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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碧波: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逻辑体系研究
2019年08月26日 09:41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作者:朱碧波 字号
关键词:新时代;边疆;边疆治理;逻辑体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时代;边疆;边疆治理;逻辑体系

作者简介:

  【摘要】边疆治理的逻辑体系是一个囊括逻辑起点、目标导向、价值底蕴、治理格局、实践内容的复杂系统。它从总体上涉及边疆治理“从何处出发”、“将去向何处”、“持何种原则”、“由谁来治理”、“又如何治理”等诸多根本性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逻辑起点是时代变迁中的边疆多重风险。新时代边疆治理,以美好生活建构为目标导向,秉持复合正义的价值底蕴,依托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持续不断地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边疆篇章。在新时代边疆治理实践中,我国围绕边疆地区的定位,聚焦边疆治理的开发开放,沿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致力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边疆特点的实践内容体系。

  【关键词】 新时代; 边疆; 边疆治理; 逻辑体系

  【作者简介】朱碧波,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我国边疆地区逐渐成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地理交汇点。边疆地区不仅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之地,而且还是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和辐射前台。面对边疆战略地位的凸显,我国边疆治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和新举措,在客观上形成学理自洽和思想深邃的逻辑体系。我国边疆治理逻辑体系是一个囊括逻辑起点、目标导向、价值底蕴、治理格局和实践内容的复杂系统。它从总体上涉及边疆治理“从何处出发”“又去向何处”“持何种原则”“由谁来治理”“又如何治理”等诸多根本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新时代党和国家召开的相关边疆会议精神及边疆治理实践为分析蓝本,钩沉中国边疆治理的逻辑体系,以期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治理思想的内在理路,裨益边疆治理实践绩效的优化。

  一、边疆风险: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逻辑起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理论探讨的原点。我国边疆治理的理论探讨和逻辑演进本质上都是缘于边疆及边疆问题的客观存在。从地理区位来看,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的特殊地带,处于政治格局的远端、经济增长极的外围、文化传导的边缘和交通体系的末梢。边疆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容易陷入边缘化困境。从民族分布来看,边疆是多元民族插花式分布和互嵌式居住之地。各民族原生的文化异质和后天的利益分化容易诱发民族结构性张力。从地缘环境来看,边疆是我国疆域与周边国家的毗邻之地,是地缘政治博弈、中西文化对冲和全球性风险跨境流动的首当其冲之地。边疆与生俱来的地缘民族特征使其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风险。这些风险大体包括:

  其一,边疆发展的困境。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同时也是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王朝国家时期,由于边疆地理位置、传统文化和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影响,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形成非均衡发展的二元结构。及至当代,国家择取“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再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梯度发展战略,再加上市场经济的虹吸效应与马太效应,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非均衡发展的境况更进一步凸显。步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虽然展开梯度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全面均衡发展战略的切换,但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的发展差距却并非一日之功可以弥合。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的发展差距,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发展体量的差距,而是更为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数差距。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制的测度和评估人类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人类发展指数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获取和体面的生活水平方面达到的成就。如果借用人类发展指数来测算,201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乃是0.754,历史性地由“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进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不过,我国次区域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却十分明显。核心地区尤其是北京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攀升至0.869,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指数标准,而边疆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才0.600,仅与不丹相近。这种人类发展指数上的差距,不仅蕴藏着区域之间的结构性紧张,而且还使得边疆地区的共享发展面临着诸多阻滞。

  其二,边疆稳定的难题。边疆稳定是边疆治理历久弥新的经典议题。边疆稳定并不仅仅是关涉边疆秩序建构的区域性问题,而是关涉整个国家主权独立和疆域完整的战略性问题。我国向来十分关注边疆地区的稳定,并提出通过边疆发展来促进边疆稳定。不过,虽然边疆发展在终极意义上具有促进和建构边疆稳定的效能,但边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却伴生着传统社会的去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解构,不可避免地产生转型的危机和发展的阵痛。从个体层面上讲,改革开放释放了整个社会被刚性压制的经济理性,边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趋多元和急切,但其自我发展能力却并未得到同步提升。这就使得边疆民众期望值高涨与发展手段贫瘠之间出现一定的反差。部分边疆民众在急遽改变自我生存境遇的驱动下,产生一些突破法治底线和道德边界的社会越轨行为。从社会层面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碎裂与重构,难免导致社会分层、区域分化,以及精英群体与边缘群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由于边疆地区尚未建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制度化的社会安全阀机制,边疆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与重组难免导致社会群体利益结构的紧张。从心理层面上讲,社会转型常常伴生着个体心理秩序的重构。现代社会转型通常意味着传统道德价值秩序的解构和现代道德价值秩序的完构。但在新旧道德价值秩序的切换期,整个社会容易滋生心态失衡和情绪焦虑等负面心理体验。在边疆地区,这种负面心理体验更是容易与民众的民族情感和宗教心理交织杂糅,从而产生民族发展忧惧、民族认同内卷化和他者认同阻滞等问题。

  其三,边疆安全的问题。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的特殊地带,也是国家疆域与周边国家的界别之地或毗邻之地。边疆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其天然地荷载着拱卫国家安全的职能,同时又潜藏着诸多非传统安全风险。在政治层面上,边疆安全风险主要体现为边疆各民族的“人心政治”问题,即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我国边疆地区向来是各种政治思潮众语喧哗和碰撞会冲之地。外来政治思潮和本土政治亚文化竞相抢占边疆民众的思想高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边疆民众认同问题的困扰和迷失。在社会层面上,我国边境线漫长,毗邻国家众多,边疆地区多受全球风险流动和跨境犯罪之困。这些问题包括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跨境流动、疫病跨境传播、“三股势力”、难民问题等。在生态层面,边疆地区是国家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既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又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边疆资源导向型开发模式极大地挑战边疆生态脆弱的资源秉赋,导致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生态安全风险和生态文明下行的压力。

作者简介

姓名:朱碧波 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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