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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犹太人问题” ——重提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公案”
2014年04月28日 10:47 来源:《现代哲学》(广州)2013年6期 作者:聂锦芳 字号

内容摘要: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犹太人问题”是解构其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关系的导火索。但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本文根据新挖掘的文献资料,“复原”了170年前那场“有关犹太人的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与马克思的观点、思路及其论证逻辑,探究了二者的差异、得失与互补和融通的可能性;同时,凭借犹太人问题这面“棱镜”剖析了认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界域。

关键词:犹太人问题;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犹太人问题”是解构其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关系的导火索。但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本文根据新挖掘的文献资料,“复原”了170年前那场“有关犹太人的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与马克思的观点、思路及其论证逻辑,探究了二者的差异、得失与互补和融通的可能性;同时,凭借犹太人问题这面“棱镜”剖析了认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界域。

  关 键 词:犹太人问题;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6-0001-14

  一、缘何要重新讨论“犹太人问题”?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系,那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潮(Junghegelianer)。如果从马克思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9年)算起,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再到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这中间不过六七年时光。在这一思想因缘的解构和转换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的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比如说,作为马克思开启其与鲍威尔思想剥离进程序幕的重要作品《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对后者先前刊印的一部小册子《犹太人问题》和一篇重要论文《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较为详尽的评论,但由于国内研究者过去对这些文本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过,致使所获得的思想信息实际上很单一、肤浅乃至很片面,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很难说是客观、准确和到位的了。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我们改变这种在马克思思想理解上“不求甚解”和“外围言说”的状况。

  最近,我们花比较大的精力系统而全面地搜集到这些重要资料(在目前的德国学术界,它们也属于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献!),据此才得以了解和“复原”了170年前那场“有关犹太人的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根据鲍威尔与马克思著述中提供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1840—1843年间德国思想界展开的那场著名的论争中,躬逢其盛者不仅有连续发表了《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被发现的基督教》、《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著述的鲍威尔和以《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与其展开争论的马克思,还有撰写了《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不可能获得解放》的W. B. 法兰克尔(W. B. Frnkel)、《普鲁士犹太人的祭祀仪式》的J. A. 法兰克尔(J. A. Frnkel),出版了《宗教研究》的色尔(Serre),发表了《被揭露的基督教》的布朗格(Boulanger)和发布了《致Z. 弗兰克尔先生的公开信》的萨洛蒙(Salomon)等人,更有《科隆报》、《莱茵报》、《辩论报》的专题报道、评论,和法兰克福众议院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多场辩论。这真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场景!它仿佛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论坛”形式,不同论者关于相同议题的言说和交锋,显现了理解和评判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多重维度,而思想史的一幅生动画面和一条具体线索由此也就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我和我的学生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承蒙《现代哲学》编辑部同意,这里先行刊发《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译文;原先发表于《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1842年)、后在不伦瑞克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843年)的《犹太人问题》篇幅较大,翻译成中文有七万余字,而作为《神圣家族》批判对象之一的《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也是很重要的论文;以上文献连同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以及我们对其所做的详尽的解读和分析,将以《“犹太人问题”三论》为题结集出版。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观照这场争论,我们无意藉由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新解读就“矫情地”拔高这一理论事件及其相关著述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只想尽可能回到当年复杂的理论纷争和情境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与马克思的观点和思路,借此深化对包括《论犹太人问题》在内的马克思早期文本及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客观性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迄今为止也还是最为难以理解更无法彻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因此,这里只把它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公案”,凭借这面“棱镜”探究认识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界域。

  二、被归结为宗教信念的“犹太人问题”

  如果仅仅根据《神圣家族》等著述对青年黑格尔派理解世界的“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必然会推测出鲍威尔是以纯粹的观念导引来理解“犹太人的解放之路”的。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误解,在《犹太人问题》一开始,鲍威尔着重纠正的正是这一思路。不错,他确实承认,“自由,人权,解放,终结千百年的不公正”是非常重大的权利和义务,人人对其心向神往;然而,他马上笔锋一转,郑重地指出:单是这些神圣的词汇和符号“能够取得短暂的成功,但却无法赢得真正的胜利,无法解决现实的困难”①。特别是在当时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这些振聋发聩的词汇被口耳相传,得到了很多赞誉;但是它们并没有把事情本身向前更推进一步。因此,他建议人们:“少使用一点这样的词汇,同时严肃地思考它所涉及的对象,这样做也许会有所帮助。”②

  鲍威尔从关于“犹太人解放”的几派方案谈起。

  根据各自对犹太人解放的态度,当时参与这场讨论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即“拥护派”、“反对派”和“批判派”。在鲍威尔看来,“拥护派”把犹太人的解放单纯看作是社会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戒律和扩大其权限的问题,并没有研究也没有真正表述“犹太人的解放与我们总体处境的发展之间的联系”③。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所谓“犹太人的解放”仅是对犹太人之外的社会及其他阶层、成员的呼吁、诉求,而不是针对犹太人自身而言的。“反对派”则是与犹太教对立的基督教国家的主张,他们把自己假设为唯一真正的、体现人性的国家,站在这样的“制高点”上反观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度的犹太人,认定他们本质上背叛了人性,与主流观念始终处于龃龉乃至对抗状态中,而在一个与其对抗的世界里,犹太人永远也不会有愉悦和在家的感觉,还奢谈什么自由和解放呢?鲍威尔则自谓是超越以上两派的“批判派”。他的考虑是,由于“拥护派”与“反对派”之间是对立的,所以“批判派”就必须与它们双方都对立,“惟其如此,才能找到解决对立的办法”④。而“拥护派”和“反对派”的问题只在于,他们都没有抓住“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观念上的顽疾,寻找到正确的出路。

  (一)犹太人的民族个性与历史法则的背离

  很多人抱怨现代犹太人在基督教的世界中生活上遭受到压迫,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压迫造成了其“性情沉沦”的状态。鲍威尔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犹太人问题》中设专章对犹太教的演变进行批判性考察,剖析了犹太人的现代处境与其自身的民族个性之间的关系。

  每当人们对犹太人问题进行观照和思考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长期以来,犹太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个性,严格恪守着古老的戒律、准则和观念,拒斥历史的运动和习惯的改变。但是,历史的“特性”或“第一法则”恰恰在于,它必然要发展、进步和改变,不断地淘汰旧的观念、寻求新的形态。这样,总是想保持原始状态的犹太人就明显要与这种“特性”或“第一法则”作对,既然“他们使自己与历史联系起来的每一个纽带都失效了,也就不会参与、干涉到历史的新发展中来了”⑤。据此似乎就能获得这样的解释:现代犹太人为什么要受到处罚呢?只是由于他们的戒律、生活方式和民族性与时代脱节,换言之,他们确实遭受了迫害,但对此负有责任的应当是他们自己!鲍威尔不是不承认犹太人的劳碌、简朴,他们经营自己的工作时的那种勤奋、创造力,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时不懈的毅力等等。但他认为,犹太人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人、不是为了社会发展,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鲍威尔不无情绪化地追问道:在过去1800年间一直为欧洲的教养而努力工作的是谁?在战争中击溃了一直想谋求统治地位的等级制的是谁?创造了基督教和现代的艺术并用永恒的丰碑装点了欧洲城市的是谁?造就了科学的是谁?完成了宪法理论的是谁?他的答案是:没有一个犹太人!⑥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的劳碌和历史的进步没有半点关系。”⑦

  那么,这种不放弃民族个性的韧性是值得炫耀的吗?鲍威尔对此也颇不以为然。举例说,有一些民族在融合中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为此他们放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丢脸了吗?肯定不!献身、融入整体之中只是证明了他们顺应历史变迁的能力和胸襟,体现了他们为转换和锻造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还有一些民族聚居在一起缔造了北美共和国,这些民族保持自己从前的特殊性了吗?也没有。即使以当时进入德意志的人口为例,他们在短时间内都有了新的国家整体认同感和特性,这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真的耻辱,只是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融入那里的民族生活及其时尚和潮流,并于其中快乐地生活着。针对有人极力鼓吹“犹太人的韧性”,鲍威尔反问道:欧洲的各个民族用这种韧性保护自己了吗?没有!相反,他们都改变了自己的特征,而这种改变也是历史的期望和趋势。

  这样,在鲍威尔看来,犹太民族精神的韧性并不是一个优点,相反人们倒应该追问一下:这种韧性根本上说是什么?它来自哪里?质言之,这种个性和韧性表征的不过是历史发展能力的匮乏,起因于这个民族彻底的非历史性,而这种非历史性又只能归因于这个民族的“东方”本质⑧。这样的特性和法则当然给了一个民族特殊的韧性,但是也夺走了他与历史一起发展的一切可能性。

  (二)固执于民族个性给犹太人带来的后果

  理论逻辑必然招致现实的后果。在鲍威尔看来,上述观念的长期流行可以说流毒甚深,造成犹太民族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排他性的民族。他们局限于本民族内思考问题而又沾沾自喜,往往将自己的家园视为绝对的、唯一的民族,认为除了犹太民族,其余者都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民族。任何其他的民族与其相比都是有缺陷的、不够格的,他们作为被选中的民族才是唯一的、真实的,犹太民族就是一切,应该占据整个世界。这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排他的,其存在的本质即是排他性。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有他的同胞才是兄弟和亲密的人,除了犹太人,所有其他民族对他而言——按照其戒律,必然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不受戒律保护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只相信自己,认为自己这个民族就是一切,这种自负和狂妄会由于还存在着其他的民族而受到刺激,同时也会使它变得焦躁、忐忑、固执、野蛮乃至残暴,这些是犹太民族往往在诸如战争等危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支撑他们与其他民族进行作战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完全不应该存在。

  其次,这是一个不自由的民族。如此心胸狭窄的民族,必然是不自由的。他们为戒律所束缚,但从未反省过戒律本身;他们不能解释那些被称作戒律的东西,不清楚它们也是从环境中来的,只是特殊环境和世俗关系的反映,所有的戒律都具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其内容也是最偶然的,只是一个规定。在他们眼中,戒律是至上崇高的、无法解释的、绝对超越特定的环境的东西,是耶和华的意志,不可以追问,只能服从,他们自愿成为这些戒律无条件的、不明所以的奴仆。

  再次,这是一个缺乏人文创造的民族。心灵上不自由的民族不能从事艺术和科学,因为其精神缺少与其他民族建立自由的人的关系的视野,也缺少理论地、自由地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所必需的能力。其精神本质从一开始就受到束缚、压缩,最终成了最奇特、最微不足道、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只能被封闭在日常生活的餐具、家具、服饰和圣油钵里。

  最后,这必然是一个自己背叛自己的民族。犹太人恪守戒律,但戒律本身最后背叛了他们自己。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上是唯一无法与自己的戒律统一起来的民族,只有当它不再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民族独立性的时候,它才会明了戒律之于它的限制。如果说戒律只有远离民族生活才能维持,那么这样的戒律从来就没能理性地影响其民族的事业,如果说戒律的功能只是颠覆民族关系,那么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唯一不会出人意料的事实。戒律并不能给一个民族提供长久的内在的伦理支持,因为它不具备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都需要遵循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恪守这些戒律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假象;为了“真诚地”维持这个没有灵魂的假象,人们最终必须把虚伪作为避难所。

  (三)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

  鲍威尔分析的情况如此严重,那么,犹太人是否就注定没有自我改变、获得自由的能力吗?他在另一篇著名论文《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就历史而言,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后来二者又处于错综复杂的竞争和敌对状态中。鲍威尔不无偏见地认为,在一切涉及进步的地方都会发现基督教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犹太教拒斥变革不同,基督教本身要彻底改变自我,“想要进步并引起了进步”。相反,它与犹太教一样也力图保持个性,“也想把进步变成不可能的事”,但恰恰奇怪的是,基督教却成为现代人道主义、资本主义产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由此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是人性发展的一种另类的“动力”,因为它是“纯粹的、最高的、最充分发展的非人性”⑨。就是说,基督教是从否定性的方面促进了历史的变迁:在18世纪它并没有使精神得到解放,并没有把特权和垄断的桎梏炸开;但是它启发人性做了这一切:在基督教这个封闭的圈子里面,人性从内部引领了文明的发展,冲破了基督教的宗教局限性,取代了基督教的规定性,最后战胜了基督教。在这过程中,犹太人被这种剧烈的运动拖着走,他们只是迟到者,而不是进步的引领者和领导者;如果他们想要在等待中把自己的戒律融入新的文明和社会运动,他们就将永远无法维持自己的传统和目前的状况。

  启蒙运动和社会批判是近代历史的潮流,而在17世纪、18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宗教就其本质而言与其古老的形式和传统相比,已经成为一种启蒙和批判的形式。一方面启蒙和批判与宗教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互交织和促进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尽管启蒙在它们那里曾经由于宗教形式的存在而被削弱,但由于它们自身包含的启蒙和批判因素而又使宗教形式逐步毁灭,而在它们自身毁灭时又加大和“释放”出启蒙,这就是它们的命运。换言之,在它们为了得到真正的、理性的启蒙而打碎宗教形式的时候,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启蒙也毁灭了它们自身。鲍威尔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基督教同样还是引领潮流者,因为“基督教本身不过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启蒙而毁灭的犹太教,即犹太教所包含的启蒙在宗教上的充分发展”⑩。

  通过上述分析,鲍威尔得出自己的判断:基督教远高于犹太教,基督徒远高于犹太人,而且他们获得自由的能力也远大于犹太人的能力。因为人类在他们作为基督徒所处的位置上已经触及一场强劲的革命,将治愈由一般宗教探索造成的一切伤害,而且把它引向这场革命的那种力量的活力是无限的。

  按照他的认识,在现代,犹太人虽然与基督徒共处,但由于他们失去统一的家园而不得不寄居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当启蒙运动使他们意识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精神的农奴制,他们既是奴仆又是农奴时,已经太晚了,他们想借助洗礼就能变成自由人和公民这样的自负和自欺已经不再可能,至少不能再是由衷而发的了。他们只是用另一个等级代替了这个特权等级,用另一个显得更优越的等级代替了这个更劳累的等级。有些犹太人为了使自己在基督教国家中变得更有优越性而进行洗礼,他们这样也能获得基督徒这个特权等级一样所享有的更大的优越性,但是洗礼并不能使他自由。

  这样鲍威尔根据《路加福音》中的说法,就将基督徒与犹太人比喻为“树”,但有“有汁水的树”与“枯干的树”的分野和差别(11)。基督徒的义务是真诚地承认基督教发展的结果,消除基督教并且把人提高到基督徒之上,即是说为了成为人,为了获得自由,不再做基督徒。与此相反,犹太人则必须牺牲他们幻想出来并长期支配着他自己民族的特权,牺牲自己想象的、深不可测的戒律和信念,这种牺牲对他们而言非常艰难,因为他们必须完全消灭自己,而且必须否定犹太教。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摒弃他们的整个本质。但是这种分裂离基督徒更近,因为它直接起源于他的过去的本质的发展,而非起源于他的任务。相反,犹太人不仅要摒弃自己的犹太本质,而且要摒弃自己宗教的趋于完成的发展,即那种始终与自己相异的发展,而且他没有为这种发展贡献过任何东西,同时,他作为犹太人既没有造成也不承认自己宗教的全面发展。

  “基督徒只要跨越一个台阶,即跨越自己的宗教,就可以完全废除宗教;如果犹太人想把自己提高到自由的高度,他面对的困难更大。”(12)

  (四)犹太人解放的出路就在于放弃犹太教

  但是,鲍威尔没有气馁,他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指出:“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13)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有限,但命运并没有堵死其出路。“花朵为什么绽开紧锁的蓓蕾?果实为什么离开花瓣?成熟的种子为什么冲破果壳?因为如果停留在过去,就不会有未来,因为如果倚重过去,未来就不会出现。”(14)

  回到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上“拥护派”和“反对派”的争论。不难看出,解决它们之间对立的根本途径,在于对立被全面废除,犹太人不再是犹太人,也不再成为基督徒,或者说,必须不再是犹太人而且不可以成为基督徒,犹太人才能获得解放。只有当他们使自己成为人、成为和周围的人、同一社区乃至同一国家不存在任何界限的人,犹太人的解放才会是彻底的、成功的和稳固的。

  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破除其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改变自身。为此,鲍威尔不惜为犹太人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具体方案,指出他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完全放弃以这种语言来教导青年人”(15)。二是放弃割礼等宗教仪式,不要在后代身上打上这种本民族性的标记。因为无论是基督教的洗礼还是犹太教的割礼,都是从孩子的生命之初开始,甚至等不及聆听他们的想法,就已经把其与国家、世界以及其他人分离开了。三是放弃日常生活中那些特殊的规定和禁忌,诸如饮食。在公共生活领域,似乎只有自己享受的是神奇的、天国的食品,而别人的喜好就不足道也不吉利,从而将自己和所有其他人隔离开来。“但是,你怎么看见了你兄弟眼中的碎屑,而不愿意察觉自己眼中的大梁?或者,你可以对你的兄弟说:停一下,我想把你眼中的木屑拔出来?看呐,你自己眼里有一个大梁!”(16)

  总之,一直以来,人们只是把解放问题视为一个单方面的问题。视为犹太民族自身的问题,在鲍威尔看来这样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以这种方式思考犹太人问题,既找不到理论的解决方式,也找不到实践的解决方式。所以,他总结说:“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问题。不仅犹太人,而且人人都想要得到解放。”(17)这就是说,他把“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提高到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和地位来看待了!

  这不正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思想吗?竟然是作为他的批判对象的鲍威尔的观点!由此可知,一方面,如果不直接面对文本而单纯依靠外在的臆想和抽象的推断,会造成多么离谱、荒腔走板的阐释,居然把批判者与批判对象混为一谈,把后者的观点强加在前者身上;另一方面,以“人类解放”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超越鲍威尔思想的原始初衷、复杂考量和具体论证,从而把批判者降低到批判对象的水准上。

  这一谜团只能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才能得以解开,让我们转向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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