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还是政治策略的选择 以匈牙利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尤比克党为例
2018年08月08日 11:13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作者:张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莉(1977-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最近,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在欧美取得成功,包括对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运动的报道和分析,倾向于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现象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论述。本文从围绕“我们”与“他们”两极化对立角度,来构建民粹主义的上/下纵向维度与民族主义的内/外横向维度。“人民”作为民粹主义主体,“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主体,两者主体边界的重合度成了两者的衔接。本文以匈牙利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尤比克党为例,阐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中构建意识形态与选择政治策略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以深化我们对中东欧地区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关 键 词:民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尤比克党/匈牙利

  进入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正在逝去,在痛苦的阵痛中逐渐显现的是民粹主义新时代,民粹主义将成为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叙事的主导。①面对这股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尤其是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让欧美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对他们所看到的“民粹主义、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感到绝望。民粹主义成了当代政治真正的主流趋势。②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最强劲的发展。近几年来,“重要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而是民族的民粹主义”。③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幽灵交织在一起,合力改变着西方各国甚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被视为是极端右翼与民族主义的堡垒。尤比克党(Jobbik)成功地操纵了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核心要素,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定政治策略,成为“后转型”政治发展中独特的现象,也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本文对尤比克党进行分析,以深化我们对中东欧地区民族民粹主义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

  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理论框架的构建

  1961年,安格斯·斯图尔特(Angus Stewart)甚至把民粹主义称为“一种民族主义”。④自此,许多研究文献将(排外的)民族主义作为民粹主义政治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学术界,民粹主义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排外的)民族主义、本地主义、种族主义,有时甚至指新纳粹的政治立场。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尼科莱特·马科维茨基(Nicolette Makovicky)称之为“专制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⑤吉里安·伊万斯(Gillian Evans)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⑥巴尔萨泽(Ana Carolina Balthazar)指出这是“怀旧的民族主义”(nostalgic nationalism),⑦安德烈·金格里奇(Andre Gingrich)和马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则强调这是“新民族主义”的表现(neo-nationalisms),⑧道格拉斯·霍尔姆斯(Douglas Holmes)甚至认为这是“法西斯第二代”(Fascism2),⑨休·古斯特森(Hugh Gusterson)认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⑩更合适。在媒体与公众讨论中,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的讨论中,民粹主义经常与族裔(11)相联系(12),概念混淆的现象更令人关注。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在‘人民’中的鼓动和共振作用,只有过去的宗教能与其媲美”。(13)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奉行“政治单元(国家)与文化单元(民族)必须合一的政治原则”。(14)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围绕“民族”建构的一种话语体系,是历史存在的一个有限的与拥有主权的想象共同体,与一定的空间相联系,是依据民族内/外群体之间的对立进行构建的。第一,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从国家、土地、自由、民主、人民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中获取意义,演变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只是用“民族”这个词语,如他们有时也把“人民”(the people、das Volk、el pueblo)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另外一种理解。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主体,是共享一种共同文化的政治共同体,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构建集体认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第二,民族主义像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具有排他性,民族这个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边界,将“我们”与“他者”、“内者”与“他者”相对立,划分为有文化差异(cultural distinctions)的、排他性的群体。对“他者”贬抑,才可以带来团体内的积极的自我想象,构建集体认同。因此,这有助于从空间上思考民族主义的主体与边界的构建。

  民粹主义“信仰人民”,因此构建“人民”的概念成为民粹主义的核心,以底层“人民”与高高在上的“精英”对立的二元分野来界定“我们”和“非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边界。民粹主义有着独具特色的人民观,就人民内部来看,“我们”代表同质的人民,人民是同质的、良善的,他们团结在一起,具有共同的身份和认同。(15)这里所谓的共同身份,是指人们被认为是一个集体,具有共同意志和单一利益,能够表达这种意志并作出决定。(16)他们攻击“非我们”的同质的精英,无视宪法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利益的规定和原则,将人民的“真正利益”凌驾于正式的、间接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上,反对政治妥协。反之,那些蔑视普通人、主张精英(无论是从文化、经济、传统或者道德上定义的)优越性、维护(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的利益、维护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标准的决策程序,以及用做生意的态度(包括与反对党的协商和妥协)对待政治的人,则是反对民粹主义或非民粹主义。简言之,民粹主义的内核就是“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对于“人民”概念的二元对立法界定,往往使民粹主义带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特征。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构建的政治共同体因主体和边界的不同,显然是不同的概念和内涵。但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中,这两种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与边界是否可以部分重叠?是互为政治策略的选择还是意识形态的相互补充?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民粹主义和(或)民族主义的诉求动员选民,在选举中发挥多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本文将使用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在纵向和横向上把“我们”(us)与“他们”(them)两极化的方法来定义民族民粹主义的概念。(17)就民粹主义的构成而言,是介于底层的“普通人民”与高高在上的“精英”之间的对立,即下/上(down/up)的纵向维度。“我们”指的是“人民”,即“普通人”。正如特朗普所定义的,“被遗忘的我们国家的男人和妇女”被视为善良的、努力奋斗的、勤劳、朴实、有共同意志的。“他们”是指“精英”,他们被视为腐败、自私自利,被政治正确愚弄的,最重要的是,对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漠不关心、也不去解决。像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和形形色色的欧洲怀疑论以“人民”的名义声称:“我代表你们的声音。”他们可能是职业政治家,如荷兰的威尔德斯,或亿万富翁如特朗普、贝卢斯科尼等,人们将其成功归功于对“人民”和“精英”之间对立的操纵。(18)

  就民族主义的构建而言,“我们”与“他们”主要表现在“内者”与“他者”的对立,即内/外(in/out)横向维度。“内者”是指“像我们一样的人民”,即那些与我们拥有共同生活方式和认同的人。“他者”就是对我们生活方式和认同造成威胁的敌人,既包括内部的他者,那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他们甚至是国家的公民,但是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也包括外部的他者,对我们生活方式、认同和安全构成威胁的国际机构和政治力量,如全球化、自由贸易、欧盟、极端的伊斯兰,等等。

  不论特朗普主义还是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精英”与“他者”定义为“高高在上的”,不仅仅看不到普通人民的苦苦挣扎,而且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漠不关心或者鄙视。精英成为全球化的精英,支持没有边界的世界,并不关心寻求国界保护的、被全球化抛弃的普通人民和被破坏的民族团结与认同;他们因支持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主义、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欢迎外来移民和难民而备受批判;他们谴责普通人民患上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正如希拉里将特朗普的支持者描述为“一篮子可悲的人”(a basket of deplorables)。

  在这种二维划分中,“人民”“民族”或者“我们”的边界与主体的重合被视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衔接点,为对民粹主义进行多角度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尽管作为主体的“人民”或“民族”及其边界范围在不同政治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中有很大不同,但是“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大肆宣扬的‘人民’与民族主义者的‘民族’在其本义上是同宗同源的”(19)。当“人民”恰好与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重合时,人民意味着国家的公民,即人民主权成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赋予者,存在反对少数民族的可能性。如果“人民”与一国内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少数民族相重合时,“人民”意味着少数族群,或代表着本地区构建的政治共同体认同,即反对主体民族,要求民族或地区自治,甚至民族分离或国家分裂。

  外表上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纷繁复杂,但其内核是强调民族认同和捍卫传统的族群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对内以“人民”反对“精英”,对外以民族国家反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势力,如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全球化、经济区域化(欧盟)等。北欧和西欧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如荷兰自由党、英国独立党、奥地利自由党等,并不是从狭义的“民族”而是从广义的“公民”来构建“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伊斯兰教威胁西方文明的政治主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族裔民族主义转变为公民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关注已经上升至基督教认同(Christian identity)和欧洲认同(European identity)的问题,表面上是保卫性别平等、同性恋权利和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借用狭隘自由主义的不自由的政策主张,强化了基督教认同和欧洲认同的特征。尤其是在玛丽·勒庞当选党主席之后,法国国民阵线从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新种族主义转变为维护共和主义的、“去妖魔化”的主流政党。

  然而,正经历着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二元化进程的中东欧地区的情况不同于西欧地区。冷战结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释放了向民主和市场转型的危险,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流行。(20)在1989年之后,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中东欧地区凸显,一些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欧盟东扩和民主化进程又进一步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壮大。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的条件,图谋世界霸权。(21)由此可见,中东欧的民族主义煽动者利用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赚取政治资本,如匈牙利的尤比克党、斯洛伐克的民族党、保加利亚的“阿塔卡”联盟等。

  匈牙利尤比克党的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Movement for Better Hungary,Jobbik)。2003年,该运动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党组织,由加博尔·沃纳(Gabor Vona)领导。在其成立宣言中,尤比克党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有原则的、保守的、激进爱国的基督党,其主义目标是保护匈牙利的价值和利益。(22)在2006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尤比克党与反犹的极端右翼匈牙利生命与正义党结成选举联盟,仅获得2.2%的得票率,没有达到5%的进入议会门槛,处于匈牙利的政治边缘。在2011年大选中,尤比克党赢得了12.2%的得票率和47个席位。这得益于尤比克党明确地作出策略选择,制定了反对腐败、反建制、反对欧盟和罗姆人的政治纲领。2014年大选尽管实行了有利于青民盟的新选举法,(23)尤比克党获得了23个席位,重要的是它在106个直接选区的41个当中成为位居第二的大党。2015年4月,尤比克党首次在塔波尔卡单名选区胜出。它利用“漫长的一夜”骚乱与罗姆人事件,鼓动反建制与反罗姆人的民众情绪,构建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姓名:张莉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职称:副研究员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