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是指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形态转变和发展状态。考察这种历史转型，主要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特征两大方面展开，前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的特征，后者包括指导思想、教育内容特征、方式方法特征等。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史转型；社会环境特征；教育内容特征；方式方法特征

　　作者简介：邱柏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3-0115-05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蓬勃有效的发展，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开始了富有意义的历史转型，正是这种转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逐步适应今日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等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这种社会历史转型的主要属性不是一般的变化、增长或者是规模、工作领域等的扩张，而是一种在无数量变基础上的新的质变，是一种发展，是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形态转变，尽管这种社会历史转型现在正在进展，但其基本特征已初步具备，因此我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大致的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这种形态转变包含着内外两大方面的状况，它们主要有环境状况及其特征、指导思想、内容特征、方式方法特征以及组织方式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字眼，丝毫没有贬低过去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思，仅仅是想用这样一个具有时态含义的字眼来描述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实践活动状态，它侧重于作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正如今天的人们在谈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时并不暗含着贬义价值判断一样。而且我们意指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指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段的状况。今天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东西要完全放置到今天的社会中实施是不可能完全有效的，传统中失去必然性的东西一定会被人们所抛弃，同时，传统中的合理成分也势必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发展，变成现代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认真梳理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的具体表现，对于认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改善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状况与主要特征。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中形成与进行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发展，这种必然性也会逐步流失支撑的基础。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有效性，在凝聚社会合力、型塑人们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态度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也隐含着今后人们离斥它的对立因素。本文不主要分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两重性问题，而仅仅简要描述它的表现样式及其特征，即考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外两大方面的特征：社会环境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特征。

　　1.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环境状况与基本特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主要表现为封闭社会、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单一。建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我们的闭关锁国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我国在较长一个社会时段中处于封闭状态，国人不知晓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不了解中国的变化，人们所接触到的主要外域文化就是前苏联的东西，其中既有正确的因素，也包含了被苏联前领导人教条化了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受苏联发展模式影响的状况，尽管这一时段的后半程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但苏联模式的影响依然存在，从而形成了计划经济、文化单一等社会特征。当时也十分突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与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以及我国当时国内外各种斗争比较复杂的形势有关。

　　2.指导思想方面，主要有四方面要素，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个“决裂”为要旨，与传统文化相对立，以灌输为中心的层层对上负责。不难看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倾向就是高度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而对经济建设的政治置若罔闻，并且认为抓生产建设就会迷失政治方向，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政治一突出，就会“纲举目张”。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抓阶级敌人和进行阶级斗争意识教育，从抓社会基层的“地富反坏右”，乃至随时随地可抓的“现行反革命”，以及抓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直到最后大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在这种“阶级斗争”统率一切的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教条主义倾向，在对待历史、对待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对待社会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基本奉行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又在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和打倒一切的过程中奉行“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政治自我中心主义，奉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两个决裂”的言说（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进行形而上学地理解。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域文化的问题上，也主张进行完全的对立和绝对的批判，一切都可以在扣上“封资修”名号之后予以全盘否定。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列宁系统论述的“灌输理论”由方法论简单化为具体方法，奉行“硬灌输”，搞命令主义、行政或权力压服。尽管这种方法在当时封闭社会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它给人们心理所构成的长期“内伤”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精神性内伤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人格自尊受到压抑；长期缺乏精神平等待遇而导致心理腻烦；由于灌输的作用领域主要在于人们的认知领域，而与情感与意志的发育缺乏直接关联，因而导致对人们的情感世界关怀贫乏，久而久之，人们的情感世界发育变得单调空乏，大量发育出敌视、冷漠、孤僻等病态性情感，缺乏热情、体恤、关爱、同情、感恩等人类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情感品质，更遑论高级情感的发育，如责任感、使命感、义务感，对理想的追求，对信念的忠贞，等等。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经验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限上纲上线，紧绷阶级斗争的弦，缺乏人情味和同情心。具有这样经验的社会成员，大多会对此类活动产生厌恶甚至反感情绪，并且这种由一定社会经验所引发的社会情绪具有很顽固的社会惯性，这种社会情绪甚至在今天人们的心灵中继续残存着一定的印记，从而多多少少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心理倾向。

　　3.内容特征。就今天人们的认识状况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充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它的内容中一般包括理论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这些内容中又各自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政治教育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法制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理论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道德教育中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等等。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是政治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单一重复，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背离，与人们的精神发育需求相脱离。那时几乎没有道德教育，更不可能有心理健康教育，那时人们存在的心理问题都可能上纲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解决，即便有一定内容的理论教育也完全政治化了，全部转化成阶级斗争的理论教育内容，并且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抽取出来作教条式理解和强力宣传，甚至从主观愿望出发，将一些错误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加以宣扬。

　　4.方式方法特征。主要表现为“翻烧饼”、非累积的政治社会化，硬灌输，重宣传而不重教育渗透，等等。不难看到，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织方式特征是行政化特征和唯上特征。而建国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注意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与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两者紧密相结合，并且充分运用启发说服的方式，使人做到口服心服。也就是说，由于当时没有掌握什么社会公共权力，我们只能主要诉诸宣传与说服，而不可能用权力去压服。并且在说服教育过程中，大量渗透着身先垂范、言行一致的内容，使老百姓感到可敬、可亲、可信。执政之后，我们的许多党员走上了更高级别的领导岗位，掌握了行政权力。这种行政权力内含着对他人的一种法定的奖励影响力和惩罚影响力。在这种权力行使过程中，有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感到运用权力压服的“好使”和“管用”。他们逐渐地不大习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去开展群众工作和实施领导了，更忽视了言传身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有一次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党内有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2]。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反复强调，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反而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

　　与以上特征相连的是唯书唯上倾向。诚然，在行政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听从指挥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着统一部署和分工落实的需要，因此也存在着听从上级工作指令的问题。然而为了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一定要善于将上级工作意图与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如果只从上级指令与书本要求出发，唯书唯上，而心中没有群众的需求与可持续支持的话，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管表面上可以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但通常是“雨过地皮湿”而没有实际效果。教育工作者对此也心知肚明，知道这种工作的实质就是为了摆样子，是为了对上证明自己在勤勤恳恳地忙活。这种对上负责而不求实际工作效果的状况，曾经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常态，其中存在着许多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相生相克，其中形式主义既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又是对官僚主义的一种最佳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