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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黄鹏: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 ——类型、成因与限度
2019年09月11日 09:19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5期 作者:王军 黄鹏 字号
关键词:跨界民族;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安全威胁

内容摘要:

关键词:跨界民族;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安全威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后冷战时代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近年来相关成果在研究取向上存在“安全问题”与“去安全问题”的阿悖论以及跨界、民族两要素不兼顾的缺失。跨界民族引发的安全问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总体以后者居多。本文详细分析了跨界民族所在国为何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安全问题,并提出了军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三大类型的安全威胁,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其成因。这些威胁可能是存在性威胁,也可能是建构性威胁。跨界民族本身是一个变量,加上它所引发与卷入的安全问题往往受国家间关系影响或是为国内政治进程所驱动,故跨界民族成为所在国安全威胁是有着严格条件性的,它绝非必然成为“问题”,也并不必定带来安全威胁。我们不能简单将其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而应科学考察其存在的条件、范围与机理,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综合施治。

  【关键词】跨界民族;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安全威胁

  【作者简介】王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黄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视野下的独立公投与民族问题”( 项目编号: 16BMZ095) 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跨界跨境生存并非人类社会的新现象,但与以往相比,后冷战时代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导致大量新国家诞生,由此诱发了大量新的跨界民族问题,与之相关的各类安全问题抬头。其次,在技术、经济、政治事件等因素刺激下,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后果之一是人类的流动范围、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增大的跨国移民群体关乎民族身份,进而扩大了跨界民族问题的范畴。从政治学与安全研究角度对其进行回应,是学界应有之举。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不乏研究取向上“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悖论以及跨界、民族两要素不兼顾的缺失。上述研究取向上的张力,源于部分人士将跨界民族问题等同于安全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分析了“远距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导致险恶的极端政治所涉及的经验案例多是跨界民族议题。在他看来,虽然远距民族主义拥有一些积极的政治影响,但总的来说会让人感到未来的凶险。这一论述源自他对现代民族主义的源头与传播动力的剖析,偏颇但让人警醒。与安德森评价相近的是,当前欧美一些激进政治人物存在浓厚的反移民、将移民污名化的倾向,确信移民与恐怖主义存在强关联,认为移民威胁本国安全。同时,也有观点强调跨界民族可能带来的收益,主张将其去问题化。譬如,联合国向来强调跨界移民在文化经济等层面对所在国大有裨益。目前国内民族学界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时,亦较为强调跨界民族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国外学界的一些研究也指出了跨界民族在所在国家中的建设性作用。

  本文从经验与学理上对接上述讨论,基本假定是:跨界民族问题是一个光谱性连续统一体,涵盖了发展议题与安全议题,不能简单将其“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而应该科学地考察其成为安全问题的类型、范围与条件。本文的基本问题意识是跨界民族问题在什么背景、条件、机理下会成为安全议题,属于什么样的安全议题,如何判断其安全威胁。本文遵循以下研究思路:首先从跨界民族的类型入手来讨论其介入安全问题的基本状态,然后重点分析所在国视跨界民族群体为安全威胁的类型与成因,最后阐释上述安全威胁的限度。

  二、跨界民族及其安全问题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中的安全研究主要以传统安全研究为主。20世纪60年代,学界鲜有将种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的观点。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研究迈入新阶段,传统安全观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非传统安全理论从边缘逐渐走向安全研究的中心。一般说来,传统安全理论以国家安全为主要指涉对象,在主导价值上强调军事与政治安全;而非传统安全理论关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更多层次,特别是“人的安全”。与之相应,跨界民族带来的安全问题既涵盖传统安全问题,也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何种内涵的跨界民族问题属于传统安全范畴或非传统安全范畴,这需要从跨界民族的基本类型入手展开分析。

  (一)跨界民族的内涵与类型

  跨界民族是跨国界而居的民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跨界民族是指被不同国家的国界分隔但地理上相连的民族,而广义上的跨界民族还包括居于不同国家、地理上不相连的同一民族。鉴于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本文采用广义上的跨界民族概念。

  从跨界民族的形成来看,边界的切割、他族的进占、民族的迁徙都是跨界民族形成的历史原因。从跨界民族的内部构成来看,离散者、移民、难民、混血人群等群体都是亲缘国之外跨界民族的另类表达。不过,这些群体并非天然凸显出跨界民族身份。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上述群体会凸显跨界民族身份:第一,从自我角度而言,当上述群体内部保持跨越国界的族性纽带、将族性工具化利用或将族性作为族群动员资源时,这些群体成员会自视为跨界民族;第二,从他者角度来看,当上述群体的特定行为具有鲜明的族群外在表征时,这类群体会被视为跨界民族。

  根据跨界民族群体在相关国家人口结构比例状况,我们将跨界民族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跨界民族类型一即在相关各国均为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跨界民族类型二,即在相关各国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并存的跨界民族;跨界民族类型三,即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

  上述划分为我们审视跨界民族问题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路,但该划分方法是一种简单化和静态化的区分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朝鲜族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是朝鲜和韩国的主体民族,其他的朝鲜族居住在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原属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主要是中亚国家)、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当我们讨论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时,我们主要是将此问题归入跨界民族类型一。当我们讨论韩国与哈萨克斯坦境内朝鲜族的社会文化关系时,我们又会将其视为跨界民族类型二;同理,当我们讨论蒙古国、中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问题时,这也是属于跨界民族类型二的问题。而当我们仅讨论中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问题时,这就属于跨界民族类型三的范畴了。事实上,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跨界民族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复合型的,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场域确定跨界民族的类型,以及这一类型下的具体群体成员,尽管如此,上述三种跨界民族类型之划分仍是我们分析跨界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

  (二)跨界民族成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之所以要对跨界民族进行类型学的分析,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跨界民族群体所引发和导致的危险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安全问题也是不同的。总的来看,基于跨界民族而产生的安全问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

  1.类型一相关的安全问题

  类型一的跨界民族在相关各国均为主体民族,它们一般掌握国家政权。因此,这种类型的跨界民族关系通常表现为国家间关系,其安全问题也多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为主。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安全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朝鲜与韩国的安全关系皆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安全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国家的外交手段,属于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之一。

  这类跨界民族关系常常体现在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上,但并不排斥两者社会交往引发的安全议题。与此同时,对国家间关系上所体现的跨界民族关系,我们不能只聚焦于跨界的国家要素上,而是要研究具体的族性因素如何影响两者的国家间关系。

  2.类型二相关的安全问题

  在这种类型中,至少会涉及一个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所居的两个(或更多)国家,关系颇为复杂。尽管当今世界跨界民族群体数量巨大,但其力量仍无法与多数国家行为体相提并论。在亲缘国、所在国和跨界民族的关系中,亲缘国和所在国的关系对于跨界民族影响巨大。不过,跨界民族并非无足轻重。跨界民族可以成为影响亲缘国和所在国关系的重要变量,这在亲缘国和所在国关系不睦时尤为突出。

  北爱尔兰问题是这类类型安全问题的典型。英爱分治以来,爱尔兰政府支持北爱尔兰天主教徒(自认为爱尔兰人),努力谋求实现爱尔兰岛南北的统一。在此背景下,英爱两国关系长期不睦,以爱尔兰共和军为代表的北爱天主教激进组织在北爱尔兰地区乃至英国本土制造了大量暴力恐怖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英国北爱政策的转变,北爱尔兰地方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大大改善,北爱天主教激进组织对此表示不满,北爱尔兰反而遭受天主教激进组织的袭击。1998年《受难节协议》签署后,北爱局势渐趋缓和,和解迎来曙光。这种情况下,北爱尔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不再是英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传统的安全关系又成为英国和爱尔兰关系的主流。

  3.类型三相关的安全问题

  与前两种类型相比,类型三的跨界民族没有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如果这种类型的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则此类跨界民族问题就转变为前两种类型的安全问题。由于缺乏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的保证和支持,再加上民族群体力量弱于所在国国家力量,这类跨界民族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主。不过,一些实力强大的无国家的跨界民族也会带来传统安全问题,这类民族群体往往有建立独立国家的诉求。也就是说,这类跨界民族造成的安全问题与其意愿和能力有很大关系。

  作为非国家行为体,这类跨界民族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不遵循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采取非常规手段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其分裂主义行为可能破坏现有的国家治理结构和国际体系规范,甚至可能扩大为内战和地区战争,这类安全问题属于传统安全范畴。当前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部分库尔德人试图在跨国框架下建立整体性的库尔德国家是其经典案例;与此同时,四国国内库尔德人也存在独自建国的追求,其中包含了深厚的跨界民族的影响,但这两种模式下“跨界民族”的意义不一样。

  与此有关但不同的案例是跨界犹太复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召唤下,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聚集到中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国家——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的跨界持续,彰显了部分犹太人作为“离散民族”的政治特性与安全意义。以色列诞生后阿以冲突持续发展,在美国等地的部分犹太人也或多或少介入冲突进程,这就转化为前述类型二的问题。由上文可知,跨界民族类型一在国际社会中相对较少,而跨界民族类型二和跨界民族类型三则更为普遍。跨界民族类型I引发的安全问题以传统安全问题为主、非传统安全为辅,总体属于传统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本文不再赘述。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跨界民族类型二和跨界民族类型三引发的安全问题。除了跨界民族驱动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外,考虑到跨界民族的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及实力相对弱小,这些安全问题多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

作者简介

姓名:王军 黄鹏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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