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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晚年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的历史价值
2020年03月31日 09:38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 作者:宋惠昌 字号

内容摘要:恢复和完善民主政治原则,成为列宁晚年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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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后,在苏共领导下,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政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受了严峻考验,但也有一些历史教训,主要是由民主制走向集权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恢复和完善民主政治原则,成为列宁晚年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的核心问题。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实现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目标;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效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等。列宁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虽未实现,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政治原则 人民共和国 社会与国家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

  作者简介: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曾经轰动世界的苏共和苏联解体已过去三十年,在这个时期里,世界一些国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包括原苏联和中国理论界在内,一直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这一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探讨,著作非常可观,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已有文献揭示出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政治体制上的深刻根源。这并非一个新问题,因为研究苏共和苏联的早期历史可以发现,晚年的列宁已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党的领导体制和苏维埃国家政治体制上一些日益明显的弊端,严重地破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因此列宁在逝世前一年,即1922年12月至1924年1月在病中发表的重要言论,特别是在口授信件中,明确提出必须对苏维埃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列宁很快就逝世了,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并未实施,且直到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才向全党公布。因此,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长期以来只是一种设想。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这些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体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不断地改革,使之能够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充分体现出它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今天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基本目标。这一点可以结合对列宁晚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的研究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理论,认真总结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获得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为理论基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功能,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言论,形成了他关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所谓国家体制,或者说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发展问题,这是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列宁早在1919年就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是一个被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但是,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因为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涉及政治或经济,就会要碰到这样的问题。①这也是研究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科学解决的理论基础问题。

  关于国家学说,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观点是自由民主理论,即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公民按照民主原则形成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已有国家学说的有价值思想成果,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国家理论。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有鉴于此,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科学的,是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思想体系,是一个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思想体系,归根到底是一个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思想体系。因此,将它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基础时,必须克服对这一国家学说的教条主义态度,改变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否则很可能在认识和处理政治体制改革难题时,陷入某种理论困境。这一点,可以从列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设想过程中,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得到启发。

  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其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中,阐述了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他指出国家是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强调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为解决阶级矛盾、进行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全部内容。因为作为权力机构的国家,从其起源、演变、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已经具有并且正在出现不同的历史形态。因此,国家的本质、职能等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雅典国家为典型指出,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即“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在谈到国家与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区别时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区别在于:第一,国家“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样同一地区的居民也就有了需要实现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第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国家“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理论的“公共权力”说。可以看出,国家本质、职能理论的“阶级专政的工具说”,这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态发展阶段中的一种历史现象。但是,这并不是国家的唯一形态,而是进入新历史阶段前的一种权力结构形式,因为人类社会毕竟要向文明发展的更高级形态前进。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国家作为权力机构的民主化、法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个历史阶段上国家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一是充分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二是国家权力的相对分权和具有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一般来说,这就是“共和国”或者是“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体制的本质特征。因此,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根本目标。

  第二,苏维埃国家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主要针对苏联国家体制在发展中产生的主要问题。

  从十月革命胜利开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道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新型国家形式。从1921年开始,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度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其结果是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样,苏共初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体制暴露出了弊端,越来越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主要问题是滋长了官僚主义,破坏了人民民主制度。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说明,民主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灵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成为实际上的国家主人,即人民群众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政治体制,本来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机构建设的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但是,由于当时内外部的特殊条件,在其快速发展中走向了越来越集权的道路,实际上日益严重地背离了政治体制运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实践证明,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原则的破坏,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这是列宁逝世前急迫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本来应当由人民群众自己直接管理国家,变成由党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列宁本来主张,人民群众在革命胜利后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③,并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④早在十月革命前,苏共和列宁本来主张,党政干部“(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⑤历次党章也规定,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应由选举产生。但是,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苏联曾经出现过从干部选举制到干部委派制转变的情况。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制在原则上是必要的”。⑥因此,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在干部制度上实际实行的是干部委派制。产生这一类问题,自然有明显的历史理由。但是,这些政治上的举措已经造成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滋生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其根源就是苏维埃国家体制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在走向政治集权的道路。

  1922年秋,列宁因积劳成疾退居二线。在养病期间,列宁冷静地总结了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对高度集权体制的严重问题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认为必须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22年12月23日,他在给党的代表大会的口授信中提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⑦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针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出现的集权制弊端,列宁晚年提出,要“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这个所谓“制度的变动”,也就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列宁当时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真正克服苏联政治体制中集权的弊病,建立起能够充分体现现代民主政治原则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机构。

  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阐述了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性质。他特别强调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本质,这就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确定了根本原则。列宁主张“政权归苏维埃”,意即苏维埃——人民选举出的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他认为,苏维埃是真正的民主机构,是人民的机构。作为工人、士兵、农民的机构,苏维埃“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造方面,能够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⑧换句话说,人民应当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明确系统地阐明了他的主要思想。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⑨由此可见,列宁所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其实质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国家机构,它的最高权力主体或者说国家的主人,是大多数工农群众。他一再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实质必须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的主人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建立共和国”。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更进一步公开宣布,“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须以这个联盟为基础。”(11)

  列宁关于要“建立共和国”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形式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后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后,为了“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派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12)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它的权力机构必须是由人民自己选举产生的,这样的人民选举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不能以任何其他手段来代替。

  从列宁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中可以看出,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机构”即“人民民主共和国”,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机构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建立一般意义上的“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等民主政治形式,并且真正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应该成为在国家机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二、关于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因此,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即国家权力机构之间,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几乎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这样,在苏联时期,就形成了共产党对国家权力机构执行领导的政治体制。历史事实是,在苏共和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实际上是党的机关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苏共对国家和社会实行全面的监控。

  在苏联,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明确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强调指出在全社会和国家机构中,苏维埃“高于各个政党”。(13)但是,布尔什维克后来逐渐在苏维埃政权机构中占了绝对优势,并一直在不断强化这一优势。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八大决议提出,“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共产党特别要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14)1923年4月的俄共(布)十二大进一步强调,“俄国共产党正在领导而且应当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党“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俄国共产党对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负有主要的责任,因为只有它才负有做工人阶级专政的真正领导者的历史使命。”(15)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当时的思想很明确,由于俄国民众文化水平太低,工农群众自己不能直接管理国家,必须由先锋队来代替之。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16)同时,列宁还反复阐述“党即苏维埃国家”,即“党国一体化”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17)党的干部既是“执政党的代表”,也是“国家政权的代表”(18),“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等。(19)自然地,苏共和当时列宁的这种观念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理论难题和实际问题,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实质就是,究竟应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才能切实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矛盾的焦点,是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与人民群众自己来管理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显然,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认真研究,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

  在进一步研究中,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与人民群众自己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二者是否存在矛盾?其矛盾何在?前者实际是党的领导机关代表人民群众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后者则是人民群众由自己选举的代表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二者显然存在区别,而且是一对矛盾。因此,不能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应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种科学的解决途径。关于这个问题,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苏共和列宁一直在进行认真探索,寻求正确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出路。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提法的前后变化,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曾主张同其他革命政党进行联合。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也一度实行过联合执政。但是,随后由于在布列斯特和约和粮食专卖等问题上双方发生分歧,于是,两党的联合执政陷入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他断然宣布,“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去,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经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的情况。(20)这样一来,由于十月革命后形势急剧变化,从多党合作向一党执政迅速转变,于是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即共产党一党独掌政权的局面。

  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并掌握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在苏联的整个社会和国家机构的权力体系中,共产党逐渐成为唯一的领导党。在国家政权中,没有也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政党存在和起作用。这样,党与国家的职能就会混淆不清、苏维埃的权力就可能被党的领导所代替,而这种状况很难使党能够在宪法范围内行使权力。实践证明,这种不正常的党政关系,即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就有可能无法贯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的民主原则,并且社会与国家权力运行也无法维护基本的法治秩序。这样一来,就使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机关无法遵循正常的民主政治和基本的法律秩序,从而有可能给国家权力运行带来诸多矛盾。但是,对这些矛盾,居于最高权力地位的党的领导机关,自身是无法克服的。

  对于上述问题,在十月革命初期,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和苏共领导已经逐渐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因此,1919年俄共(布)八大决议中,在强调党对国家机关决定性领导的同时也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21)这一思想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很难实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晚年越来越感到现有的党政关系、党在整个社会中、特别是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这种不正常地位必须进行认真改革,以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民主性质,使其能够依法有效地履行其职能。

  基于上述情况,列宁在其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中,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他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烦琐的干预。”(22)俄共(布)十一大为此还做出决议。可以看出,明确划分党(及其中央)与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这是在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原则。

  一般来说,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应该是由人民群众自己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或是由人民群众自己选举出的代表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民主原则的实质。共产党对国家权力机构执行领导,不能说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共产党作为一种社会阶级组织,它毕竟不是由人民群众自己直接选举出的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及其权力机关的领导究竟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则取决于它的政策决策等是否正确。如果党的领导机关在政策决策中出现错误,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危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会发生苏共和苏联解体这样的历史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破坏了社会民主政治体制,违背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果被人民抛弃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列宁晚年提出的要对苏联党的领导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进行体制改革,其中特别强调要明确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增强国家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这一改革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这是为了运用社会的力量制约党的权力,使人民更加有力地监督党的领导机关。我国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列宁晚年关于党政关系的体制改革设想,对于我们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关于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究竟应该怎样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比如如何发挥工会的作用问题,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些重大转变。也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一个关键。

  首先,科学认识工会等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

  1918年前后,苏共党内曾就工会性质、地位和职能的问题,展开过一次争论。在论争中,列宁提出“工会国家化”,即工会正在“成为国家的组织”这一提法。显然,列宁代表苏共发表的这些观点,在主观上是为了强调工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必然在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国家管理上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这一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不改变,将引起思想混乱,并在实践中搞乱国家管理秩序。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不良后果呢?因为“工会国家化”没有科学地说明工会与国家的关系。工会是属于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组成要素。实践证明,如果不能正确阐明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工会与国家的关系,将会不利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因此,在关于工会的定性、定位问题上,确立社会与国家的正确关系,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为指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要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科学地界定社会和国家二者各自不同的本质、地位和职能。为此,首先从社会的本质、职能,以及社会在其和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谈起。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一种利益共同体,而人们的利益是由人的不同性质的需求决定的,人类社会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利益群体或集团。当然,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或集团,又相互交叉存在,这就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具体来说,多层次结构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群体、集团等等。因此,社会自身就包含了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社区,诸如企业、国家机构、社团(包括政党)、社区等等。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社会。狭义的社会,主要指企业、社团(包括政党)、社区等等。这里的“社会”,不包括国家机构,而是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对的概念。

  可以看出,所谓社会,实际上包括了企业、社团(包括政党)、社区在内的经济性质、政治性质、地域性质等社会结构要素。这是社会的本体性质,也是社会的基础性质、主体性质,或者说是它作为其他各种社会性要素产生的母体。具体地说,社会是国家的母体,国家是社会的产物。换句话说,社会的性质决定国家的性质。作为社会的产物的国家,其根本职能是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社会而言,具有服务的工具性质。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各种社会结构要素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中,尤其反映在这些社会结构要素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本质。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决定了我们能否真正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

  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工会是社会的一种有机要素,它是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对的社会组织。那种认为工会应该“国家化”,与国家合为一体,把二者混为一谈的观点,是对工会与国家的性质、职能的错误理解。从根本上说,这对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是有害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列宁和苏共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正确对待工会与国家的关系,这对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正确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列宁后来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他明确强调工会是工业无产阶级组织,“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工会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呢?列宁提出,“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就此而言,工会又是一种“传动装置”,因为如果“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23)应该说,对工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阐述,是列宁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一个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列宁关于工会的性质、职能等问题的提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已经产生了肯定性的影响。比如,列宁的上述观点与我国目前关于社会组织性质、职能的一些提法,如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是党、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学术界在总结我国20世纪50-70年代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如何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组织的性质、职能等问题上,正在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对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的定性、定位等,越来越科学。实践证明,列宁关于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正确关系的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应成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从国家的原始形成来说,国家本来是在社会之中的,国家是由社会产生的,社会把一部分权力赋予它来为社会服务。于是,国家就成为一种公共权力机关。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国家逐渐脱离了社会,并与社会相对立,成为一种支配社会的异己力量,或者说是对社会的一种统治力量。因此,国家权力的异化必然要否定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主体地位,把国家(以及政府)的权力置于社会及其公民的权利之上,从而颠倒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颠倒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这样一来,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就会常常陷入很深的矛盾之中。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一个重要历史任务就是要探索摆脱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困境的出路。应当承认,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步:把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力图以社会来制约国家。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更高历史阶段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社会公仆与社会主人的关系。这就是民主与法治时代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

  十月革命后,共产党领导的新生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理所当然地要迈出新的一步。但是,面对着国内外的各种严峻挑战,在国家管理上,权力不断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一种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体制必然伴随着特权机构的出现。二者相结合,就使国家机关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机关。于是就形成了列宁所说的“寡头政治”。(24)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机关为了自身利益,对社会实行全面严密的监控,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为权力机构的一种被动工具。由于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大多数群众没有了起码的主体意识。于是,整个社会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形成政治生活中的特权意识和特权现象。事实证明,大多数特权的实施对象都是普通工农群众。换句话说,特权的权力行使实质,就是国家权力机关对人民群众正当权利的一种剥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权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异化。在国家的政治行为中,特权现象——异化了的权力的实质,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一种颠倒——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呢?为解决这一难题,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曾提出如下见解:“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25)巴黎公社的这些具体做法,在今天的我国社会不一定有操作价值,但是,却有着思想方法论的价值。它的基本原则:一是国家机关的职位的选举制度和罢免制度;二是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这两条仍然是有价值的——可以有效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两条原则的实质,一是官员职位产生和终止的彻底民主原则——选举制度和罢免制度;二是官员职权待遇的严格法治原则——权限、薪金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当代各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实践证明,这是保证国家必须有效地服务社会的根本途径,也是培养国家公务员社会服务意识——社会公仆意识——的有效措施。

  在当年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中,由高度集权而形成的权力异化,使列宁晚年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国家体制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列宁晚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集中在克服集权体制的弊病,消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权现象,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在这方面,列宁提出的体制改革设想,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始建立有效的监察体制。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正式建立党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机关应监督中央的决策机构,要广泛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参加监督工作。与此同时,整顿和改组肃反机关,逐步限制肃反机关的特权,严肃处理肃反机关的违法事件,加强司法机关的职权,并于1922年撤销了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这一举措意欲取消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的特权机构,并且使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切权力行为都能够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

  另一个措施,就是列宁晚年针对日益突出的委派制,明确提出必须要坚持民主选举制度,切实改变干部委派制度。显然,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切实贯彻,对遏制“官本位”的特权现象,不断地强化公仆意识,是一种制度保证。

  人类文明虽然发展到了今天,但是,人们在认真研究当代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时,仍然面临着一个尖锐的政治课题:社会公仆正在变为社会主人,如何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是一个政治难题。这里的所谓“主人”,就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可以随意压迫社会、支配社会,是对社会进行统治,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而作为“社会公仆”的本质特征,就是切实履行其服务的责任。

  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发展实践证明,在公民、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公民具有本位价值,社会是国家之源。因此,社会是国家存在的根据,是国家一切活动的目的。我们把民主法治时代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除此之外,它本身不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着为社会服务这个中心。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

  公仆意识的实质,是坚持国家—社会关系的民主政治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切实坚持这样的政治理念,即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国家机关的神圣职责;国家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坚持社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有服从社会、服务社会、归根到底是服务公民的基本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而发生损害社会利益和公民权利的行为。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170、171页。

  ③⑧《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160页。

  ④⑤《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15页。

  ⑥(1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汉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251页。

  ⑦(2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64页。

  ⑨(2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296、532页。

  ⑩《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11)《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

  (1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14)(2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0、570页。

  (1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1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18)《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

  (19)《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23)(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370、15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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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惠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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