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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路径与合力 ——以民族学学科为个案
2019年09月18日 09:20 来源:《社科纵横》2019年第5期 作者:杨文炯 字号
关键词:“四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民族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四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民族学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首要使命和重任,本文以民族学学科为个案,从学科史、学科范式的多重角度,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既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学科体系的重要遵循,又是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与合力。进而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三重路径和境界。

  【关键词】“四力”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民族学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5AMZ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文炯(1967—),男,法学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

  一、新时代的呼唤: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

  (一)建立“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需的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库,这个“思想库”是否有“活水之源”、是否有丰沛的思想之水浇灌时代之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速度、质量和国际地位,更体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和风貌。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我国步入了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因此,新时代需要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从国际上来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中国积极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成为全球化时代回答“人类何去何从”的最强的智慧之音。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因此,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需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表述和诠释“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中国文化自信需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国文化自信为精神动力。哲学社会科学的载体是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文化的担纲者,是历史发展的先行者。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自信,而话语自信又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精神动力。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呐喊者和诠释者,更应该是思想者、创新者和话语表达者。

  (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存在“肌无力”的现实问题。一是从国内看,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二是从国际学术话语权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尤其在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还存在“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研究路径,尤其存在“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学术现象。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我国的一些重要的学科,诸如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科都有着“西学”的渊源,都存在值得反思的学科史的问题。这些学科都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支配的世界体系下,诞生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话语宰殖的语境之中,又在中国的知识界对“西学”、“新学”的追慕中从西方舶来的,乃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科是在“翻译”中长大的。正是在对“西学”的翻译学习的“消费”中形成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品味”,不仅存在“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食洋不化、东施效颦的问题,甚至养成了本土学者“言必称西”的学术“习性”,从而丧失了对学科背后的文化权力的自警和自省,也在自己的“默许”中丧失了学科的文化自信和话语权,甚至成为我们本土研究的学术视野的“白内障”。正如国内一位学者针对西方“东方学”之“汉学”的大量翻译引进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不论是从学科分娩的时代语境看,还是从学科研究范式和舶来中国的学科史来看,在此方面民族学堪为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民族学学科。民族学(ethnology) 在西方国家又称为人类学(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或社会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庞大的人文社会学科的队列中, 民族学是西方“东方学”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著名学者萨义德所言的:“‘东方学’的东方是一座剧场,一个舞台上演着不变的剧目,供欧美人从一个特权的位置观看。”“制造出‘东方人’的形象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其作为人的权利的知识与权力的联结,并不纯然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

  民族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西方的“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中新生的一种学术文化现象,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很强的“西方性”。人类学诞生在西方,然而在西方门类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队列里,人类学又具有强烈的“另类性”,它作为一门由西方学者掌握话语权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学科却在很长时期内“不配”研究西方社会本身,这一点与同样出生在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聚焦于西方本土社会的学科取向截然不同,在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序列中它只配研究“田野”隐喻的“野蛮”、“蒙昧”社会,然而它却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立场、政治经济利益深度相关。正是西方利益之关切决定了民族学的价值基点——只研究殖民地的“野蛮人”而利益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因此,民族学作为直接分娩于西方殖民体系下的“学科”,一方面殖民体系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表征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权力,民族学就是这种权力生产的知识——又是借此控制世界的话语。正如西方学者乔治·斯托金指出:“被喻为‘殖民主义之子’的人类学,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人类学者及其民族志无一例外地沾染上了殖民性。”所以,民族学分娩的“时空坐落”——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与文化,又注定了这个本质上具有西方特质的现代性同样决定了民族学的话语权的向度。或言之,民族学是西方现代性在“他者”——蒙昧、野蛮世界由“文明”的西方所生产的文化“商品”——作为“商品”的价值打满了欧洲的“绝对精神”的符码;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西方殖民体系的“术士”和控制非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它作为“东方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就成为19—20世纪世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呈现和权力的表述。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一种话语体系,正如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福柯指出的,话语本身具有“定位权力”,是一种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体现社会权力,对应着特定的权力结构。权力产生话语,话语实现权力的运作,话语存在之处也存在权力。作为学科话语的民族学人类学本身是近代以来表述西方权力的话语。近代以降,民族学人类学被“取经”或舶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蛮学”特质,以本土研究为取向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就追求本土化的方向。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以民族学家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明确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就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建立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追求。在新时代,建立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依然“在路上”,路在何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力”无疑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遵循。

作者简介

姓名:杨文炯 工作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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