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出席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强调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治边稳藏战略思想站在治藏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了治国与治边、治边与稳藏的辩证关系，为统筹做好边疆治理和西藏稳定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了“治藏必先安康”历史经验新的时代内涵。

　　一、“治藏必先安康”历史经验的形成

　　“康”（khams），是藏语“喀木”的音译，字义是指“边地”。[1]藏族的居住地主要分为“卫藏”、“康”、“安多”三大区域，它们既是藏语的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人文地理区域。康区作为藏族的三大人文地理区域之一，历来以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生活方式多元、族群支系繁多为其显著特点。[2]整个康区，处于因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而隆起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向第二级地形过渡的折转带上，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康区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专区的枢纽，又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和四川的西北边缘，使它成为汉藏文化接触交融的前沿地带，素有“汉藏走廊”[3]之称。从地缘政治看，这种无法改变的地理因素，必然会给汉地、康区、西藏三者的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因为“地理环境系统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政治活动无法脱离的平台。各种地理因素对政治产生程度和性质不同的影响。从而地理因素成为政治问题的诱因，特别是领土、边界、资源、战略要地、海洋通道等，往往诱发争夺和冲突。某些地理要素可以成为政治的筹码和手段。”[4]

　　自宋代以来，藏族与汉族相互间进行的茶马互市，主要经由今天的雅安通过康定深入康区远达西藏，并形成了有名的“茶马古道”。明清以降，中央政府为强化对西藏的统治，进一步强化了康区的通道和枢纽作用，不管是明代的“贡道”还是清代的驻藏大臣进藏的“官道”，使得康区日益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依托地。及至清末，“西藏问题”刚萌芽时，康区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去。帝国主义在制造西藏是“独立国”等舆论时，同时也声称“西康是西藏的属地”，康区普遍发生了武装暴乱。外有英俄对西藏的觊觎，内有川边（清末称康为川边）土司对中央政府的抵触，在西藏面临脱离中央政府的危急时刻，清政府看到了川边稳定对于西藏的重要战略意义，如驻藏大臣有泰谈到川边问题时，指出主要存在两方面：一是土司；二是寺院。他认为“都以川省威令不行，相率依附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早收瞻对为固川之计，即为图藏之机。”[5]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决定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此后，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于宣统三年（1910）上奏，请将川滇边务大臣辖区改建为西康行省，建省具有“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的意义。在西藏问题内忧外患的逼迫下，清政府终于找寻到了“治藏必先安康”的政治策略，最终实现“固川保藏”的政治战略。为此，清政府在康区强力推行“改土归流”[6]，力图将川边作为战略后方，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局势的掌控。

　　民国时期，沿用这一策略，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各自为政，使得康藏局势更加复杂。1912—1930年，在康区先后因土司叛乱、军阀内斗、土司与寺庙争户夺产而爆发过3次大规模的康藏纠纷。为巩固西南边陲，1939年国民政府建立西康省，这更加使得康区成为左右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走向及藏、汉民族关系的关键区域。[7]

　　可以说，康区与西藏在宗教上同源，在民族上认同，在地理上毗邻，在交往上密切，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近代以来西藏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部分与康区有关。[8]康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有必然的波及和示范效应。[9]

　　二、甘孜在“治藏必先安康”中的重要地位

　　甘孜州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历来是康区的主体和核心，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康区，左右着康区局势。历史上康藏一体，密不可分。正因为康区对治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甘孜州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总结继承前人治藏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面临的新形势，继续丰富和发展“治藏必先安康”策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邓小平指出：“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是康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10]1955年甘孜州先于西藏开展民主改革，为西藏1959年开始民主改革做好政治上、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范例。西藏和平解放后，“藏独”阴谋活动并未停止。1956年，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制造了有名的“康巴叛乱”，这可以说是西藏1959年叛乱的前奏。“康巴叛乱”的发生，使得西藏及青海、云南等地涉藏州县空气紧张、人心浮动，处于不安之中。西藏等地的一些上层人物不明真相，疑问重重，以至于1956年5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人，明确提出要“去甘孜州参观考察”的要求。[11]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打开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恢复，一些敌对分子和反华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交往旗号进行“藏独”分裂活动，甘孜州以其地理特点和历史地位成为热点地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逐步严峻激烈。中央看到了西藏稳定与其周边涉藏州县的密切关联性、连锁性和传染性，1991年，江泽民视察四川时作出“稳藏必先安康”的精辟论断。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考察甘孜州时指出：“安康必先通康”，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州县之间公路畅通。这些都是党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运用“治藏必先安康”策略的生动体现。

　　事实一再证明，由于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宗教特点，甘孜州在整个涉藏州县中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始终把甘孜州作为其重点渗透地区，妄图通过破坏甘孜州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作为搅动西藏局势的风向标和导火索。因此，甘孜州的稳定发展对西藏乃至整个涉藏州县的稳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新时代治边稳藏战略赋予“治藏必先安康”的新内涵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2]发展与稳定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2013年3月，习近平参加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首先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2015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并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纳入“六个必须”[13]的治藏方略，成为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关键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14]这一战略思想涉及国家、边疆、西藏三个部分，阐述了治国、治边、稳藏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基本内涵的逻辑关系可以解读为，要有效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效治理边疆；要有效治理边疆，首先要确保西藏稳定。2020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归纳为“十个必须”[15]，其中仍然强调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并且指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关于边疆，“从空间角度来说，边疆的概念从仅仅是陆地边疆延伸到多维立体视角下的连续概念，即从平面陆地连续概念发展到立体的陆疆、海疆和天疆的概念；从国家广义发展空间来说，则进一步从边界接壤的‘硬边疆’概念发展到利益相关、文化相融、信息相交的‘软边疆’，即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或战略边疆概念。”[16]有学者认为，“边疆的构建基于一国的领土面积和‘核心—边缘’文化差异。我们在言说边疆的时候，通常的指向并非地理，而是文化。远离政治中心，是谓‘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较低，是谓‘边疆’；地处与中心之地文化异质的异域，亦是谓‘边疆’。”“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既与国家地理性疆域有关，与国家政治、经济有关，同时也与文化有关；不仅所指区域位置和地理环境，还指向政治经济关系与文化对照。因此，边疆治理视野下，治理边疆就不能仅着眼于其地理属性，还应着眼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属性，应该综合施策。”[17]还有学者认为，“在地理边疆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主边疆带’和‘次边疆带’。‘主边疆带’大致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境线附近区域。‘次边疆带’大致是指紧邻主边疆带的腹地地区。”[18]不管如何定义，从地域上讲，西藏属于陆地边疆毫无疑义；从政治、经济、文化上讲，西藏也属于边疆，当然在这一点上，作为康区核心的甘孜州也属于这类广义的边疆地区。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边疆稳定成为影响我国发展和稳定的重要问题。中国与14个国家陆地接壤，陆地疆界2.2万多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陆地邻国最多、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19]西藏地处西南边陲，与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陆疆长约4000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6以上，“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20]目前，中国与邻国的陆地边界争议只剩下中印边界尚未解决，构成影响国家安全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因而西藏成为了国家在西南方向的重要安全屏障；从生态保护看，青藏高原是“中华水塔”的发源地，滋润着中华民族繁衍生存，西藏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从资源开发看，西藏矿藏丰富，太阳能、风能、水能资源富集，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西藏还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一带一路”建设南向开放的重要通道。因此，西藏具有其他边疆地区远不具备的独特战略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极其特殊性和极端重要性，这也使得西藏成为我国同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外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正是如此，中央把稳藏与治边和治国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西藏不稳定，整个边疆也会稳定失序，最终会危害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全局。

　　确保西藏稳定，完全靠西藏自身严防死守不可能实现。近年来，达赖集团藏独分裂活动的策略往往是企图以小博大，绕开西藏地区转而在康区着力，意图以康区的动乱和不稳定来破坏西藏的稳定。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赖集团就开始打着宗教活动幌子，积极派人回国插手康区的寺庙事务，利用宗教对藏族青年灌输其分裂思想，康区成为了渗透的重点。可见，不论是“治藏”还是“稳藏”，其着力点均在先“安康”上面，没有康区的稳定，就没有西藏的稳定，没有康区的发展，西藏也无法顺利发展，前人总结“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并未过时，“康安”仍然对西藏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随着交通建设进步，如新川藏铁路的修建，康区相对于西藏的地理战略地位逐步退居次要，但身处信息时代，康、藏之间的历史、文化、宗教联系和影响却越益加强。这就是说，今天地理屏障的消失，宗教文化的联系却更加紧密，从这个角度讲，“治藏必先安康”策略显得更加重要，甘孜州的战略地位愈加凸显。我们将视野和空间放大，不难看到，“康安”则西藏稳，西藏稳则边疆稳，边疆稳则国家治，“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下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极大拓展，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发展才是硬道理”[21]，稳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最终发展才能根本解决稳定问题。因此，西藏要稳定，必须要有国家边疆治理的大战略思维，遵循“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需要，统筹做好西藏与康区的协调发展和联动机制，特别要注意加大对康区的支持力度，努力缩小与西藏的发展差距，对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甘孜州作为康区的主要部分和核心区域，其对于西藏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就凸显新时期甘孜州自身的发展稳定对于国家层面的重要意义。

　　注释

　　[1]曹海霞.“康”的概念与内涵的历史演变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17.

　　[2]石硕.论康区的地域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1.

　　[3]任新建.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A].横断山脉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95.

　　[4]陆俊元.论地缘政治的本质[J].国际关系学院报,2006(4):35.

　　[5]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9:15-17.

　　[6]笔者认为历史上对康区的治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主要有：一是元朝时期创立的土司制度，历经近千年，通过土官治土民，维系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二是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其本质上是以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对康区进行政治整合，从而使对康的治理从传统迈向现代，主要是基于强化边疆治理、化解边疆危机、有效控制西藏的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将党的革命理论同中国民族实情结合，借鉴我国治藏传统的历史经验，对康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改造，使康区从封建农奴制度迈进到社会主义制度，使受压迫剥削的广农牧民翻身解放，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

　　[7]刘国武.西康建省论[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103-107.

　　[8]任新建.论康藏的历史关系[J].中国藏学,2004(4):84.

　　[9]郎维伟.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区社会[J].西藏研究,2008(3):18.

　　[10]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A].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65-166.

　　[11]文艳林.甘孜州叛乱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藏的影响[J].康定民族师专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14.

　　[12]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10月31日）[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24.

　　[13]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来源: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N].人民日报,2015-8-26(1).

　　[14]孙宏年.“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3):22.

　　[15]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来源: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N].人民日报,2020-8-30(1).

　　[16]余潇枫,徐黎丽.“边安学”刍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9.

　　[17]王少明,普布次仁.习近平“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5.

　　[18]李国政.“治藏必先安康”国家战略:历史脉络与当代审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30.

　　[19]罗中枢.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

　　[20]毛泽东.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A].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

　　[2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A].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