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846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的头一年，马克思一家的日子相当难过，仅仅是住的地方就辗转了七八处。终于，布鲁塞尔市伊克塞尔区的让·达登街（Rue Jean D'Ardenne）50号，一栋摆设寒酸的公寓，成为了马克思一家的“定所”，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三年。

　　马克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时候，迫于普鲁士政府引渡的压力，马克思放弃了普鲁士的国籍，从此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马克思到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便投奔了过来。两位革命战友一见面即投入了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段相对安稳的日子里，马克思自己也独立完成了两部著作。一部是针对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所写的《哲学的贫困》；另一部是根据他给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演讲稿整理而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846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意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他们计划在伦敦、巴黎、德国都建立这样的组织，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伸出橄榄枝，希望他们加入。“确认过眼神，是值得聊的人”——确信同盟领导者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作为纲领的基础之后，他们同意加入同盟。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革命组织，在当时的西欧影响较大。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W.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支部、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出席大会，马克思因经济困难未能前往参加。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也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江湖色彩浓厚的组织立刻具有了更加职业化路线。

　　1847年10月，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题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同年，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并指导了大会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受大会委托于会后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它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镜率越来越高。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邀请马克思参会，尽管会议主办方因害怕舆论漩涡未能让马克思发言，但是，已足以证明马克思在当时的影响力。恩格斯也同样受到布鲁塞尔民主派国际宴会的邀请，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当中，并担任职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是共产主义实践家，他们为报纸撰稿，出席共产主义者召开的大会，起草纲领草案，作报告、发表演说。恩格斯因为参与了巴黎工人的革命活动，法国政府向他出示“红牌”，将他驱逐出境，巴黎的工作暂停，恩格斯返回到布鲁塞尔，工作暂停斗争不能停，恩格斯在民主协会会议上揭露了法国政府迫害民主主义者的罪状。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的组织把职权转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马克思和布鲁塞尔组织向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致信祝贺，临时政府成员随即向马克思发出书面通知：撤销基佐政府对马克思的驱逐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正席卷欧洲各国，欧洲的君主们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有人将一纸诉状投到比利时司法部，说马克思将所得父亲遗产的1/3用来资助比利时革命。于是，未经严格的司法调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便发布命令，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到达巴黎后，恩格斯得知该情况气愤至极，他写信给《北极星报》编辑部，将比利时政府迫害政治流亡者的丑陋行径公之于众。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重逢”，巴黎“俱乐部”的建设更上一层楼，在巴黎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章程草案、名称、制度方面取得了建设性成果，巴黎“阵地”失而复得！法国革命燃起的火种也正在影响着德国革命运动。然而不久之后，巴黎工人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卡芬雅克将军的残酷镇压；同时，保守主义者继七月王朝末期基佐政府之后又开始驱逐汇聚巴黎的欧洲各国革命者。

　　一年多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先后经历了法国二月革命、德国三月革命、维也纳革命以及法兰克福议会被普鲁士军队驱散等等一系列的失败。尽管革命一再受挫，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失败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们在困难面前蜕变成了“失败的进步主义者”和“乐观的进步主义者”。18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然相信，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危机进一步蔓延，一场更为宏伟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迅速降临到刚刚被革命洗礼过的欧洲大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