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探究资本主义和谐问题的专著。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分别依照“效益”、“平等”、“自我表达”的原则运转，三者之间形成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贝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只保留了它永不满足地向外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丧失了它原来那种勤勉节制的宗教冲动力，这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由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造成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分裂，贝尔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提出了新宗教和公众家庭的设想。

　　关 键 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宗教；公众家庭

　　作者简介：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丹尼尔·贝尔出生于1919年，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以最高票名列二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他的代表性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专家治国论、后工业社会理论，都流行一时。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1)、《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极端右翼》(1974)、《今日资本主义》(1971)、《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以及《蜿蜒之路》(1980)。一些著作有中文译本。贝尔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影响广泛，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确立了其“总的理论立场”[1]42。《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和谐问题的专著，贝尔以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为研究对象，探究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文化危机及其修复的可能性。

　　一、资本主义三大领域的分裂

　　贝尔的书名虽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不是狭隘的论述文化问题，而是视野恢弘地总揽资本主义的全局。他将资本主义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通过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分析，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历经200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

　　贝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而运转。(1)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部门。经济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不断刺激并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在历经科技和管理革命的改造之后，这个领域已经发育成为一个以严密的等级制和精细的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其中的全部活动都严格地遵照效益原则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中，人的个性变得日益单薄，人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2)政治领域。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机器相对较为弱小。20世纪的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迫使政府集中权力，以维护社会秩序，仲裁各集团的利益纷争，干预经济生产和分配以及处理国际问题等。政治领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平等观念，早先是大而化之的人权法案、法律平等说，而今发展到内容具体的各种民众应享要求。这包括种族与性别的平等，教育、福利与机会均等等。这样一来，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局面虽得以控制，但由于政府无法满足众多的平等要求，就加剧了公众与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3)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和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抵抗，强化了出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历来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的精神。这个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是所谓“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的原则。

　　过去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联系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并分别依照“效益”、“平等”和“自我实现”的原则运转[1]41。在主观上，这是贝尔所持的多元主义观的反映。贝尔在哲学上受康德二元决定论的影响，放弃了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是有机整体的观念。贝尔指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社会结构的变革无法决定政治与文化的动向。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1]56在客观上，这实质上是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上不和谐。依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社会虽然能区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部分，但它们之间是有机联系的，其中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应当有机统一、协调发展，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基本和谐。当代资本主义的三者分裂，各自甚至矛盾的运转，无疑是总体性的也是最严重的不和谐。

　　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发展

　　贝尔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为题，理所当然对文化的论述更为充分和细致。贝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发展过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已经瓦解了。“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我们已面临现代主义创造力和思想统治的尾声。”[1]53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

　　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就已经携有潜伏的病根。贝尔对资本主义的起源综合了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将他们的“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纠缠难分，相互制约。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只保留了它永不满足地向外攫取的经济冲动力，而丧失了它原来那种勤勉、刻苦、节制、不过分追求享乐的宗教冲动力。

　　造成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主要因素是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第一，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题材、手法、材料和观念等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把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贝尔甚至认为，现代主义是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它正逐步取得文化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并且现代主义作为对正统文化的攻击力量，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今天君临万物之上的正统地位。[1]35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贝尔列举了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诸如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等。第三，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经济的发展刺激消费，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分期付款制度，从前人们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而今信用卡让人们能当即兑现自己的欲求。[1]67而建立在电子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当代大众传播，为这一切的传播推波助澜。它一方面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增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另一方面不断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

　　在贝尔看来，这些都与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与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1]34以至于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和放纵。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1]117企业家在经济上锐意进取获得成功后，就在道德上显得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天下大乱，破坏社会的稳定进而危及他们的利益。反过来，艺术家、诗人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和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挞，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