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路”的整体发展倡议，是合并起来的一个宏观工程，强调要把此项倡议落实和区域开发与开放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站在高度上的大项思考。目前所看到的研究，多数观点是站在多数民族的角度去思考与分析的，然而“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国内沿线区域多是民族地区，就少数民族角度讨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is an overall development blueprint and integrated macro plan proposed by Xi Jinping for building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which emphasiz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RI and regional exploitation and opening-up.The BRI is a sophisticated design standing from the high position.The most outcomes including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s,comprehend and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jorities,yet few from ethnic minorities,although the Road more or less refers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areas.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依赖理论/少数民族/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dependency theory/ethnic minorities

　　就目前的观察所知，“一带一路”通过众多民族地区。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各种开发项目将在沿线民族地区陆续开展和落实，各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将和各民族社会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仍然是左右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在积极朝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把少数民族的基本条件与情况考虑进来，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角度，创造共同繁荣的目标。

　　一、“一带一路”用意思考与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从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更多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这项工程的目标，就是将中国及周边的国家一起联系起来，不只是太平洋盆地区域，更要拉起中亚乃至欧洲，透过共同的合作，创造双赢与共利。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今天的中国经济希望改变自身的角色，要将过去中国扮演代工制造的世界工场，转型为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市场，因此，在这波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一定是往下走的，短期内对原料需求会大减，减缓对国外的需求。但是中国仍然不能放弃出口，维持生产大国的地位，同时更要维持国防战略资源的稳定进口与取得。在这样的一个构想与思考下，如何达成这两项目标，需要多维度的考量。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如是说：“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协议相比，是新型的国际区域合作的平台。这个平台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需求，因为中国现在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要让更多的制造业可以更加均衡地走到其他经济体中，使得一带一路沿途区域内的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均衡，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1](21)这是个基于现实的考虑。崛起中的中国向世界公开宣示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谓的“一带”，旨在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所谓“一路”，旨在串联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长期目标。

　　推动这一项超大的区域合作计划的用意，如学者指出的：“建立区域性国际中心可以逐渐达到经济合作和政治整合的双重目的。就国际经济合作而言，可以促进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加快一体化进程；就国家安全而言，可以做到固本于‘心脏地带’，固城于‘边缘地带’，并以贯通两大地带来扩大中国的地缘优势，整合周边地缘资源以建立安全互信机制。”[2](149)从这个说法看，中国的构想和倡议不是被动与消极的。

　　这个宏大倡议的基础，需要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立基在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上。除了陆海空各方面的交通网络联通外，更要积极地实现五通，即所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交叉立体的联通关系。当然，作为这样的一个宏大倡议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可以预期此一倡议不是一蹴而就的，但若经过时日的努力则会成果显现，符合当初所设计的效益可得。

　　“一带一路”将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完全覆盖了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省区，基本囊括了东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3]。

　　“一带一路”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一种间接的影响还是直接影响呢？就许多调查与报告看，各民族地区发展情况并不一致，要想一起发展起来有其难度；很多民族地区因为受限于地理条件，或是资源相对缺乏，或是缺乏技术人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看待长期发展呢？

　　“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宏大倡议，将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使民族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将极大促进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社会经济变动，首先需要清楚说明倡议内容与执行步骤，如果没有取得沿线各民族的认同，贸然前进，难免会引起疑虑。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势必会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伴随而来的是外来文化涌出，以及与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会受到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族成员发生文化冲击，进而可能动摇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如何让少数民族民众安心，尊重他们的社会文化发展，协助他们向前发展，消除他们的疑虑，这需要多站在少数民族角度来思考的。

　　二、就少数民族角度的思考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内地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带一路”的推动可进一步深化、巩固西部大开发的成果，但是不可讳言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地区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缺乏管理的组织与技术，缺乏足够的资金发展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承担“一带一路”重大工程的任务？如果民族地区无力承担工商发展，那么后续产生的影响不可轻忽，他们的发展机遇是否会因此丧失。

　　在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呈现巨大变化的同时，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心态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求发展、谋富裕的心情更加急迫，要求也更高、更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主流愿望已经不再满足于救济、照顾，不再满足于个人经济上的短期改善、生活的温饱和一般性的财富生产。人们的主要愿望和要求，更倾向于本民族及其成员的地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特色能长期保持并得到应有的弘扬，家乡的生态环境受到保护和改善，家乡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并使当地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政府要能更多开辟致富门路，协助发展和支持群众主动创业、发展新产业、经营新事业，从而使得自己的家乡、群体和个人更加富裕，尽早享用更多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4]。这些愿望无可厚非，但是各地区间的条件差别非常大，要想迅速达成目标，绝不是短期能达到的。这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也应该是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以云南为例，云南处于我国西部，从地理区位上看，该省的少数民族地方是西部的西部，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虽然有边境优势，但是邻国缅甸经济欠发达，政局动荡，毒品、艾滋病侵袭干扰滇西地区。为了国内的安全，我国在边境不得不设置关卡，因此滇西物流从印度洋进不来，从太平洋进来成本又太高，两头被孤立和封锁。滇西又处于澜沧江、怒江、金沙江、流域高黎贡山、横断山、哀牢山等山脉地带，除了极少数地方，绝大部分地方自然环境恶劣，这也是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处于经济核心区的边沿地带，因此任何连接云南西部到昆明或者这个西部大通道建设所需投资非常巨大，另外经济活动的交易和规模无法放大[5]。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中很大一部分居住在边疆地区，还有一些跨境民族，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外交及边疆的安定和边防的巩固。在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时，这些因素都不得不慎重思考，无边疆即无内地这句话可以在此印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地区，如云南、西藏、新疆，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还有不少跨境民族。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效，周边的国家和民族都会高度关心。如果政府机关并未认真落实协助少数民族政策，行政政策上未能以民族地区之少数民族为出发点思考，少数民族不能共享成果和共同发展，那么就不容易争取到少数民族的“心”。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赋予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权利，目的是让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发展，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然而，在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发展环境制约下，无论其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发展的空间都是非常狭窄的。比如小农经济，即使一家一户从事的是耕种小块土地，在无法扩大耕地面积之下，其家户如果没有受到自然灾害打击，还能继续存续；但就经营者而言，不论再怎么深挖深掘都将是徒劳的。若此情况能得以改善，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如果缺乏技术能力，还是停留在社会的底层，还是成为社会阶层之中的弱势群体，如此长期下去不断被边缘化，很容易就离心离德。

　　这些困难情况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当地的政府和民族事务机关，就可以主动为少数民族民众争取工作机会，或是协助企业厂办提供一定比例的具备民族身份者的作业员，协助少数民族就业困难的状况，让他们在基础工作中取得生活发展。另外，“一带一路”要解决的问题应该不只是如经济学者所思考的单面向问题，当我人看到这个倡议牵涉到少数民族时，不得不深入思考，从这个倡议中如何解决少数民族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三、结论与讨论

　　不少人一直以来单纯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经济计划，然而就整个倡议目标来看，它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发展框架可以说明的，它涵盖了国防、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及能源等各方面。

　　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进存在一定的风险，有论者以为风险在资金，有论者认为在外交关系，种种论点都有其道理，然而笔者则以为最大的风险则是在“人”，整个工程中需要推动倡议的人、执行倡议的人、负责沟通各方的人、管理技术人员、金融管理的人等等，这项倡议需要大量的人才投入，从基层工作人员到中层到高层，全国各民族都不可以被忽视和遗忘。

　　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尤其有其必要。“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力发展的再平衡，“就国内整体发展重点再平衡来说，一带一路强调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为积极的开放策略，全面加强东西部互动，通过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东部地区打造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两个核心’。”[6](29)

　　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工作中，要带动及协助提升的区域很多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在整个工作的政策思考上应该多听听少数民族的看法与意见，在构思政策的同时，在倡议落实中不能不站在少数民族角度进行思考，给予少数民族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倡议的实践行动，让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成为拉动跨境民族前进的一股主要的动力。

　　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与协助要放在国家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进行，少数民族受到尊重所展现的氛围，除了能杜绝国外对推动“一带一路”的不信任，也能避免少数民族群众的疏离感，让工作能更顺利地进行。

　　在此，笔者要再次重申，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关键，我国共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其中近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占所有陆地边界线的86％。我国共有138个边境县(区、市)，其中109个在民族地区，占所有边境县(区、市)的80％[3]。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的邻国如蒙古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老挝、缅甸等已有或规划的铁路、公路互联互通项目，这些交通项目，大多是从民族地区出入境。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促进区域合作，而且必然会带来周边民族扩大交往的范围，这些民族互动既包括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了国境周边各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总之，“一带一路”中绝对不可缺少少数民族的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会使国内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整个区域合作，进而推动东北、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中原腹地、东部发达地区的族际交往交流。基于互惠互利的交往效果，这种地区间的经济互动未来将会扩大带动东、西部各民族间的互动，从而促进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和提升，这将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这件宏大的倡议构想，需要所有的政府机关动起来，也要所有的民族行动起来，透过这样一个整合型的倡议行动，可以证明中国有能力在自身站起来后，也能够做到真心帮助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一起共享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罗中展，中华科技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台北 罗中展(1958- )，男，台湾台中人，中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