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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明:作为范畴、视角与立场的家乡民俗学
2019年10月25日 09:18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安德明 字号
关键词:家乡民俗学;民俗学视角;主体间性;文化交流

内容摘要:

关键词:家乡民俗学;民俗学视角;主体间性;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摘要:家乡民俗学,既是对以家乡生活文化传统的观察与研究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研究取向的一种事实概括,更是结合新的学术思潮,对这种取向所生发和呈现出的视角与方法的总结,换言之,家乡民俗学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它包含着如下几个突出的特征: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同情理解,理性批判;朝向当下。同时,家乡民俗学又是一种立场或态度。这种态度,基于比较的视野,具有鲜明的“间性”特征。在这种“间性”比较视野下,家乡民俗学者可以结合过去的生活经验与当下的学术实践,发现并揭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联,进而反思民俗学以往那种“朝后看”的问题和局限,推动民俗学更多地“向前看”并朝向未来。家乡民俗学由于是在与异乡、与他者的对比当中产生的一种有关家乡、有关自我的特殊研究范畴,因此能够使研究者更好地立足于自身,在认识自己的前提之下,更清楚地认识“我”在 同“他”交往过程中的位置,从而更恰当、更全面地理解“我与他”的关系,更有效地建设包含了更多“我”“你”“他”的、朝向未来的“我们”,也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家乡民俗学核心概念的“家乡”在涵盖范围上的伸缩性,尤其为这种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家乡民俗学;民俗学视角;主体间性;文化交流

  作者/译者简介: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室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对于家乡民俗事象(包括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和研究,是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兴起至今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这个可以用“家乡民俗学”来概括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品格。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很少有研究者就这种学术取向的优劣得失等提出问题并予以学理性的解答,更缺少从这个维度来思考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学术成果。家乡民俗研究,成了这一学科中仿佛不证自明、毋庸置疑的一种取向。如果说,在学科发展的早期,这种指向本乡本土的研究取向是一种自为的实践,那么,在民俗学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日益增多的形势下,对这种取向进行自觉的反思,应该说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2002年前后,我在学术界一些同仁的启发和激励下,结合学术史的梳理和个人田野研究经验的总结,首次提出“家乡民俗学”的概念,引起了诸多同行的兴趣和呼应。十多年来,经过大家的不断讨论和参与研究,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命题。它不仅可以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民俗学学术史、深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反思学术伦理问题指出新的方向,也可以为理解当前社会普遍关心的“乡愁”话题,以及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问题,提供民俗学的特殊视角。

  一、家乡: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场域

  家乡及家乡民俗,自民俗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在许多国家都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在德国,受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早期民俗学的研究者始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本土、本民族的农民文化之上[1]。二战之后,随着学科的转型,以民俗学的视角与方法对都市文化的观察和研究成了德国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种转变,更使得“家门口的文化”成了常见的研究对象[2][3]。在日本,作为民俗学创始人的柳田国男所倡导的“一国民俗学”,则始终强调民俗学应该“以自己国家为对象”,它成立的前提,“必须是本国人从事研究”[4]①。

  ① 关于日本民俗学早期在本土或家乡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笔者承蒙王晓葵教授慷慨借阅他未发表的课件材料,深受其启发,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尤其突出。从作为现代学科的民俗学诞生以来,直至今天,调查研究者在自己家乡进行民间文学和各种民俗文化事象的搜集、记录和研究,就构成了整个学科的主流,中国民俗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论、方法乃至学术伦理等诸多方面的独特属性。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概念简明扼要地概括中国民俗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特征,“家乡民俗学”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家乡”的概念作一界定。家乡,似乎本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但当把它与“祖国”“本土”等本土人类学语境中的概念相提并论时,又可能因外延的无限扩大而变得难以把握。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家乡”所指的对象会有所不同[5][6]。对这一点,埃文思-普理查德(Evans-Prichard)在谈到努尔人有关“此英”(cieng,家)的概念时,有十分生动、精彩的论述:

  当一个努尔人说“我是某某‘此英’的人”时,他的意思是什么“? 此英”的意思是“家”,但其准确的意思因其被说出的情境的不同而各异。如果一个人在德国遇到一个英国人,并问他家在何处,他可能回答是英国。如果在伦敦遇到同一个人,问他同一个问题,他将说他的家在牛津郡。如果在那个郡遇到他,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将说出他所居住的城镇或村落的名字。如果在他的城镇或村落里问他的话,他会提到他那条特定的街道。而如果在该街上问他,他将指明他的房子。对努尔人来说也是这样。……“此英”的意思是家宅、村舍、村落以及各级部落支。 “此英”一词在意思上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不一贯性,而是因为它所指涉的群体意义的相对性[7]①。

  ① 笔者对此段论述的引用,受到了田村和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对话 ——围绕“田野工作”展开的讨论》[8]一文的启发。

  可见,“家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因主体的人通过对自己生活的区域同这一区域之外地区的比较、对比而形成,又因不同的对比和参照对象而具有不同的外延。在这里,与他乡异地的比较、对比,是形成家乡意识的基础。

  那么,对于那些从不曾离开故土的人来说,“家乡”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化的人,他仍然会具有“家乡”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无论生活的圈子多小,他总会同自己生存领地之外的社会打交道,这必然会让他产生一种比较,从而形成关于自己基本生存区域的意识。这个生存区域,就是他的家乡,只不过其范围可能相对较小,也许只是他所生活的小村甚至村中的某一特定社区。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北美一部影响广泛的儿童动画系列片《Peep and the Big WideWorld》中,有一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鸟Peep走丢了,一直想找回自己的家。后来它发现一个易拉罐,可以在里边避风躲雨,就在那里呆了一个晚上。接着又在小伙伴陪伴下出去寻找自己的家,但找了很久仍然没有找到。当它们都有些累了的时候,Peep很自然地说,我要回家——它说的这个“家”就是那只易拉罐。它的朋友一听,都大笑起来:你说要找“家”,原来你早就有家了!这实际上就是那种“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的心态。就像鲁滨逊被巨浪冲离暂居的小岛后,想尽一切办法还要回到那个小岛,因为对他来说,那个小岛已经成了自己的家,尽管那里并不是他本来的故乡。

  今天,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随着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的日益普及,人们对自己生活环境之外的了解日趋增多,比较的基础也日益丰富。对那些少有机会离开故土的人来说,他们有关自己家乡的意识,也因而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了。

  总之,“家乡”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固定,往往同作为主体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境遇以及他用来作参照的其他地区的大小等有直接的联系。以“我”所在的特定环境为基础,在同这一特定环境之外其他环境的对比中,任何人都会形成关于家乡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所涉及的范围的大小,又会因每个人接触面的不同及所掌握知识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也就是说,家乡的范围是可以调节、可以变化的,会根据不同的语境而有所伸缩。这种可调节性或伸缩性,也体现了“家乡”概念的包容性与可比较性——它既在“我”与他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界限,又为这种界限的突破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在对比中产生的概念,“家乡”既能够使相关的主体保持自我,又时刻为该主体同自我之外的他人的交流互动预留着空间,具有十分强烈的“间性”特征,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动态交互关系的结果[9][10]。

  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我们所说的“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或“家乡民俗学”中的“家乡”,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的 ,指的是民俗研究者生长、生活并建立了熟悉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地方,这个地方同时又可以被研究者加以对象化的处理。也就是说,本文的“家乡”,是民俗研究者的家乡,它既是研究者有着密切的亲缘和地缘认同并身处其间的母体文化的承载者,又是研究者可以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超越和观察的一个对象。除了具备上文所说的因与异乡、他者的比较或对比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特征之外,由于学术的参与,其中比较或对比的意识更为自觉,程度也更为深刻。

  与家乡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家乡民俗学者”(或简称为“家乡研究者”),它主要指的是那些能够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家乡的民俗事象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的调查研究者,既包括那些工作、生活在外地,为了研究目的重新回到家乡的学者——可称之为“返乡的学者”,又包括那些始终生活在家乡但接受了民俗学知识的人士——可称之为“在乡的学者”。他们或者能够及时、顺利地融入家乡的民俗氛围,或者本身就生活在这种氛围当中,因而在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家乡民俗文化的内涵及民众的情感方面,具有相似的天然优势。同 时,凭借专业的知识和比较的视野,他们又能够超越家乡的生活文化氛围,成为观察者和探究者,而不只是单纯的民俗实践者——也就是说,能够把家乡对象化为自己的民俗学“田 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两类研究者都在家乡确立了稳固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联系,但由于在乡的学者往往会更多地参与家乡日常生活的进程,并对家乡生活有更为持续的体验、观察和跟踪,而返乡的学者通常却只有关于家乡的过去的印象和情感记忆,以及对现在生活的不连贯的经验,又由于返乡的学者大多在民俗学的学科训练和学术视野等方面比在乡的学者更加系统和开阔,因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不同。本文的讨论,主要以返乡的学者为基础来展开。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于一些同仁提出的在海外从事人类学或民俗学研究的人士回到祖国来进行的田野研究究竟是不是家乡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祖国”或“本 土”,并不一定对应着本文所谓的“家乡”。因为即使同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往往存在着区域、群体等等之间的差异性。对一位研究者来说,即使在本国或本土,除了我们所定义的狭义“家乡”以外,其他许多地方往往是陌生的甚至异样的,自然不能算作他的家乡。因此,与本文所限定的家乡民俗学中的情况不同,本土人类学或家乡人类学领域所涉及的“家乡”,更多指的是“祖国”或“故土”一类的广阔范围,这个范围内许多的文化事象,尽管从民族文化的整体来说具有一定的内聚性和统一性,但对于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样有着因地域差别而造成的“陌生-熟悉”的张力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人们产生了比较或对比的视角,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有关家乡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参与下变得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因而出现了相关研究者对家乡民俗客体化的处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家乡民俗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家乡民俗学也由此构成了民俗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

作者简介

姓名:安德明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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