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1879—1882年)曾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我国学界通常称之为“人类学笔记”。关于笔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国内外学界主要流行三种看法:劳伦斯·克拉德等西方学者认为,笔记是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所谓“人类学研究”的思想制高点和巅峰之作,笔记的创作标志着马克思的首要理论兴趣从经济学转向了人类学;安德烈也夫等苏联学者则认为,笔记与马克思晚年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直接联系和共同主题,它们共同服务于他晚年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笔记是他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系统探索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笔记的写作与晚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直接相关,是为《资本论》的研究工作服务的。

　　笔者曾在《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一条新的方法论思路》(《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以下简称《思路》)一文中指出,在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前,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即研究者究竟应该如何界定笔记的历史地位?这绝非无关宏旨、可有可无的次要问题,而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前提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影响了研究者的结论。在该文中,笔者详尽探讨了上述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一条旨在科学解决笔记历史地位问题的循序渐进的新思路: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笔记间关系的辨析——笔记主题的判定——笔记在马克思同一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中的地位的指认——笔记与马克思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辨认——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关系的考察——笔记历史地位的界定。在本文中,笔者依照这一方法论思路来探讨和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阐明一种关于笔记历史地位的、不同于上述国内外流行看法的新观点,如有不妥之处,请学界同志指正。

　　一、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

　　毫无疑问,对马克思各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正确判定笔记主题、历史地位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要正确解决笔记的主题、历史地位问题,首先需要从各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开始。研究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各笔记的具体内容进行仔细考察和辨认,真正弄清各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理论主题和主要理论兴趣。笔者在《思路》一文中阐明了笔记文本研究的五个基本要求,其中两个基本要求对界定笔记的历史地位至关重要:

　　(一)辨明笔记与原著、马克思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

　　辨明笔记与原著、马克思与人类学家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正确界定笔记历史地位的重要环节,但也是以往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遗憾的是,过去学界的研究甚至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以致在考察笔记文本时,研究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将笔记与其摘录的人类学著作混为一谈,将马克思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混同为所谓“人类学研究”,进而认为在他的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为正确理解笔记的历史地位,我们需要对笔记与原著、马克思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辨析,澄清笔记的真实研究性质,消除长期以来流行的上述不恰当观念。经过辨析,我们发现,笔记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从事的是唯物史观性质的“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什么“人类学实证研究”,笔记与其摘录的人类学著作在学科性质、研究方式上存在原则区别,决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马克思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关系,其实是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概括、借鉴后者的科学成果,借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进而验证和发展自己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关系。澄清上述事实,对于正确理解笔记的历史地位极为关键。它首先告诉我们,笔记从事的并非“人类学研究”,而是“历史哲学研究”,因此不能用“人类学”来概括笔记的研究性质,进而界定笔记的历史地位,所谓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是虚构的、不存在的;它同时告诉我们,笔记是借助人类学家的科学成果,来探索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借以验证和发展唯物史观;笔记所做出的理论创新属于唯物史观领域的创新,因此应从唯物史观的发展链条上来理解笔记的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二)对各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进行概括与归类,正确揭示各笔记的主题

　　弄清了各笔记的特殊主题,我们就能从部分上升到整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对整个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做出初步判定。通过对各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的仔细整理、概括与归类,我们注意到:摩尔根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全都属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范围,很显然该笔记的主题就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梅恩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大部分属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范围,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是这一笔记的主题;拉伯克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则全部属于原始社会研究的范围,探索原始社会问题是该笔记的主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所探讨的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为马克思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层次目的服务的,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是这一笔记的真实主题;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相似,菲尔笔记对印度、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的探讨,也是服务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问题的考察的,探索原始社会问题,是这一笔记的主题、主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原始社会研究”与“文明起源研究”,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两条思想主线;各笔记探讨的具体问题虽然庞杂,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原始社会”、“文明起源”两类问题。因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就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当然,我们还需要结合各笔记间关系的辨析,进一步确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二、各笔记间关系的辨析

　　在笔记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认真辨析和揭示各笔记间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对“人类学笔记”的主题、马克思的理论意图、研究构想,形成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在辨析各笔记间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晚年所作的这五个笔记并不是孤立自存、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另外,这些笔记在晚年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不分主次的地位平等关系,而是有主次先后之分的,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他四个笔记为辅助和补充”的内在逻辑联系。通过各笔记内容的比较研究,我们还发现,各笔记普遍地以“原始社会研究”或“文明起源研究”为主题;五个笔记中,摩尔根笔记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其他四个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提供了这一笔记之外关于上述问题的大量材料、事实和观点。另外,从笔记摘录的人类学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当时的世界人类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都是人类学、民族学古典进化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菲尔则是梅恩学说的忠实追随者。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是他们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在这些人类学家中,马克思最推崇和赞赏摩尔根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后者的《古代社会》一书,在他看来是代表当时世界人类学关于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最高科学成就的划时代著作,也是最接近唯物史观、对验证、发展唯物史观具有最重大科学意义的人类学著作。

　　根据以上事实,并考虑到马克思先前时期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主要著作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决非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某种深思熟虑之举,这些笔记是直接服务于他晚年的一个重大研究计划的,即借助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科学成果,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我们知道,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发表前,马克思早就有全面探索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文明时代起源之谜的思想动机。只是限于青年、中年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他还不可能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哲学探索,形成唯物史观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人类学的重大发展,一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科学著作的问世,特别是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发表,提供了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完整科学材料,使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系统哲学研究首次成为可能。他写作这些笔记,其意图十分明显Ⅰ,就是为了抓住世界人类学大发展的时代契机,实现自己全面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理论夙愿,系统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

　　三、笔记在马克思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思想历程中的地位

　　正确判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界定笔记历史地位的关键环节。只有以笔记主题为依据,研究者才能对笔记的历史地位做出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判断。通过笔记文本的个案分析、综合考察及各笔记间关系的认真辨析,我们可以断定,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就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真实主题。确定了这一主题,我们也就为正确界定笔记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者的下一步骤,就是有效确定笔记在马克思同一主题的理论探索历程中所处的具体地位,从而初步界定笔记的历史地位。而要确定笔记在马克思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地位,就需要将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理论探索有机联系起来,通过前后期理论探索的仔细对照和比较,辨明不同时期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不同性质、特点,确定笔记在他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思想历程中所处的具体阶段,从而恰当说明它在这一思想历程中的地位。经过仔细辨析,我们发现,马克思毕生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实际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从一般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了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并对人类史前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些初步的推断。

　　第二阶段(19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中后期),以“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为轴心,主要通过间接意义上的“痕迹法”、“比较法”来复原人类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推断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及土地私有制、文明社会的起源过程。

　　第三阶段(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原始社会史科学资料为科学依据,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高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原始社会的具体状况、发展历程及文明时代的起源过程,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观的理论基础。

　　笔记在马克思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地位是:它是马克思毕生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后阶段(第三阶段),是为直接配合他晚年“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而作的准备性材料。遗憾的是,晚年马克思未及实现这一计划就与世长辞了,只留下了为实施该计划而作的几个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学笔记”)。按照马克思原先的设想,这些笔记本来是他稍后系统阐明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铺垫和前奏,它们实质上是为写出一部系统阐明上述理论的历史哲学著作做材料、思想上的准备的。恩格斯后来所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是继承晚年马克思的遗志,为完成亡友的上述计划、构想而作的。

　　四、笔记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关系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笔记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我们还需辨明笔记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要辨明二者的关系,关键是要正确界定笔记的主题与后者的关系,其中应重点思考的问题是,笔记的主题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他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我们知道,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那么这一主题与他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可以断定,笔记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并不是直接服务于他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而是直接服务于他晚年制定的“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的。相比马克思为直接配合革命实践的某些需要而作的著作(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这些笔记与他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联系要间接得多。应该说,它们是直接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那么,是不是说,笔记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就完全无关,只是服务于一个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计划呢?经过仔细辨析,我们发现,笔记的主题虽与他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并无直接联系,但就其终极目的、价值目标而言,却仍然是服务于后者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的社会理想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现这一理想,他首要的理论使命就是科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暂时性以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合理性,从而为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运动提供强有力的学理依据。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显然与上述理论使命有关,而且是服务于这一理论使命的。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有助于证实,“公有制社会”决非抽象道德意义上的“乌托邦”,而是人类历史上活生生的事实;私有制、阶级、国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决不是从来就有的。就其终极动机、价值目标来说,他写作这些笔记,系统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正是为了令人信服地说明私有制、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暂时性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合理性,进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五、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关系

　　辨析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透彻地认识笔记的历史地位,并消除关于笔记本身的一些不恰当观念。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以往苏联学界曾流行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笔记直接服务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前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另一种观点认为笔记直接服务于《资本论》经济学研究,是为配合《资本论》第二、三卷对资本流通、地租和农业关系问题的探讨而作的辅助性材料。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否认笔记及其主题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都认为笔记是从属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笔者并非简单否认笔记及其主题从属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可能性(在未作具体分析之前,这种可能性是不应排除的),而是主张对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重点辨析二者主题间的关系,主要依据主题间的关系来定位二者的关系,而不能撇开二者的主题,仅凭在部分内容、个别问题上的“相似性”或“联系”来主观揣测二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将该主题与“探索东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前景问题”这一主题相对照和比较,便不难看出,这两个主题各有其相对独立性,根本不存在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情形,彼此间也不存在直接联系,因而将笔记及其主题说成是直接服务于后一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是很不合适的。同样,笔记的主题与《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迥然不同,彼此间也不存在一方从属于或服务于另一方的情况,说笔记直接服务于《资本论》经济学研究也是不妥的。

　　认定笔记及其主题与“东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前景问题”的探索、《资本论》经济学研究之间是彼此相对独立、互不从属的关系,并不是说双方在具体内容、具体问题上不存在任何“联系”或“相似性”。事实上,就某些内容、某些问题来说,双方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联系”。比如,马克思对所谓“东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前景问题”的探索,其核心内容就是探讨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而对“公社”问题的探讨也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的主要内容。再如,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讨是《资本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本人曾为写好《资本论》第二卷,收集了大量有关俄国土地所有制的材料。我们知道,对公社的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讨,正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要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仅凭笔记与后者在某些内容、某些问题上的“相似性”或“联系”,就轻易断定笔记及其主题是“服务于”或“从属于”后者的。某些内容、某些问题上的“相似性”或“联系”,决不是否定笔记及其主题的相对独立性的充足理由,也得不出笔记是“服务于”或“从属于”后者的结论。我们还应注意到,即便是在探讨一些具有一定“相似性”的问题时,笔记与后者在思想主旨、精神实质上也往往是截然不同的。比如,笔记对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服务于马克思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的最终目的的,与探索东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前景及资本流通、地租和农业关系问题并无直接联系,说前者“服务于”或“附属于”后者,是缺乏根据的。

　　笔者还进一步认为,笔记所从事的研究,是马克思毕生的历史哲学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它仅仅从属于马克思对整个人类历史运动的哲学考察,除此之外,它不从属于历史哲学领域中其他任何特定主题的理论探索,也不从属于马克思其他学科(譬如经济学)层次的理论探索。当然,仅就价值目标、理论使命而言,我们还可以说笔记是服务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革命实践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一个明确的界定:笔记是为直接配合晚年马克思“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而作的准备性材料,它们实质上是为系统阐明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写出一部系统阐明上述理论的历史哲学著作做材料、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的,而就其终极理论使命、价值目标而言,它们也是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服务的。（注释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