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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兵 曹以达: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与实践反思
2019年10月08日 08:50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作者:李银兵 曹以达 字号
关键词:民族志;叙事;时空观;反思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志;叙事;时空观;反思

作者简介:

  【摘要】叙事不仅是人们进行表述的一种形式,也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其主要关注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中的交融性,因而能使世界变得有序和可以理解。作为“写文化”的民族志,随着其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源泉的变更,其对叙述中的事实的认定和理解也随之出现差异。这不仅导致民族志书写中三种不同叙事主题和方法的产生与流变,也为人类学者以序列的方式反省经验并赋予其意义,把握和理解人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基础。同时,在叙事实践的背后,一种以反身性、科学性、关系性及生活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志叙事范式也呼之欲出。

  【关键词】民族志; 叙事; 时空观; 反思

  【作者简介】李银兵,男,文化人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曹以达,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号: 14BSH057) 的阶段性成果。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它是(笔者注: 社会人类学) 研究的初级阶段: 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 fieldwork) 。”然而,并不是全部民族志撰写者对民族志的写作方式的理解都是一样的。范式多样化、作品文学化、修辞多元化、目标现实化等民族志背后存续的诗学和政治学,很好地表征了当代民族志的现实发展样态。“写作不再是边缘或神秘的一维,而是作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之中及之后工作的核心出现。写作直到最近才得到描绘或严肃的探讨这一事实,反映了主张再现的透明性和经验的真实性之意识形态的顽强。”当前,在理论上,中外人类学者大多把关注重心放在写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争议的解析和民族志新范式的建构上;在实践上,学者们特别强调对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的反思与实践,直接导致民族志写作呈现“多元并存”的发展局面。西方学者保罗·拉比诺在《表征就是社会事实: 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文中,很好地把主体性、真理、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表征之间问题式的关系融为一体,去关注和解析民族志写作背后的知识社会学相关问题,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分析民族志写作的新门。他特别提出,在对民族志书写中的表征危机进行反思时,要特别注重对元反思( metare flections) 的强调。因为元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学关注重心的转变,即人类学已从对民族志作者与文化主体、民族志文本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关注,逐渐转向对民族志作者自身文化中存续的表征传统以及元表征的元传统( metatraditions of metarepresentation) 等这些书写中存在的一般性、基础性关系问题的关注。而中国学者高丙中也认为,社会事实的呈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使命,然后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去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确立理解“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最终才会找到呈现社会事实和理解社会事实的有效方法。基于此,本文以民族志事实为研究基础、叙事为分析主题、表征与事实间关系为探讨核心、时空变换为认识主线索、实践反思为学术归宿,对民族志书写的不同“事实”及其“呈现”进行多维探讨。同时,在对事实的客观性、文化性及社会性三个层面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着重去发现叙事背后的艺术性特征和社会性结构、探寻叙事背后的规律及构筑起当代民族志叙事范式,以就教于方家。

  一、科学性: 民族志对客观性事实的记述取向

  叙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使世界变得有序和可以理解: 具有当下性。叙事是人们进行表述的形式,关系到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 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经历并跨越时间的秩序和意义。通过描述事件有序的进展过程,当下的开阔性被赋予了意义”。简言地说,叙事就是对事实的描述。事实是内容和核心,描述是形式和手段。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纵观民族志发展史,笔者认为,学界对于异文化这个“事实”的认定,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三个不同层面的“事实”: 即客观事实、文化事实及社会事实。相应地,随着内容的不断变更,为内容服务的形式也随之而发生了改变。就具体的民族志书写史而言,古典民族志把异文化作为“事实”去描述,坚守着科学性的书写规范; 解释人类学强调对文化事实中的主体性的尊重,其民族志书写更多的是主张人文性的书写模式; 当代民族志更强调事实与社会间的关系,其民族志书写则倡导批判性的书写方式。宏观去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其民族志书写基本延续着社会学发展的主旋律和脉络,即大体上经历着从自然主义社会学或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到人文主义社会学或解释性的社会学,再到批判主义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的确,社会需要通过叙事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事实的追求; 需要通过叙事,去建立起人们对于社会事实的共识。特别是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中,一旦有事实的产生,就会出现大家共同谈论的议题,进而在对议题的谈论中,社会的共同理想最终才能形成。因此,呈现社会事实,建构民族文化,达致共同理想,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本选题研究的目标。

  涂尔干说: “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在业余民族志和现代民族志发展时期,民族志作者眼中的异文化,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并且这个存在物具有所有客观事物应该具有的客观性、对象性、具体性等特征。客观性是指事实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性; 对象性是指事物是主体可以认识到的客体,是主体实践对象化所指的客体; 具体性是指事物具有感官能及的现象和个性特征。因此,对于这个客观存在物的记录和描述,也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方法进行。这样,一种关于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书写范式就在古典民族志阶段产生。具体而言,这种实证主义的母体范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即古典民族志强调按照事实原来的自然状态而摒弃人为干预下的书写。异文化作为客观事实,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一种“物”的本质和属性。因此,在描述它的过程中,民族志作者要保持中立,不能带有任何主观情绪和色彩。这就要求民族志作者在民族志书写内容中是“隐身”的,他( 她) 在民族志写作中,仅仅是起着事实反映者和事实书写者的作用。比如,在经典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虽然弗雷泽在为其作的序中认为,马林诺斯基没有满足于交换过程的描述,而是力图去透视隐藏在其后的动机及其在土著人心底激起的情感。因而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并非只是对社会事实的记录,而是要搞清楚社会事实背后的社会中人的行为。但笔者认为,社会学引入心理学,无非也是为了达到加强民族志描述的真实性的目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虽然洋洋洒洒40 万字,但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叫着“库拉”( Kula) 的交换制度这一主题和特罗布里恩德与多布之间的一次海外库拉交易实践进行的描述,论述中没有掺杂着任何作者的主观意见。就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记述是作为一种文本体裁的民族志的基本写作方法。《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首屈一指的民族志经典,它的基本内容是对于新几内亚东部的南马辛区域( Southern Massim)所特有的库拉活动的记述”。

  其次,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取向。即重视经验和感性材料在事实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取决于观察和检验。科学民族志主张研究结果必须由经验所证实,其书写的任务就在于把握感觉经验中的所有,并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因此,民族志书写只是关心“真”的问题,而不会涉及“善”和“美”问题。这样,在民族志作者对事实的把握和书写中,虽然借助了书写者的感官感受这一主观形式,但更强调的是感官感受背后的经验材料这个客观事实。同时,书写者对于收集与整理到的材料,应该放弃做任何主观判断和分析的尝试。比如,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米德通过自己的田野经验和民族志撰写,很好地论证了其导师博厄斯倡导的“文化决定论”观点。同时,在该书的末尾,她甚至把分析所依据的方法论和材料置于书中,再结合其朴实而又不使人枯燥的文风,为我们的书写树立了一个典范。因此,在米德和弗里曼之间发生的隔空争论事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学界对于米德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正如中国学者范可所说: “的确,《成年》一书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和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所呈现的资料之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取向对于田野作业、经验材料及民族志结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取向。即强调只有研究事物整体才能理解事物整体的部分。因此,主张在研究某个特定事物时不能孤立地研究这个事物,而要将事物放在整个社会之中加以认识与理解。比如,拉德克利夫- 布朗在《安达曼岛人》的撰写中,主要想用神话仪式来说明社会是如何通过组织、仪式、习俗、巫术、信仰等象征手段和符号进入个体心理的。但从全书的结构去看,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巫术信仰、神话传说以及对仪式、神话与传说的解释,都体现着一种“存而不论”的原始风貌。这部作品很好地呈现出整体民族志的特点。后来,这种“大而全”的整体民族志受到了以普理查德为代表的后来学者们的修正。普理查德在《努尔人》的结尾这样写道: “在写作本书的方式中,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那种对原始人群的长篇专题著作的传统。这些内容浩繁的著作一般以一种过于杂乱的方式对所观察到的资料进行了记录,因而读起来既不赏心,又无益处。”因此,他把整体民族志转换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民族志”,只是把对论证他的观点有关的材料收录进作品。这不仅很好地展示了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也从另外一个视角阐释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更是鲜明地论证和展现了他的理论雄心。虽然后来这两种整体民族志方式都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却始终没有撼动民族志对于事实描述的这种整体观取向。

  当然,为了达到对异文化这个客观事实的科学描述,除了遵守实证主义的母体范式之外,古典民族志还对田野作业这个民族志前奏工作进行了规定。比如,田野时间要保证在1 年左右、田野调查者须熟悉本地语言、与土著保持接触的机制、积极的研究方法、广泛详细地调查和记录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正如学者高丙中所说: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0 世纪20 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因此,民族志叙事以客观事实为主题,采取文化主体主位视角去看待和分析事实,用民族志作者客位视角的笔触去撰写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通过民族志叙事,去实现对客观事实进行科学描述的目的。至于这种科学性背后存在的相关不足,笔者在后面的分析中将有所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作者简介

姓名:李银兵 曹以达 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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