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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讨 ——兼与陈文通教授商榷
2014年08月13日 09:43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 作者:方兴起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假定与假说;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借鉴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种种假设前提下提出某些经济理论,显然,这些经济理论是不能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就将其称为“普遍原理”的;二是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本质时,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所提出的某些经济理论,如果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或历史环境发生变化,也是理论假设。基于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必须考虑具体的历史环境,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称为理论假设或假说,则有利于科学地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陈文通教授无视马克思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种种理论假设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解为一种非历史的经济理论。

  关 键 词:假定与假说;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借鉴

  作者简介:方兴起(1950-),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理论假设的重要差异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这是变革中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为此,针对或评析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程恩富教授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理论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和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五大理论假设引起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栏目特转载方兴起教授和郑志国教授的相关文章,以进一步探讨这五大理论假设,活跃学术研究。

  以前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长期忽视了马克思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种种理论假设,从而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将马克思的某些经济理论称之为“普遍原理”和“基本原理”。显然,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导致了一种历史性的误解,即认为理论假设只存在于西方经济学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只有原理之说,没有理论假设之说。程恩富教授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本刊转载于2007年第4期)一文①发表以后,可能是因这种误解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引发了争论。

  客观情况是,自现代工业产生以来,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从而使得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双向的“团团转”或网状联系。也就是说,经济变量客观上呈现出复杂性、无序性和非独立性。而人们在研究这种经济活动时,则必须以一种有序、单向的思维方式去探索和把握各种经济变量,即先通过种种假设把各种复杂的因素分别加以隔离,找出各种因果关系或函数关系,然后再尽量顾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可能的相互联系。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弊端是假定所讨论的各种因素是可以独立和可以单向联系的,从而隐含着种种错误。以致乔安·罗宾逊发出这样的感叹:“一切经济学上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武断的。”但是,如果不采用这种思维方式,那么,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面前,又会使人们无所适从而陷入马寅初的“团团转”之中。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必须借助种种假设前提或理论假设来研究现实的经济活动。只有被陈岱孙教授所批评的一种情况可以不需要理论假设,那就是“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过去所称的理论不是从实践事物中提炼出来的结论,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理中所得出的教条”。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理论假设,而在于理论假设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问题,我们还必须回到马克思。

  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

  《资本论》是马克思利用种种假设条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典之作。毋庸置疑,离开相关的一些假设条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成立的。为了弄清问题,有必要对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所提出的假设条件作点探讨。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经济学是不能停留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的,它必须深入到经济本质,对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此,就需要研究构成经济体系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而分析经济的细胞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借助“抽象力”②。所谓抽象力,是指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它借助一些假设条件,抽象掉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去分析抽象的、本质的、不可感觉的经济的细胞形式。然后,再基于经济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的分析,依次放弃一些假设条件,研究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分析过程。马克思曾举例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③显然,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离不开种种明确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的。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则是逐渐放弃种种明确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的过程。

  另外,经济分析涉及两大方面:经济现象分析和经济本质分析。这两种分析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般而言,知道了经济现象,并不等于知道了经济本质,否则科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就整体而言,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主要原因在于其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上,“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初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④。但是,理解了经济本质,也并不等于理解了经济现象,否则科学将会变成谬误,现象分析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企图利用劳动价值论这一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理论去直接解释经济现象,结果导致了这一学派的解体。在《资本论》中,通过种种假设前提,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之后,马克思并没有用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去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比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是试图在揭示经济本质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经济现象之间,寻找一些中间环节去加以说明。不过,马克思在生前并没有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这点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而“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的研究课题,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也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充”。⑤为此,恩格斯专门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作为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庞大研究计划中,有大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计划,如价格、供给、需求、赋税、国债、公共信用、国际货币、汇率、国际竞争、输出与输入、世界市场,等等。十分遗憾的是,马克思在生前未能完成对这些经济现象的分析。

  综合上面的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假设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种种假设前提下提出某些经济理论,显然,这些经济理论是不能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就将其称为“普遍原理”的。比如,尽管马克思清楚货币的不同形式,即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分别适用于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为简单起见,……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⑥,因此,在货币非资本化、经济非市场化和黄金为唯一货币形式等假设下,马克思限于商品流通领域的分析提出了他的货币理论。如果忽略这一假设前提,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视为“普遍原理”,则显然远离黄金非货币化和完全纸币流通的现实世界。另一种是,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本质时,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提出了某些经济理论。不过,如果这类理论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它们也是一种理论假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理论假设。值得指出的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理论假设,并非意味着否定或贬低其科学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与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假设是现实经济活动的科学抽象,并科学地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非常强调应用他的理论的历史环境,反对把他的理论变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例如,1877-1879年在俄国报刊上就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引发了一场论战。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认为:“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⑦这表明,赫尔岑主张利用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俄国民粹派著名思想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利用德文本《资本论》第1版补遗里面的一个附注,即马克思对赫尔岑的论战性的意见,认为马克思是不同意赫尔岑的上述观点的,从而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道路”持否定态度。⑧马克思不同意这一说法,马克思说,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⑨

  显然,如果我们真正以现实的经济活动为出发点,注重本质分析和现象分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非常关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关注马克思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和历史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并试图打开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把锁,则往往不会真正关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不会真正关注马克思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和历史环境。这虽然会给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马克思“过多侮辱”。马克思生前面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好无奈、甚至愤怒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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