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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报8月17日刊发了“《共产党宣言》与当代中国”的特别策划，引起学界关注。今天再刊发一组有关《共产党宣言》翻译与版本情况的文章，以飨读者。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历史，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当前关于《宣言》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都没有清楚区分“中译本”与“汉译本”、“译本”与“版本”、“版次”等概念，因此，都给读者造成了不少模糊印象，甚至给马列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史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今年8月，正值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宣言》——即《宣言》第一个全汉文译本出版90周年纪念。笔者认为，借此机会，认真地清理一番到目前为止《宣言》究竟有多少种“中译本”是非常必要的。

　　明确几个相关术语的含义

　　一是“译本”与“版本”、“版次”。关于译著的不同译本，无论是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学者和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通常都是按译者的不同来区分的：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本书（或文章，下同），就是这本书的不同译本；至于同一译者的译本在不同时期或者经过修订，或者没有经过修订，或者由同一个出版社连续出版，或者更换了出版社出版，那就是这个译本的不同“版本”和“版次”了。对于《宣言》的不同译本的区分，亦应如此。比如，《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汉文译本是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陈望道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以不同的书名、由不同的出版机构，采取多种形式（包括伪装本的形式），在很多地方多次重印或再版；2009年10月，它又收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望道译文集》中，再次同读者见面——这些不同版本、版次的译本，都只能算作一种译本（我们可以简称为“陈译本”），而不能算作不同的译本。又如，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可简称为“编译局译本”），历经多次修订，通常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1998年以后，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过（到目前为止，该社已在两个时期出版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但这两个出版社出版的编译局译本，也只能算作一种译本，而不能把它们统计为多种译本。

　　?二是“中译本”和“汉译本”。长期以来，国内很少有学者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严格区分“中译本”和“汉译本”这两个概念，所有外国著作的汉译本，通常都称为“中译本”——但严格地说，“中文”是中国各民族文字以及部分中国人使用的特殊文字（如中国盲文）的统称，因此，在统计《宣言》的“中译本”时，不能仅统计汉文译本——仅统计汉文译本，就是把汉文等同于所有中文了。

　　出于研究需要和个人兴趣，多年来，笔者收集了近80种国内外不同语种、不同版本版次的《宣言》。

　　汉文译本十种

　　1．陈译本。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初版于1920年8月，1920年9月再版。这两版陈译《宣言》，目前在国内仅存10余本。2006年10月，由红色收藏家范鸣强同志设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红色中华第一书》，该书用现代科技手段，重新影印了陈译《宣言》的初版和再版（初版封面是水红色，书名误排为“共党产宣言”；再版封面是蓝色，书名改正了）。陈译本的最新版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的《陈望道译文集》，该书首篇即为《宣言》，是根据1920年9月第二版排印的。

　　2．华岗译本。上海华兴书局初版于1930年初。华岗曾编译过《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此书全文收入了他翻译的《宣言》，上世纪30年代多次出版，署名或者是“潘鸿文”，或者是“潘汉文”，其实都是华岗的化名。华岗译本在解放后未见出版过。现在能见到的该译本即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版本，是上海健全社1939年3月再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署名“潘汉文译”。

　　3．成仿吾、徐冰译本。延安解放社初版于1938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该译本在1953年即马克思诞辰135周年之际，经过重新校译，同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内部印行过。

　　4．陈瘦石译本。见1943年9月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的附录。《比较经济制度》的原著由哈普尔出版公司出版于1938年，著者是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

　　5．博古校译本。延安解放社初版于1943年8月。该校译本问世于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影响较大，很多解放区都有翻印本。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干部必读”，共选编马列著作12种，由解放社于1949年6月开始出版。其中的《宣言》，起初用的也是博古校译本。1949年11月起，“干部必读”中的《宣言》开始使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

　　6．“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即唯真译校本）。1949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初版（未标明月份）。根据唯真（即谢唯真，1906—1972）为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所写的《重印后记》，《宣言》“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的译文是“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的”。根据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的《译后记》，该版《全集》所收的《宣言》正文，仍然是在唯真译校本的基础上修订的，而且定稿人也是唯真；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根据《全集》版的《宣言》正文以及“百周年纪念版”中的7篇序言，出版了新的《宣言》单行本，这一版本的单行本，一直流行到1964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央编译局署名（译者）的单行本出版之前。

　　7．编译局译本。第一次署名编译局译的《宣言》单行本，是由人民出版社1964年5月出版的16开的“大字本”，后来在1964年9月出版了大32开的平装本；这个本子70年代初在文字上略有变动，但仍然称“1964年9月第6版”（1964年5月出版的“大字本”，发行范围有限，因此，这个译本的最初版本，通常以大32开本出版的时间为准）。编译局译本在1978年、1995年和2009年又经程度不同的校订，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其最新版本收入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是该卷的首篇。

　　编译局译本问世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它是《宣言》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译本，也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公认的最权威的《宣言》汉文译本。

　　8．成仿吾译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首印5万册，以后未见重印。笔者之所以把这一译本与上述第三种译本当做不同的译本，是因为第三种译本在以不同形式出版时，译者署名均是成仿吾和徐冰；尤其是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一译本，在翻译时所依据的母本，则是《宣言》1848年的德文原版。

　　9．唐诺译本。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10日初版。

　　10．管中琪译本。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初版。

　　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九种

　　根据李大万先生《认真做好马克思主义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出版工作》（见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宣言》就已经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版，但目前能够看到的则是1971年10月至12月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藏文、朝鲜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五种文字的译本；此外，1973年9月和1974年9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根据上述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宣言》，先后翻译出版了维吾尔文新文字和哈萨克文新文字的《宣言》；1975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托忒蒙古文版的《宣言》。1986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建立后，翻译出版了彝文本《宣言》。（关于彝文译本的情况见《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4日）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5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一种蒙古文版的《宣言》，但译者和校译者均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其翻译时所依母本估计是俄文版。本文的统计未包括这一译本。

　　盲文译本一种

　　笔者藏有一本标明“上海市盲文中学盲文出版社”1968年12月第2次印刷的盲文版《宣言》（尚未查明该版初印的时间）；此外，1971年5月，北京盲文印刷厂（该厂于1978年12月改名为北京盲文出版社，后一度称中国盲文书社，今称中国盲文出版社）也曾译印过盲文版的《宣言》。上海和北京出版的这两种盲文版本，版本不同，从译本角度看，只应统计为一种译本。

　　根据以上情况，到目前为止，自1920年8月《宣言》在我国出现第一个全汉文译本以来的90年里，我国共出现了《宣言》的20种中译本，包括10种汉文译本、9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和1种盲文译本。不同的《宣言》译本，由同一出版社或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形成了众多《宣言》的版本和版次，其种类、数目的统计，是一项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和气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尽管《宣言》传入我国的时间比较晚，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代世界，我国出版的《宣言》的不同译本、版本、版次的种类和数目，都是名列前茅的。

　　

责任编辑：王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