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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玉:新时期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理论创新思维探析
2017年10月17日 09:11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孙振玉 王娟 字号

内容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和国家也不断推出有关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新论断新战略,这是以不断创新思维为根本前提的。不断创新思维也是确保我国民族关系理论持续深入发展的关键。中国特色和谐民族关系理论建设的根本方向固然是既要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也要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但当前理论建设的重点却是要突出对民族问题是长期复杂的社会治理工程的认识,突出民族团结是最高利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趋势和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大家庭等认识。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理论;和谐民族关系;改革开放;少数民族;文化;交往;民族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振玉,王娟,宁夏大学 民族学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孙振玉,男,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问题与民族文化。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和国家也不断推出有关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新论断新战略,这是以不断创新思维为根本前提的。不断创新思维也是确保我国民族关系理论持续深入发展的关键。中国特色和谐民族关系理论建设的根本方向固然是既要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也要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但当前理论建设的重点却是要突出对民族问题是长期复杂的社会治理工程的认识,突出民族团结是最高利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趋势和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大家庭等认识。

  关 键 词:新时期/和谐民族关系/民族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看,这是一个集理论学习、现实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个环节为一体,不断反复进行、不断实现创新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现其中国化是这个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和突出特征,与此同时,也注重吸收欧美等国民族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始终坚持其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实际,能够确保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效结合,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创新有效指导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要求始终有新思维、新观点和新方法。

  一、通过创新思维不断推动理论模式创新

  按照马克思主义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之后才是民族消亡理论①,在国家消亡、天下大同真正到来之前,我国都将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从承认并尊重现实(多民族存在现实),到接受并尊重实现理想而必然带来的结果(民族将不复存在),就会成为其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根本取向。然而,这是一个指向久远的未来取向,而不是当下的现实取向。既然“民族融合”这个概念,一方面指的是手段——导致民族消亡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指结果——民族消亡这个结果,那么,对于少数民族人们而言,必然会对其有颇多顾虑,所以,在我国民族理论中一定要慎重使用。但无论如何,民族消亡理论的根本取向,却为反思批判已有模式、建立民族关系理论新思维提供了一条有用线索。

  民族以文化和社会差异为存在前提,任何民族理论新思维,都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如何对待这一差异问题。既然消除差异不是现实选项,而扩大这一差异,又有违马克思主义民族消亡理论,那么,根据我国经验,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思维模式,就是既要承认民族文化多元,这是“文化多元模式”,也要尊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文化交融模式”。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也是指导中国特色和谐民族关系理论新思维的根本思想,这就要求对于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发展规律。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思维必须尊重中国民族、民族问题实际,尊重其客观发展规律的体现,任何有违这一精神的实践,即使充满善意,也是不妥当的。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理论形成发展过程,我们注意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国内各民族自由、解放与平等为己任,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持尊重态度。1949年9月下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夕,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5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第53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51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奠定了我国民族制度和政策发展的坚实基础,其内容和精神后来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固定下来。然而,我们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制定的民族制度和政策,尽管目的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其根本出发点却是对民族文化与社会差异的承认,这从思维方式上看,采用的显然是多元文化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此后一段时期,之所以选择多元文化模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刚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这时,尊重各民族存在,让各族人民都过上自由平等生活,都成为国家主人,是最迫切的。新生国家政权也需得到少数民族群众支持,才能进一步巩固,这也是最紧迫任务。从民族关系方面看,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从旧社会遗留下来许多问题,亟待认真“疏通”[1]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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