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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当下与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
2019年11月14日 09:06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9期 作者:平维彬 字号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主旋律,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在宏观层面的重大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塑于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立体饱满”的学术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项“系统完整”的建设工程,它包含着“继承历史、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三层内涵。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平维彬,山东聊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政治、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南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项目编号:17CMZ049);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专项课题(项目编号:18A04S18);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近100年民族工作的成就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9-GMA-002)的阶段性成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新表述,也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在宏观层面的重大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被官方正式提出以来,其话语表述经历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塑于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实践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在晚清的王朝帝国衰败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而在中国兴起的一种书写历史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虽是在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基础上的延伸,但它更为注重超越狭隘民族性的共同体意识视角,以此限制族群民族主义的肆意泛滥。之前,笔者已有文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做过论述,此篇则着重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继承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民族虽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并非是建构在想象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发展脉络”等要素的批判性继承。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延续性发展的内在享赋,也是中华民族融汇发展的动力机制。赵汀阳认为,中国是一个“配天”的神性概念,它包含着家喻户晓的三层共识:中国文明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光谱的兼容性、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这一内含天下的中国得以形成的动力结构则是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中华民族正是形成于这一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吸附力的“旋涡模式”之中,它的形成轨迹截然不同于西方打破“神性”的宗教共同体之后实现“人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再造。

  展开民族形成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民族从来不是一个最终结果,而是一个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中的动态过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于族类群体的认知也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华夷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绝对分野,“有教则无族类之分”是对古代族类关系认知的最好概括。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了种族、宗教、地域和国家的“文化族类观”,在天下体系的同心圆结构中,只要接受中华文明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能构成了文明体的一部分。天下体系是一个秉持“无外”原则的古代世界政治秩序构想,“兼容他者”是天下体系的应有之义,“协和万邦”是“无外”原则在具体施政方面的体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自在阶段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基于对“天下观”“大一统”“族类观”等文化理念的践行而实现的。郝时远先生在对古代“族”和族类思想进行详细系统地研究之后,提出“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蛮夷戎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动能”。这种由边缘到中心的“涡旋”模式与由中心到边缘的“雪球”模式共同发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在阶段的不断发展壮大。

  (二)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批判性继承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使用频率较高且极为混乱的概念。涂尔干根据社会分工的高低程度把社会结构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社会结构类型。帕森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将社会结构视为由不同基本功能、多层面的子系统组成的“总体社会系统”。柯林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将社会结构解释为“互动仪式链”。在总结了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杜玉华提出社会结构是由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而每一个系统又都有特定的内在结构。笔者基本赞同杜玉华教授的观点,并以此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及作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民族结构。

  社会结构是生发于自然地理结构基础之上的各组成要素的有机结合,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基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这块“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自然地理空间,内部地理生态要素多样一体、紧密相连,自成一个结构完备的体系。自然地理结构的完备性决定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这一超稳定结构体的形成除得益于地理结构的完备互补之外,也得益于中国传统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互动整合,即社会上层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社会中层的士族谱绅和社会下层的宗法家族组织之间大致实现了良性整合。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国同构式”社会,国家是宗法家族在政治伦理上的延伸,天下则是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这一“家国同构式”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的迭代追求,故孟子百“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传扬。

  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形成于这种“家国同构式”的社会结构体中,批判性地继承了家国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包容开合的“家的模式”,以“大家庭”模式包容各个民族,以“一家亲”模式包容两岸同胞,以“根脉”模式包容华人华侨,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叙事模式也反映在当代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传唱中,“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都是这种模式在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中华民族以“家的模式”叙说着共同体的亲和性,“中华儿女”“两岸同胞”“兄弟民族”等语词都承载着中国语境中民族关系的紧密性。

  (三)对中国传统历史脉络的批判性继承

  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世界公认的事实,是何种力量或者机制推动促成了这一文明连续系统,苏秉琦先生用“满天星斗”说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该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世界文明的起源。但在追溯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发现唯有中华文明从古至今连续不绝,而可以与之媲美的譬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远期文明,抑或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近代帝国,都已经或消饵在历史长河中、或裂解为众多民族国家。尤其是近代由王朝国家(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大多数王朝帝国的一体化历史被改写,唯有中国依然坚持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脉络。

  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国一脉相承的“大一统”历史脉络的形成除得益于相当聚合的地形之外,市场性农业经济(包括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区间互赖和王朝政治中的文官体系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葛兆光认为,中国的近代民族国家是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的,它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的意识,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这种前后相继的“大一统”历史脉络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并非似“新清史”般简单武断地以“族群”视野来否认中国历史的完整性。

  中国的历代中央王朝,无论是汉族皇帝登基大宝、南面称孤,还是少数民族领袖人主中原、建极绥酞,他们都以建立合乎礼制的“大一统”政权为政治任务。秦汉帝国首度实现中国历史的“一统”,这一时期形成的复杂而高效的政治体系、交通体系、经济体系和学术体系,为之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历史奠定了基础。因此,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将秦朝视为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

  隋唐帝国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再度一统,并将古代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推向了极致,无论是人口、版图、经济、文化都实现了对秦汉帝国时期的超越。明清帝国实现由“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华丽转身,尤其是在有清一代中国真正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批判性地继承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使“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由古代发展趋势变为现实存在的事实。

作者简介

姓名:平维彬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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