满政府建立省、旗、区(努图克)、村(嘎查)、甲(艾里/自然村)、牌等各级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使得领土边界明确。边界的明确划分是殖民权力介入的主要标志,有利于伪满中央政权延伸到了占领区的每一个角落(郝亚明、包智明,2010)。定居将分散流动的空间变为封闭固定的空间,形成村落,对人的身体和社会的多样性进行规训。村落是有明确边界的空间,为保甲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空间保障。村落内通过暴力实现的规训空间,不仅阻止了土匪对粮食、牲畜及其他资源的抢劫和“匪”的税款的征收,而且保证了日伪政府的粮款征收,也阻断了“民匪勾结”,确保了日伪政府的统治。 

作者简介

姓名:王艳雪 包智明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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