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无论鲍德里亚是否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结论保持一致, 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鲍德里亚意识到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以至将马克思对生产—技术的重视也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共谋”, 却忽视了马克思赋予生产—技术的批判性含义。更为重要的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没有超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能够涵盖鲍德里亚的问题视域。

　　关 键 词: 消费社会；生产；鲍德里亚；后马克思思潮

　　作者简介: 郑飞( 1982- ) , 男, 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时中( 1978- ) , 男, 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师、博士。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理论有关现代社会特征的探讨中,“消费”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成为一种中心性话语, 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体系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以至有学者称其“宣布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幻灭”[1]。同西方一样, 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诸多流派, 但与之不同的是, 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不可能具有的影响, 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视域, 在厘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反思消费社会理论, 进而评判其理论地位就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

　　一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 他在1883 年和1888 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 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 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无疑, 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由于人的生理结构, 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 方能从事其他活动, 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 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 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 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 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 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 并不涉及美学问题。“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 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 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 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指出, 就一个主体来说, 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 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 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 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 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 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 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 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 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 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 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 没有生产, 消费就没有对象; 同时, 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 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 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 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 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 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 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 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

　　“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 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

　　其实不然, 我们必须要清楚, 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 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 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 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 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性,“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 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 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 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5]。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 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 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 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 现实是理论的依据, 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 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 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 必定先有生产, 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 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 在这个过程中, 生产是实际的起点, 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 作为必需, 作为需要, 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但是, 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 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 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 然而, 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 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

　　总而言之, 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 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 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 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 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 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 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