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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2019年10月23日 14:54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07期 作者:吴海江 徐伟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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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在农耕文明的长期演进中,民与君、民与官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以文化形态融入中华民族心理与性格的塑造中。传统民本思想所彰显的群体实践性、现实效用性和历史积淀性的特质,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文化溯源与现代生成提供了可能。“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从君民到人民、从统治到发展、从用民到为民的现代转变,构成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继承与深化、重构与超越的逻辑。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时代道路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人民为中心 民本思想

  作者简介: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伟轩,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2018XAA0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于统治者和思想精英的治国实践和历史反思。自先秦始,民本思想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心理中,由此影响着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时至今日,传统民本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崛起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构成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底板。[1](p.107)正是基于这种彼此联系、相互统一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围绕“人民”“发展”“目标”“初心”的观点论述及其方法建构,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依据。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既与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息息相关,也是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当代塑造。正是从传统民本思想及其两千余年嬗变的文化土壤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汲取了历史性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嬗变及其特质

  “人民”一词在古代典籍中极少出现,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人”“民”最初并不是以概念完全重合的叠义词的形式出现,而是存在显著差别,甚至相互对立。概言之,“人”“民”的意义改写、挪移及共谋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演进过程。在西周末年的“国人暴动”中,虽然人有生活在京畿地区的“国人”和封邦建国的“野人”的不同称谓,但是在整个奴隶社会,人始终意指人身自由的平民。“民,众萌也。”在金文中,“民”的义训为暝,为盲,最初构造是一把锥子刺进眼睛而失去了瞳子的形象。[2](p.114)相较“人”所代称的非奴隶身份的自由民,“民”则是挖去眼睛的终生奴隶。直到商代,鉴于夏桀覆亡的历史教训,商的统治者盘庚提到“古我前后,罔不为民之承保”。亲历武王伐纣中牧野倒戈的周公进一步提出“以民情视天命”,创造性地将民和天子的命运相连。但此时,诸如“民为邦本,邦本固宁”“罔不为民之承保”的保民、重民话语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火花。即使在奴隶社会晚期,“民”依然带有贫贱恶意,如《论语·季世》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传统井田公社和奴隶主阶级日趋式微,地主阶级兴起,民在军事和生产中的作用充分显现,诸多政治改革家打破传统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奖励耕织、军功授爵的重民政策。同时,诸子百家也在争鸣中提出诸多重民、保民、利民、恤民的主张,以儒家颇为典型。孟子首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则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喻指民与国家的关系,将“民”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民本思想。这样,“民”与“人”的对象所指在政治实践和知识权力的作用下逐渐统一相连,并被社会所认同。从“人”“民”的语境变迁和使用方式就可以看到,“人民”本身即是一种历史书写,反映其作为群体存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外延、含义与地位的变化。这种改变就是农耕文明及其文化形态中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不同于现代西方基于工商业形成的民主原则,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起源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从族群氏族到宗族家庭,由技术崇拜到道德规约的农耕社会的演变,既是规范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的伦理秩序的要求,也是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以来,思想精英利用知识权力进行话语塑造的结果。

  汉唐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繁荣全盛,民本思想也处于大发展阶段。秦二世公然以“极欲”伤民、害民。汉朝借鉴秦迅速覆亡的历史教训,创举性地将民本思想融入正统意识形态。无论是黄老之学的“与民休息”,还是大一统思想的“天人感应”,无不闪耀着“人民性”的光环。与此同时,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春秋战国业已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贾谊指出,民才是“万世之本”,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3](p.332)董仲舒也阐释了民与君主的关系,认为“民者,君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天之立王,以为民也”。他强调君主作为上天的代言人,理应遵从上天意旨,以民为本,进而与天人感性构成了联系。[4](p.80)唐太宗则以隋朝灭亡为镜,视君民、君臣为“舟水”,将这种关系运用到治国实践中,形成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

  宋代以降,传统民本思想日趋完善。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提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将儒家思想的家国情怀和“民为政治之本体”呈现到极致。张居正系统提出了安民、保民、恤民的为政之道,主张“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一方面,受制于宋明理学的陈腐和专制皇权的强化,地主阶级日渐消极,民本思想在整体上没有取得明显突破,甚至回退到对诸子百家民本学说的总结。另一方面,传统民本思想虽然没有导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原则,却也蕴含着现代民主的元素。蒙元灭宋,明清鼎革触动了部分汉族士大夫对专制主义的制度反思,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最具代表性。其中,黄宗羲对皇权专制进行了猛烈批判,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突破了民本与君本必在同一体系的藩篱。即便是晚晴时期,以“衰世”看社会,首倡“宾法制”的龚自珍,对君主专制批判的强度和效果都不及黄宗羲。明清之际的民本思想虽然在近代大门前戛然而止,却是农耕文明在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璀璨精华,即使到了近代,对民主启蒙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梳理民本思想在商周萌芽,到明清完善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到,传统民本思想既是文化范畴,也具有历史意义,至少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民本思想具有群体实践性。民本思想虽然没有剥离传统天命观,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却是扎根于地下,以人民的需要为本,从民众现实生活出发。无论是居于庙堂的统治者,还是处于江湖的黎庶平民,都要有现世精神。在百姓那里,要以农桑生产为本业,定期向官府纳粮服役,遵从宗族、乡里的自治规约;在知识分子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关怀和人世精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激励着无数知识精英和政治改革家实现理想与抱负;对统治者来说,要求体察民情和奖励耕织。明清时期,“亲耕躬桑”发展定格为祭祀制度,无论是昏聩之君,还是平庸之主,都要实地劳作一番,虽然有象征和“作秀”成分,却也真实反映着重农劝农、民殷国富的祈盼。民本思想以群体性的政事日用、耕稼工商的现实活动为中心,在深层次表现了中国传统以群体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社会伦理、社会文化,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规约。[5]

  第二,民本思想具有现实效用性。民安方能国泰,倘若天灾人祸,招致民不潜心于农事,不仅使国家赖以运行的税赋无法保证,还会出现流民草寇,甚至出现“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历代农民起义胜利者甚少,却着实冲击了统治秩序。大部分农民起义虽然没有直接终结朝代的命运,但每一个朝代的覆灭又与农民起义密切相关。传统民本思想一方面被专制政治所活用,成为重要的治国思维,对社会政治结构、机制和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根据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所生成的历史逻辑,是统治者和政权道德品质的试金石,进而成为评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第三,民本思想具有历史积淀性。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是交织各种文明,荟萃各地风俗的复合形态,却离不开农耕文明的总体,在丰富多彩的个性中寓含着共性。作为农耕文明的文化形态,民本思想就是这种共性的重要部分。传统汉语言不乏对人的代称,却以现今并不经常使用的“黎庶”最为频繁。唐太宗就以“黎元”“黎庶”阐发民本思想,得出著名的“舟水论”。与“民”“人”一样,“黎”“庶”虽然在词源中有贵贱之分,却都意指社会中的劳动者,从事的劳动自然就是基于村社的农耕活动。传统民本思想起源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成熟于战国,贯穿于村社庄园经济到家庭小农经济形态。明清之际,作为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它又孕育着现代意义的民主元素,不仅为当代思想文化提供形式支持,更为之提供“内容供给”。这种历史、文明的范畴也就使民本思想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延展自如,在宏大的历史文明画卷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形态,不断演变、发展和升华。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6](pp.146-147)历史是人民群众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而人民正是在历史实践活动中满足其生活需要,具有社会关系的阶级或阶层,尤指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群体性、社会性、组织性和阶级性是人民的基本特点,历史及社会、国家等一切规制的创造都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

  群体实践性、现实效用性和历史积淀性虽然反映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却无法掩盖其受制于非现代的社会形态的整体,维系剥削经济和君权天授的事实,从而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思想有本质不同。恩格斯曾说:“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7](p.775)传统民本思想终究是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溯源,绝非照搬照抄式的文化复古。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p.299)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p.421)即使在革命年代,这种“最彻底的决裂”既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更不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扬。“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是基于唯物史观人民观点的理论自洽,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文化积淀和现实境遇,对传统民本思想构成了传承与超越的潜在逻辑。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

  习近平任总书记之始,就将出自《诗经》的“夙夜在公”作为治国理政新实践的基本要求。[9](p.1)“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叙事风格,包含了对古代典籍的旁征博引、经典名句的画龙点睛,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坐标。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功能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为人民谋福祉的文化,离不开民本思想的人文气质、教化观念和道德理念。同时,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延续性,传统民本思想虽然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话语表达与实质内容孕育着丰富的治国施政经验,是人民智慧的体现,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思维方式、方法建构和规律认识不乏有益启示,是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中,从价值形态到实践形态的重要源泉。

  首先,传统民本思想虽然话语颇为隐晦,没有直接否定天命观,但事实上揭示了“民存则君存,民安则国安”的规律。传统民本思想虽然没有上升到从理论层面认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尚且达不到以唯物史观的高度来发现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它看到了人民对国家形态的鼎革作用,这种民心所向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唯有推陈方能出新,秉承历史的自觉性,始终以人民的福祉为中心,政党才能受到真诚拥护,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其中的关键,正如邓小平所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0](p.368)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功劳簿”前,部分党员干部逐渐产生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局部地区在扶贫工作中徒有其表的“数字工程”,一些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现象,反映了党所面临的“四种危险”形势依然严峻,甚至在形式主义的包装下正在侵蚀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的成绩。“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更鲜明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1](p.61)“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始终把“以百姓之心为心”作为重要价值准则,将“民心”问题看作党执政的根本问题。这无疑是党和国家立足历史维度与实践维度,对社会发展主体的规律性认识。

  其次,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的重民在于民生,并且以利民、惠民、养民、恤民加以体现。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君主和官员看来,其理想状态即是与民同乐,又与知识分子一向倡导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世情怀共通。[12]民本与民生的联系,反映着对人民生存条件的关注。这对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民生联系民心,民心关系国运。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不断推动民生领域的改革,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巩固自身合法性。在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我国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实质发展并没有跟上经济指标的数字增长。据统计,作为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虽然实现了连续7年的下降,但依然处在0.462的高位,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相伴的还有城乡区域二元发展、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与人民群众最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正义性的争论,为错误思潮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空洞的表述,这是因为它在生成逻辑中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现实问题统一起来,告别了“以钱为本”“与民争利”的GDP现象,时刻关注人民群众实质性的发展权利和生活条件,把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社会建设和干部政绩的基础指标,为人民谋求实实在在的生活福祉与发展利益。

  再次,传统民本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对民生的强调,其自身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建构和完善也具有启发意义。考察兴衰治乱、成败得失,可为兴邦治国提供可依据的经验,得出规律性认识。民本思想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矛盾的关注,从商汤时期的“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发展到贞观之治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镜子论的历史嬗变恰恰印证着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在于回归历史和现实。正如贾谊的重民思想与汉初民穷国弱、百业待安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明清鼎革之际的民本思想亦是源自对日益腐朽的专制皇权的反思。当下,脱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就无法精准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涵;脱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就无法科学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伴随改革的持续深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在人民群众对生活条件的期望日益提高的前提下更为艰巨、复杂。这既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注入了时代活力,也为它的实践运用提供了广阔场域。应当说,传统民本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自形成、发展到践行,提供着深层次的方法指导与逻辑支撑。

  传统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文化基因。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不仅以政治思想存在,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直接而丰富的养料,更上升为关系政权合法性,并成为评价其治理好坏的伦理规约,浸透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中。“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传统民本思想不仅没有在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中失效,恰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中华政治文明得以自我纠错和自我修复。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统治者若要维护统治秩序,必须将自己规范为体察民情、顺应民意的圣君明主。任何暴君和酷吏,即使再有才能,也为社会所鄙夷。追求贤人政治,一直影响到当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这种贤人概括起来就是德才兼备,评判依据之一就在于“立君为民”“政在养民”。朱元璋极其厌恶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却又在诏书中反复提及“民为国本”,将逐出文庙的孟子牌位重新请回。事实上,即使是正在上升的皇权,也无法撼动民本思想的实际效力。这充分说明民本思想早已浸透到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中,塑造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我性格。

  文化是积淀的,思想是延续的。传统民本思想是农耕文明所塑造的复合文化,同样是对这一文化发展规律的遵循,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着历史记忆。在百余年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始终无法在中国立足,或是一场闹剧,草草收场,或是铩羽而归,以失败告终,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与传统民本思想割裂,无视其所根植的国家民族在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文化语境。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个体,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体,倘若否定了历史、割裂了传统,也就失去了根基、丧失了生命力。“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之所以在中华文化孕育的大地生根发芽,得到人民拥护,正是在于以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引,不回避当前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传承着民本思想的优秀基因,并从中获得肥沃的土壤滋养。

  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传统民本思想是农耕文明的文化复合体,受生产力及其社会结构的制约,它不可避免地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带有阶级的狭隘性。民本思想的个性离不开“精华与糟粕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13](p.4)的传统文化的共性。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民本思想的溯源既不是单向的吸收传承,也不是简单的去粕存精,而是使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中不断裂变,在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生联系的同时,完成对民本思想理论框架、价值选择、实践意义的全面转化。这种超越和重构的外延,集中表现在从君民到人民、从统治到发展、从用民到为民的维度上。

  (一)从君民到人民的转换与超越

  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民不是唯一的国家之本,君也是国家之本。民本始终与君本相联系,民本就是君本,民本意在尊君。在今天看来,民本和君本是不可共存的概念,但在大多数主张重民的古代思想家那里,民本和君本绝非矛盾的概念。[14](pp.109-110)比如战国时期的孟子,虽然提出“民贵君轻”说,但又主张“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民的贵重在于凸显君“王天下”的至尊地位,其重民思想依然是在宗法血亲等级结构中。再如,清代龚自珍认为君主“有父之严,有天之威”,臣民要“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无论是他的宾法制,还是科举改革等政治改良思想,其最终指向在于实现开明君主专制,维护君主神圣权威与形象。国不可一日无君,君存则民存,君存则民本方存。这也就使得诸如“民为邦本”“立君为民”的传统民本思想虽然为重民、保民、恤民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操作依据,却难以扭转民从属于君的根本政治关系。除少数“异端”,民本思想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中以等级宗法制度维系的纲常伦教,反而深陷其中。古代中国虽有民本之论,却没有民本主义。这就使得民本思想对君的治国施政仅仅是道德约束,无法改变君民的本质关系,反而塑造了君主恩赐、抚慰子民的“家长”形象。[15]因此,传统民本思想虽能破旧,却无立新之效。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框架中,“人民”没有了与“君”“官”相对应的阶级概念,而是同“国家”“社会”相统一的群体概念,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君民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相反,国家是由人民中的先进代表构成的政党所创建的。人民不隶属于君而存在,而是在人民自己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从君民到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话语的改写和身份的变化,也是“天赋君权”到“天赋人权”的确证,民、官不再具有阶级属性,只是分工角色不同,民、官也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随职业、生活等条件不断变化,共同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统一体,彰显着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自主活动和自由发展。

  (二)从统治到发展的转换与超越

  历史上,民本思想或多或少为统治者所采纳,不仅成为其治国施政的思维,在实际运作中也以多重形式存在,对社会政治结构、机制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传统阶级社会,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阶级政治所活用。在统治集团,成为安顿民心、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原则;在知识群体中,是评判统治者行为道德与政权合法与否的依据;在寻常百姓中,象征着祈盼明君恩典施惠的期望。民本思想一方面具有深刻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也成为传统社会的统治艺术,被一些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总之,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是“统治”,意在通过“立君为民”“政在养民”的施政之道,更为有效地御民,强化小农社会中分散、自治的基层民众对“家天下”的黏性。

  发展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16](p.377)习近平也指出:“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7](pp.213-214)不同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统治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在于发展,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唯物史观视域,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人民的生活。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实现人民的发展。而在其内生逻辑中,人民既是发展的实现者,也是发展的享受者,继而达成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传统民本思想多与民生相连,统治者也多以“政在养民”之道践行民本,但这仅是在于解决民的基本生计需要,维持固有的统治秩序,无法实现人民的自由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则以制度建设、法律保障、机制健全和政策引导,充分保障人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发展、文化繁荣、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中的发展权与参与权,在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精准扶贫等工作中改变纯粹“授人以鱼”的传统方法,以共建共享的新样态,拓宽人民自主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以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真正从发展层面践行人民当家做主。

  (三)从用民到为民的转换与超越

  传统民本思想在阶级社会中始终以对民的统治为中心,决定了“用民”才是其关心的问题。“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国语·鲁语上》)。一个“用”字揭示了民惠、民归、民和的结果,突出了民本思想的工具色彩。“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在封建社会,土地与权力、地位、财富密切相关。北魏至隋唐期间,政府多将皇室或无主土地大量分配给农民,由此形成均田制。流民看似得到了土地,实际却要定期定额上交足量税赋,接受力役、兵役等繁重杂役,是国家在战乱年代以土地攫取流民的民力为其服务的典型表现。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规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全党上下以自我革新、自我净化的精神态度,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是把人民看做专制统治的工具,其所彰显的逻辑及实践打破了权力的一己之私,以党的制度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挥权力在社会主义场域下的公共性,是传统民本思想中人民主人的“用民”,相应变成人民公仆“为民”的典型表现,并且将之作为处理政党、国家和人民关系的价值标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刻遵循,也是对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的坚定践行,由此实现对传统民本思想从用民到为民的超越。[18]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也是血缘家庭的地表构造。在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规律运动中,深度挖掘、改造、提炼和创新,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着文化根基。[19]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以不同形式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加以表现与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网格化、层级化、全覆盖的社会主义先进政党的统领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均衡共享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从价值形态到实践形态,新发展理念尚且需要克服体制机制、思想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健全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体制机制,实现人民群众高品质的发展,使共同富裕由愿景变为现实,依然需要艰辛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此构成的思想的发生条件,使“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理论范式中摒弃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继承并重构了传统民本思想。

  历史是文化的母体,文化是历史的本体。但作为历史的遗迹,文化绝非是残垣断壁。民本思想是文化的范畴,也是历史的范畴,伴随农耕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嬗变,以一种整体性浸透在古老中国的现实制度、活动方式和民族性格中,呈现着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文服人的精神气质。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逻辑中,构筑起“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当代形态,成为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发展主体和对象、发展实质与方式的最新认识。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1](pp.40-41)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本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立足于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本思想所延续的文化基因,剥离出传统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本真价值,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p.41)我们有十足的理由和底气坚信,传统民本思想将会在新时代的蜕变中滋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与价值、理论与实践,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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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吴海江 徐伟轩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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