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越发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实现自己愿望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无疑具有明显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但是,当下这一优势的发挥却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如何为这一优势的发挥提出宏观应对,以期避免盲目空谈,超越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心态,改善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创造大国文化气象,乃是当下重要而急迫的时代任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无不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恰恰都有着卓然不凡的智慧。在个人层面,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国人习惯于在世俗中寻找精神的超越,而不像西方人那样以借助上帝和天国的形式来谋取灵魂的陶醉。这种温情脉脉、宁静闲适的精神家园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曾指出,“西方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在人与自然的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人道顺应天道,寻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理念。21世纪的人类能否找到走向未来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摆脱生态和环境危机带来的生存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外国媒体更是高度评价东方传统文化对世界生态文明的贡献,希望东方智慧能够对这个星球起到救助作用。2005年约瑟夫·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就具有吸引力。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层面,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现代社会中,“他人即地狱”的情绪不断蔓延,在更广阔的人类社会中,冲突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种族、乃至国与国之间。华夏民族奉和合为行事之圭臬,以利他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将“协和万邦”视为处理族群关系的最高理念。其根基之深厚,历史之悠远,在世界困厄亟待纾解的今天,更显弥足珍贵。十八大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和坚决反对“零和博弈”的立场。命运共同体,并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在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命运走向上展现出的深邃智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共鸣。

　　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来说仍然是个神秘陌生的领域,其国际传播多表现为功夫、茶酒、唐装等外在形式,未及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其实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国内看,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过于弱势,难以主导人们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三种错误倾向。一是“西方中心论”所标识的文化自卑。这种倾向将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源归结于文化原因。“五四”时期,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从各个层面挑战传统文化的正当性,文化自卑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荡涤下,衍生出以全盘西化为宗旨的文化的全面自我否定。这种文化自卑在当下仍有延续。二是“东方中心论”所标识的文化自负。文化自负心态可追溯至封建王朝“泱泱大国”的文化中心优越感。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国人出于捍卫民族尊严的心理以及强烈的危机感和复兴意识,大力宣扬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形成文化民族主义,存在明显的“隆中抑西”倾向,其中以东方文化派最为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没落,梁漱溟断言全世界必将走上中国的路向,实现“东方化”,这成为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巅峰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海外新儒家归国带来的“国学热”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共同强调回归传统,一股文化民族主义浪潮再度激发了沉沦已久的文化自负意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民族主义的发酵,重拾传统以恢复民族自信心成为大众心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出现盲目排外的“文化优越论”等倾向。三是割裂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精髓。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着这个民族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传承着这个民族的传统风俗和精神追求,进而在共同历史经历和未来前景的基础上形成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传统文化传播与普及过程中,偏重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与传播,忽视其内在精髓的内化与传承的状况,并不鲜见。“国学热”仅限于文字古训、经典之学,将国学狭隘化。

　　从国际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没能向世界辐射其应有影响力。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国家来说仍然是个神秘陌生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力度冲击着大众生活的各个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不同阶层。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一些汉学家和中国通之外,却更多停留在海外华人圈内。第二,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深度未及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一直以来,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所呈现给外界的往往是中国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比如中国功夫、茶酒文化、唐装汉服、中医中药等,缺乏对文化理念的充分挖掘和对文化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软实力的突出优势暂未充分发挥,究其原因,可以找到以下几个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主义泛化带来的对精神的侵蚀,消费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国际话语权斗争等的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有着目标与价值上的内在矛盾。从目标来看,文化建设目的是通过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来促进人的发展,而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商品价值和财富增值；从价值取向来看,文化建设以是否有利于人的真、善、美发展为价值取向；而市场经济以获利的多少为取舍标准。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给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主义价值观逐步形成,这对中国来说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然而它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唯GDP论,这就在两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软实力优势的发挥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单纯的经济增长缺失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性力量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形成了对社会价值观或者精神文明的解构；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和生活节奏不断强化,人们对生存本身的关注超越了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因而价值真空和信念淡化的趋势凸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大量出现,人文精神日益边缘化,最终导致文化厚重感的丧失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其次,消费主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互联网媒体的发达恣肆张扬,加速了承载着精神价值的传统文化被资本征服的速度。世界一体的连锁、品牌,不仅不断引导着人们口味、格调乃至生活方式趋向一致,人们的价值标准、审美取向愈益显现出均质化面貌。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更多的是以消遣的态度选择文化作品,那些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人们反而难以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因抵挡不住以营利为旨归的文化工业的诱惑而被俘获。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被置于一边,为了迎合当代人的浮躁心态和口味,经典作品的白话化、卡通化日益流行,大量哗众取宠,充分媚俗的文化产品占据了文化市场。

　　最后,意识形态斗争、国际话语权斗争也是抑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软实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掌控国际传媒,主导价值观念传播,其文化霸权主义不断向全球渗透。中国传统文化也被视为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威胁,处处防范和遏制中国。

　　把丰厚资源转化为强大软实力,需要我们兼顾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努力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商业化输出

　　做好宏观应对,方可以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谋篇布局,为具体政策的制订和展开打下坚实基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有凝聚力和影响力转换为现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兼顾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努力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商业化输出。

　　文化并不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必然导致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大,其转化关键就在于文化生产力。西方文化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跟他们的文化产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中西文化软实力差距也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力的巨大差距。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建筑、绘画、诗词、歌赋等资源。截至2014年6月,我国已经拥有47项世界遗产,位居世界第二,其中文化遗产30项。中国还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对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和资源的挖掘、利用和保护,都非常不足,传统文化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一方面,许多文化资源长期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许多文化成果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我国的文化资源优势未能转变为文化竞争优势。汉语和汉字虽然在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只有中国和新加坡把它作为官方用语。对外翻译传播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5182种,输出1077种；从英国引进2595种,输出422种；从日本引进2161种,输出161种；从韩国引进1098种,输出446种；从德国引进895种,输出127种。这说明中国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影响其他民族达到对自己的认同和理解方面,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落后于日韩。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为别国所侵占,从美国拍摄的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到日本开发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游戏软件,再到韩国申报“端午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警示我们,如果不对此加以重视和保护,五千年文化的资源优势和自豪感有可能逐步消失。

　　文化生产力往往是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认同而形成的。对价值观的构建与认同而言,价值观的内容与形式同等重要。价值观内容通过具体的形式来展现就形成了文化产品。只有质量高、数量多的文化产品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生产力,才能对人的思想产生持续冲击效应,从而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要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民族优势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向国内外市场提供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及其服务,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产品的感召力。

　　前面曾提到,市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但我们同样要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市场经济不仅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文化建设提供运作模式。而文化建设以其教化、导向、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批判等功能,又反过来影响市场经济的进程。“易中天热”和“于丹热”,都表明市场化条件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着广泛需求。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要顾及市场的需求,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具体来说,其一,建构一种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能够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以“和而不同”增进区域与全球认同意识,超越国际政治中的“森林法则”逻辑,致力于全球新秩序的合理建构和积极作为。其二,积极挖掘传统文化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东方智慧诸如儒学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的“众生平等”如今可以为缓解环境危机和建设和谐世界提供理念指导。其三,利用互联网+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互联网+”理念在文化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文化产业运作方式,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传统文化活力,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创新及成果转化,带动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升级,繁荣和活跃文化市场。(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