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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亚民族问题分析
2019年08月14日 08:46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8年第4期 作者:吕超 字号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民族;民族因素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民族;民族因素

作者简介:

  【摘要】民族问题是影响中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关键问题。近年来,中亚民族、宗教问题更趋复杂,风险和变数增多,新威胁也不断显现。中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地区,中亚民族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影响会波及政治和经济领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影响因素。因此,民族问题因素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合作和风险评估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有必要对相关形势和风险进行研究和预判,减轻乃至避免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因民族因素引发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中亚民族; 民族因素

  【作者简介】 吕超,黑龙江鸡西人,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亚民族因素研究”( 16YJC850007) 阶段性研究成果。

  多民族并存从古至今一直深刻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中亚民族问题集民族、部族、地域、宗教、语言、历史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于一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又对中亚社会的诸多领域都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关键问题。近年来,中亚民族宗教问题更趋复杂,风险和变数增多,包括民族问题引发政治动荡、“伊斯兰国”渗透在内的新威胁也不断显现。中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利益。由于民族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影响会波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因此,民族问题因素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经济活动和风险评估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通过对相关形势的研究和预判,提出预防性政策措施,可以减轻乃至避免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因民族因素引发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妥善应对和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与中亚国家建立长期友好稳定的国家关系和民族宗教关系,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一、中亚民族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指在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局变动、政策不连续、地缘政治冲突、民族主义与宗教意识形态冲突、地区和局部战争、官僚体制与恐怖袭击等因素,以及由于外国投资者本身行为而给投资企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中亚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因素、国家独立时间不长、政治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国家利益集团表现得更为复杂,存在民族、部落、地域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情况。由于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民族、宗教及地方集团利益牵制着决策者的政策抉择,民族矛盾冲突影响着国内外政策连续性,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家政策的走向,这也使得中亚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时受到的限制更大。中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领土、资源纠纷和跨界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因素,它们将直接影响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互信、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给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一些地区由于民族宗教冲突或受“三股势力”影响,安全状况也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

  1.民族利益集团牵制政策抉择。国家对外政策决策过程是对外政策决策者们吸收本民族的文化,将本民族情绪情感和信仰、民族意识、价值观念、民族需求体现于国家对外政策之中的过程。近年来,中亚国家政治建设日趋完善,政治运行总体平稳,但中亚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受国内阶级矛盾、民族和宗教问题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政局仍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内政外交政策常常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中亚各国独立以后奉行民族复兴原则,实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加剧了不同民族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引起了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纠纷和冲突,加剧了各种党派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与摩擦,成为国家平稳发展的隐患。中亚国家的部落传统、地域集团和宗教势力对政府决策施加的影响很大。浓厚的部族主义传统使掌握权力的执政者在制定政策时向本部族或本地区倾斜,各部族或各地区享有的经济与政治优惠政策的差异,往往引发地方势力之间的对立。

  中亚诸国独立以来,希望获得外来投资和发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意识和习惯以及部族政治文化传统,使得中亚地区缺乏合作和共赢的观念,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也表现在中亚各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在独立初期,为了引进外资,中亚国家对外资普遍给予了优惠的条件,而当这些外资企业开始盈利、中亚国家的经济形势相对好转以及对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具有更多的经验时,中亚各国认为外来企业获得了过多的收益,并试图改变以前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2006 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突然取消了专门针对乌美合资的ZARAFSHAN - NJUMONT 金矿项目的所有优惠,使得合资企业陷入困境,并被迫宣告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中亚国家因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经验不足、腐败等问题造成国家利益受损等原因相关,但中亚国家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政府部门朝令夕改,也是引发矛盾的原因之一。

  2.民族问题影响中亚国家政策稳定。在一些中亚国家,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及利益集团缺乏相互妥协的政治度量,导致各部族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激烈的权力争夺使国家政权的稳定遭遇威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非正常权力更迭”和骚乱冲突事件,其政治局势只是维持了“脆弱的稳定性”。而政治稳定性低的国家在面临政权更迭、民族内部矛盾尖锐时,往往无力保证国家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方1997 年就曾签署了修建联通三国铁路项目的备忘录,但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该计划数度被搁置,至今仍未能顺利启动。而这种局面只会阻碍各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合作。除了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健全、政权更替、军事政变、社会动荡等引起的政治风险,中亚各国公共治理结构建立在动态的政治博弈之上,这使得不熟悉这一外部环境的中国企业面临某种主动性的投资风险,即不同利益集团、民族集团、部族势力、地域势力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可能会以额外法的形式表现,即政治因素可能导致额外的法律要求,由此引发不可预期的投资风险。

  3.国家间争端导致合作机制脆弱。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各国都在积极构建独立的民族身份,从历史、宗教中寻找其合法性与特殊性。中亚各国寻求民族独特性的过程,也是中亚地区统一性降低的过程。中亚国家之间的领土、水资源、跨界民族等问题的争端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在海关、能源、交通等很多领域也存在分歧。多年来,中亚国家和相关国家、国际组织都为解决问题、化解争端作出不懈努力,中亚各国在边界划定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水资源问题的处理成效并不明显。中亚国家广泛存在着跨界民族问题,某一国家的主体民族往往是另一国家的非主体民族,一国民族矛盾经常伴随着出现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活动,这种相互声援又会导致进一步促进事态发展甚至影响国家间关系。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多次发生乌兹别克族与主体民族间的冲突,在吉、塔两国的政治事件和民族冲突背后也有乌兹别克斯坦的身影。由于国家间民族关系问题引发的关闭边境、限制签证、严格通关检查等政策,影响了国家间正常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

  “大国”为了在中亚地区形成核心地位,划定势力范围,不惜推行强权政治。在犬牙交错的利益争夺中,往往在民族问题上做文章,将民族问题与一国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相联系,通过煽动民族矛盾引发冲突、暴乱甚至政权更迭,进而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外界消极干预中亚国家民族问题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亚国家围绕地区领导者地位展开的竞争,更是弱化了中亚作为统一整体的关联性。“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作为该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国家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得中亚五国离心趋势增加。中亚地区的‘碎片化’进程,使得中国在处理很多与中亚有关的事务时,很难将五国作为整体来对待。”地区内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导致国家间合作机制脆弱,不利于开展国家间的合作,差异较大的外交政策也不利于构建整体区域的多边组织,因而,也使得中国在与其深化合作方面,面临阻力与挑战,势必影响到“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作者简介

姓名:吕超 工作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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