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兴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城市化给农村人提供了凸现“族群性”的机会，族群性是“都市乡民”群体生成的主要逻辑线索。进入省内本地城市的农村人属于低族群性强度群体；跨省流动进入城市的汉族农村人属于中族群性强度群体；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属于高族群性强度群体。族群性与城市性互动的过程就是族群性的再造、重生过程，也是族群性丰富城市性的过程，族群性可以成为都市发展的独特资源。宽容性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城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城市宽容社会提供了条件和有利基础，但城市的宽容氛围不会自动形成，有赖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

　　关 键 词：族群性/城市化/都市乡民/族群性强度/宽容

　　“都市乡民”概念是由甘斯(Herbert J.Gans)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都市乡民》(Urban Villagers)一书中提出来的，原意是在高度城市化的都市中，存在着移民聚居的“都市乡村”，居民带着从移出地家乡带来的非都市的制度和文化生活在这些区域，并试图适应都市环境。①后来“都市乡民”成为美国、加拿大及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都市移民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并逐步引申、用于描述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进城农村人在城市环境中的半适应、半融入状态，具体表现为职业和生活环境完成了城市化，但心理和生活方式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乡民的特性。

　　本文引入“都市乡民”概念，用于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人口和群体。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将“都市乡民”界定为：农村出生，农村长大，主动(进城务工经商)或被动(城郊失地进城)进入城市生活，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但没有完成心理和生活方式转型的进城农民。从1991年末到2013年底的22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了1.34倍，城镇化率从26.94％提升到57.35％。②表面数据似乎显示“中国传统农民的终结”正在成为现实；但数亿进城农民虽然不再以农业为生，也离开了村落环境，甚至获得了城市户籍，却演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民”——“都市乡民”，表现为隔离性和乡村性的居住生活模式、内向性和初级性的社会交往模式、矛盾性和模糊性的社会身份认同、封闭性和选择性的城市社会融入以及持续性、频繁性的乡村社会联系五个方面。③从逻辑上讲，“都市乡民”的形成有两重线索：一是“乡土性”。村落社会和农牧生产方式塑造出费孝通总结的依赖土地、安土重迁、孤立封闭、熟悉信任、重视礼俗等乡土社会特征④和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等农业社会的“价值理性”，⑤这些“乡土性”在农民进城以后不会立即消退。二是“族群性”。历史演变将中国农村社会固化为众多的民族聚居区域、方言及次方言区域、省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域，农村人安土重迁，历史、地理、血缘世系等原因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传统文化，农民进城以后即演变成族群性。研究表明，移民的族群性(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是“都市乡民”产生的关键原因。⑥本文尝试悬置“乡土性”，专题研究族群性在“都市乡民”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而探讨“包容性城市建设”内涵，为“都市乡民”融入城市创造宽容性人文氛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