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一度被宣布死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通过将其理论硬核①回归经典分工理论“杨格定理”，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获得了范式重生，成为当前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坚实的模型基础。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较之“杨格定理”更具方法论优势，将理论硬核回归到“马克思命题”，可以使20世纪中后期兴盛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在“技术—分工—交换—制度”的框架下获得范式重生。这一新分析范式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进行恰当的动态解读，为重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

　　关 键 词：杨格定理；马克思命题；硬核回归；内生演进；范式重生

　　作者简介：刘刚(1979-)，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宣布经济学新古典范式不适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决定回归古典范式②。由此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被提出③，并在60、7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④。然而，刘易斯和“结构主义”向古典范式的“回归”未能准确把握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硬核⑤，无论是“结构决定论”还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前提”均因理论基础薄弱而未能发挥统领整个分析范式的理论硬核作用⑥。最终“结构主义”范式在与新古典范式的竞争中败下阵来⑦。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宣布新古典范式完全可以更好地解决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已经死亡⑧。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种盲目的经济自由化主张却在90年代后期遭遇了更为严重的挫折⑨，宣告了新古典范式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的失败。新古典范式的失败，促使西方发展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再次回归古典范式——这次“回归”中，福基塔⑩、克鲁格曼(11)和墨菲(12)等首先明确了“理论硬核的回归”，将发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理论硬核确定为“杨格定理”(13)；他们基于这一理论硬核，借助高级数理模型使西方发展经济学成功地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获得范式重生。克鲁格曼等人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产业集聚、新经济地理学等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坚实的模型基础。

　　这种基于硬核回归的范式重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无借鉴意义。在20世纪50-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形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并盛极一时(14)。但是，它们也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硬核，多数理论停留在“国际剥削”、“依附论”和“生产浪费”等表面问题上。近年来，这些理论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借鉴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硬核回归和范式重生，重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的硬核优势

　　正如克鲁格曼所言，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将理论硬核回归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反过来又受劳动分工的影响”(15)——即分工理论“杨格定理”。本部分先分析“杨格定理”以及以其为理论硬核的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重生，再将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与“杨格定理”相比较，明确“马克思命题”作为经济发展理论硬核的方法论优势。

　　1.“杨格定理”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重生

　　“杨格定理”是杨格对新古典范式偏离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精髓的纠正。他认为新古典范式的均衡分析不适用于对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分析形成均衡的力量，即分析任何时点形成切线的力量，都不能说明这个领域的特点是脱离均衡的运动，是从以前趋势的分离”(16)，因此要分析经济发展问题需要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斯密分工理论。斯密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提高技术和生产效率，更专业化的分工需要更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又取决于市场需求规模，所以“分工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7)——这就是“斯密定理”。依照“斯密定理”，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交易效率、为市场交易扫除障碍，因此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是斯密最为推崇的制度形式。斯密的分工理论将市场交换、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四者相关联，“这一原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最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18)。但是，新古典范式却将理论局限在了市场供求方面，偏离了这一原理的精髓。当然，新古典范式的这个缺陷也与“斯密定理”的逻辑倾向有关：“斯密定理”把市场交换与劳动分工的关系确定为分工单向地取决于交换，忽略分工对交换的反作用进而忽略分工与交换的双向互动关系，是新古典范式“只见市场不见其余”的理论源头。纠正新古典范式的缺陷最终需要在理论硬核上突破“斯密定理”这种单向决定论的方法论局限。所以杨格尝试将分工与交换的关系确定为双向互动关系：“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市场概念在包容的意义上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根据广义的市场概念，亚当·斯密的定理可以更改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19)。

　　杨格通过模糊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的界限，确立了交换与分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为阐释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提供了理论硬核。根据“杨格定理”，产业之间的“交互需求”关系使各产业的规模扩张相互关联；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规模扩张所推进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也在各产业之间形成互动。克鲁格曼批评赫希曼、刘易斯等人未能把握这一定理的精髓(20)，最终导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衰落。通过将理论硬核回归“杨格定理”，墨菲等人重构了“大推进”模型，利用“多重均衡”、“货币外部性”等工具，实现了对经济发展“内生演进”过程的模型化(21)。以此为基础，克鲁格曼等人的新模型层出不穷，将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模型拓展为产业集聚、动态比较优势、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化等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的核心理论(22)。直到现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已经成为当前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扎实的模型基础，也是影响经济发展政策最重要的新理论。

　　2.“马克思命题”的硬核优势

　　分工与交换的双向互动不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和“杨格定理”独有的见解，在这方面马克思有更为经典的论述。与杨格模糊市场与分工界限的做法不同，马克思直接把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界定为“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23)——这就是分工理论　“马克思命题”：“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24)

　　马克思还区分了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25)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两类分工”思想。引入两类分工思想，“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的“马克思命题”就落实在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两个方面：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易互为条件，个别分工则与要素交易互为条件。劳动分工的关键就是分工合作的双方“互享对方劳动”。实行社会分工，生产者分别生产相应的产品，要“互享对方的劳动”，就必须进行产品交换，互通有无。对此，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26)个别分工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者相互配合、“互享对方劳动”的过程，但是要组织不同的生产者进行这种合作生产，通过“要素交易”将各方的生产要素合并使用，同时按要素价格来分配劳动成果。对此，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27)。综上所述，“分工—交换”格局包括“社会分工—产品交易”格局和“个别分工—要素交易”格局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之间，产品交易与要素交易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转化(28)。

　　依据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可以超越“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更为深入地理解“分工—交换”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社会分工—产品交易”方面，新行业的出现以及各行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与产品市场交易范围的拓展互为因果(29)：在“个别分工—要素交易”方面，单个企业内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生产规模与这一企业所组织的要素交易规模、组织这些要素交易所需的资本规模互为因果。此外，产品市场交易总规模由各企业通过要素交易所组织的生产规模构成——这种存在于产品交易总规模与各企业要素交易规模之间的关联机制体现了社会分工与个别分工的互动关系。可见，“分工与交换互为条件”的“马克思命题”，不仅表述得更明确更科学，还更具操作性。马克思说过：“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30)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具有理论硬核的属性。把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回归到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符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同时正如前面的分析，“马克思命题”也比西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硬核“杨格定理”更具方法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