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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
2019年04月25日 08:56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作者:郑君雷 字号
2019年04月25日 08:56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作者:郑君雷
关键词:百越;中华一体;共生类型;次生类型;羁縻类型

内容摘要:

关键词:百越;中华一体;共生类型;次生类型;羁縻类型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百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其实是被低估的。从考古人类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需要同时考虑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两条线索,并注意“同而未化、融而未合”和越文化反弹的情况。汉代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百越人群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可以分别归纳为共生、次生和羁縻三种类型。百越融入“中华一体”最深远的历史意蕴,是奠定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

  关 键 词:百越;中华一体;共生类型;次生类型;羁縻类型

  作者简介:郑君雷(1968- ),河北承德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边疆考古学、民族史和文化遗产研究。

  一、引言

  从考古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会牵连民族史、民族学,这些内容大致属于宋兆麟理解的“民族考古学”范畴。

  不过“民族考古学”在国内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于“民族考古学”的概念、研究范式乃至学科属性争议颇多。

  究其原因,其实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渐向“新考古学”甚至“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转型的学术背景有关。在此学术转型中,西方民族考古学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已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学者的各种理解,对应着西方民族考古学不同阶段的认知,而且时有混杂交织甚或“误读”,并且在民族考古学本土化实践中有所“发挥”,歧义丛生也就在所难免。宋兆麟对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解与多数国内学者不同,以为“民族考古学应当专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像夏代考古、东夷考古、匈奴考古、鲜卑考古、百越考古、高句丽考古、吐鲁番考古、巴蜀考古、南诏考古和西夏考古等”。[1]王仁湘认为这类研究即是“边疆民族考古”。①

  虽然概念有争议,但是国内学者普遍承认民族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承认两者结合能够扩展考古学的阐释空间,这种实践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中意义尤其突出。抛开价值判断,在部分学者“新考古学认同”“民族学与人类学趋同”的学术背景下,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在宽泛意义上称为“考古人类学”,似更容易得到理解并形成相对共识。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察似可以作为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个案。

  在从“前天下一体”发展到“天下一体”乃至“中华一体”[2]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为一,万里同风”②的西汉帝国是关键节点。“中华一体”在西汉边远地区的表现就是汉文化的形成,在百越地区就是当地以南越、夜郎、滇等地方政权形态或以吴越、骆越等部族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土著文化体系不复存在,在文化性质上已经转变为汉文化的地方类型,这些内容可以置放在“统一”的维度上加以考量,其标志是设置郡县。[3]

  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应当注意以下线索,即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不同,汉文化的发育、稳固状况亦呈递减态势;福建等地区存在着贾敬颜所谓“同而未化、融而未合,或半同化、半融合的情形”,[4](P198)贵州等地区甚至见有越文化的反弹;在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这两条脉络相互交织,而楚、秦、汉三个历史阶段各自发挥着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郑君雷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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