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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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马克思从资本理论视域出发，高度重视“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自然的需要”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于资本实现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价值增殖意义上，资本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不仅发挥着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发挥着扭曲人的正常需要的消极作用。在现代社会资本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历史形成的需要”被定型为“欲求”，欲求从根基上瓦解了“需要”的客观化、普遍化、同一化和有限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主观化、特殊化、差别化和无限化的发生逻辑，在此基础上，信用制度等一系列手段被资本用来克服商品向流通过程“跳跃的惊险”，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我调整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自然的需要；历史形成的需要

　　作者简介：鲍金，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历史形成的需要”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资本的运动要持续进行并不断扩大，必须依赖于对人的“自然的需要”的否定，即“历史形成的需要”；资本所发挥出来的文明作用抑或野蛮作用也是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因此，理解“历史形成的需要”在资本实现过程中的作用，考察“历史形成的需要”的当代形式，对于我们完整认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深入考察当代社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的实现依赖于“历史形成的需要”

　　资本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只能产生于生产过程中，但是作为商品，资本只能实现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环节，这就意味着资本必须成为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即资本必须要培育出有着相当规模并能够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一方面是在生产的意义上再生产出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保证资本提供的商品能够被消费掉。因此，资本在本性上将“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①。没有生产固然没有消费，但没有消费同样没有生产，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是资本持续运动的必要条件。资本最初注重从生产过程榨取剩余价值，这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生产积累的阶段是行得通的。随着生活性消费逐渐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消费需求成为资本获得实现的关键条件。因此，直接关系到消费需求的“需要”问题成为资本的重点关注对象。

　　为了将商品销售出去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必须要发展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各种类型的需要。就一般意义而言，需要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推动力，“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②。对于资本而言，需要的开发和培养既是资本运动的结果，也是资本借以实现的中介。马克思说：“如果说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劳动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③“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自然的需要”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然的人化”，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的自然，即自然界，也包括内部的自然，即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状态，“自然的人化”就是指“自然”(nature)的东西变成“文化”(culture)的东西，本能的、纯粹的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

　　“历史形成的需要”和“自然的需要”是两种具有本质差异的需要形式，如现代人用刀叉吃熟食的需要和原始人用手吃生食的需要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要，不过我们更关心它们对于资本实现的不同意义，因为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异常地重视“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然的需要”只不过是本能层次的需要和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人作为生物体存在必然就具有的那些需要形式。例如人们的吃饭、穿衣、说话、行动、休息等，它们自然而然、本来如此，完全出乎人的自然本性，因此这些需要都是“自然的需要”。“自然的需要”对于资本的实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作用十分有限。以穿衣为例，只要穿上一件普通衣服，便可满足我的“自然的需要”，但生产这件普通衣服所获得的利润，相对于资本的价值增殖最大化的要求来说还相差很远。但是，如果我穿上一件衣服后，不仅满足了我的“自然的需要”，而且还满足了我的个性表现、地位凸显乃至时尚引领的需要，那么这件衣服即使价格昂贵，我也乐意购买。可见，超出了“自然的需要”界限的“历史形成的需要”，对于资本的价值增殖最大化要求发挥出何等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历史形成的需要”相比于“自然的需要”，不管是在需要的数量、类型上，还是在需要的复杂程度、满足难度上，都向着更多、更高级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并且以加速度的趋势推动着需要形式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这些特征又毫无疑问地直接对应于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深化，从而保障和推动着资本的自我实现。

　　就现实层面而言，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受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打击之后，激发“历史形成的需要”成为资本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家越来越清楚，与其制造生活上的匮乏让工人每天饿着肚子生产大量滞销的商品，不如增加工资让工人买得起面包和开得起汽车，后者才是保证资本实现的长久之道。于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推出大量的文化商品、行政措施，共同塑造“消费至上”的社会意识，让“没有权利不幸福、要幸福就要消费”的生活理念成为不证自明的大众意识。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大众的消费意识、消费欲望被极大地开发出来，从居家、生育、护理到旅游、餐饮、娱乐等，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无数的精细需要等待发现和满足，每一个领域都内含着无数的精致需要等待激发和创造，这便是“历史形成的需要”取代“自然的需要”的过程。既然普通的衣服既缺乏品味、也缺少风度，那么就让穿衣变成对品味的挑剔和对风度的追求；既然保护皮肤很重要，那么就让皮肤不仅成为身体护理的重点对象，而且要成为身体曲线的表达、优雅气质的表现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自然的需要”简单、乏味和平庸，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复杂、高雅和悠远，现代人可以尽情地在“历史形成的需要”层面展开丰富想象，去创造无穷无尽、花样翻新的现代消费形式。当一种为人羡慕的生活方式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内核确立起来之时，资本也就获得了持续增殖的动力。

　　二、资本的双重作用：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

　　就表现形态而言，“历史形成的需要”当然远比“自然的需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不过，这些丰富和深刻只是在外在表现的意义上才成立，如果就价值作用而言，“历史形成的需要”就不仅发挥着正面的积极作用，而且发挥着负面的消极作用，不仅创造出更高级、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趋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属性，而且还制造出更肤浅、更偏离人的本性、更扭曲人的正常需要的属性，这是资本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所发挥的双重作用，也是资本对人的发展具有两面性的内在原因。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即资本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做了重要阐述：“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④在这里，马克思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人学视野谈到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这一论述可看作马克思对资本积极作用的总括性阐述，这也成为我们分析资本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根本指针。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内在地包含着资本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资本出于价值增殖的需要，必须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⑤，简言之，资本要想价值增殖，就必须要培养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人的“高度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在消费方面具有多方面需要和较强的消费能力，人们不能仅仅具有简单的物质需要，还要有比较复杂、比较高雅的物质需要，否则资本提供的商品就会无人问津；人们不能仅仅具有物质需要，还要有完整的精神需要，否则资本提供的精神文化商品就会缺乏市场；人们也不能仅仅具有生存性需要，还要有享受性和发展性需要，否则资本提供的娱乐设施、健身场所和高档设备就会成为废品。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消费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⑥资本在资本意义上发展出了具有高度文明特征、具有丰富和深刻的需要的现代人。这些需要作为“历史形成的需要”，或是对“自然的需要”的改造、升华和取代，或是对“自然的需要”在更高水平上的展示和体现。例如原始人就已经懂得通过贝壳、石头等器物来美化自己，但是现代人早已超出这种简单满足的层次，而是充分运用服装、首饰等复杂器物来美化自己，这既可以说是现代人以历史积累起来的高级需要取代了自然朴素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对美化这种“自然的需要”在更高水平上的展示。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以丰富和深刻的需要为中介对人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始终是在资本的意义上实现的，这一点不仅意味着丰富和深刻的需要无法超出资本实现的范围，而且意味着丰富和深刻的需要时刻面临被资本转化、扭曲和异化的危险，这就是资本以“历史形成的需要”为中介对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资本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将“自然的需要”改造为“历史形成的需要”，根本目的并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资本自身的价值增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资本要激发出现代人的各种堪称稀奇古怪的需要，只要它们对资本的价值增殖有利即可。“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⑦。在病态欲望的支配下，现代人的消费变成了对自身的异化本质的实现，“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勉强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⑧。马克思没有生活在大众消费时代，但他的异化消费批判论从本质上符合并且预言了资本制造出来的现代人的异化性质。

　　资本对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集中地体现为“历史形成的需要”对“自然的需要”的扭曲和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自然需要的粗俗化，即人的自然需要向着感官化、野蛮化、动物化的方向寻求满足。自然需要尽管是人出于自然本性的需要，但并不必然就是低级粗俗的，正像性行为等人的自然机能，如果加以艺术地表现，那么完全能够成为触动心灵的伟大作品，如果将性原始化地表现，并当作最后的唯一目的，那么性行为只不过就是动物的机能。在现代社会中，由资本所设计的众多高档奢侈设施，究其根本不过是以高雅的形式精细地满足现代人那种返祖的畸形冲动而已。二是社会需要的本能化，即人的社会需要向着本能、感官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社会需要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历史性的需要，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需要，如社会交往、人生价值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这些都是人的需要的真正实现，但是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却诱导现代人以本能、非理性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要，例如社会交往中以炫富为取向的奢侈消费方式，人生价值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精神需要的满足沉溺于视觉图像、刺激快感的方式等。三是人性需要的工具化，即真正发展意义和享受意义上的需要丧失掉自足的品质，变成了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手段。人性需要是符合并且有助于人性的自由充分实现的需要，是既利己又利人的社会需要，如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既充实了我的精神本质力量，同时也证明了你的精神本质力量。而现代人享受精神文化产品，很多时候并非出于自己的自由意愿，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物化价值才去接受“强迫的享受”，这些物化价值最终都导向资本价值增值的方向，如公司为员工量身定做的培训计划、出于赢利要求所进行的社交训练等。马克思曾以资本家的享受为例谈到享受的经济化趋向，“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粗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它本身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而以前的情况恰恰相反”⑨。精打细算的享受只能限于资本增殖的空间，不能超出资本的增殖要求，这使得享受丧失了自足品质，变成了“次要的事情”。四是真实需要的虚假化，即真正地朝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被资本强加的虚假需要所淹没和取代。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而真实的需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⑩。现代人的消费活动始终存在着超越性的维度，但很多消费活动不是追求超越性，而是被资本严格地限定在资本赢利的范围内，这就造成了真实需要的虚假化，如符号消费带给人的自由感，是借助品牌之间的攀比实现的，消费者高人一等的感觉，不过是资本刻意向大众心理输入的结果。

　　以上分析说明，资本制造出来的大量需求，尽管属于“历史形成的需要”且超出了“自然的需要”的本能和素朴水平，但在价值作用上却扭曲和异化了人的自然本性，使得人的价值屈从于物的价值，这从根本上造成了资本对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

　　三、“历史形成的需要”的当代体现

　　资本的价值增殖决定着它要突破现有生产条件的限制，要突破现有消费档次的限制，即与资本增殖要求相适应的应当是各种消费需要和消费欲望被开发出来的人，这是“历史形成的需要”取代“自然的需要”的过程。把这样一个过程作为资本实现的中介，我们就可以把握住资本的自我更新、生命力延长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资本发展的内在条件及其当代体现。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资本要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增殖，就不能仅仅盯住人的生存需要，而是必须找到新的“需要”类型。这种类型的“需要”必须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乃至无限延伸的，否则资本运动就会由于生产过剩而陷于停滞。实际上，马克思已经看到，金融信用制度“就是以必然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的”(11)。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金融信用制度已经被用来为扩大资本自身的生产性消费需要提供便利，在马克思之后，金融信用制度被广泛地用来为满足大众的生活性消费需要提供便利，如信用卡、分期付款和借贷消费都是这样的手段。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感叹道：“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12)实质上，包括信用卡在内的金融信用制度都是马克思之后资本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已经“历史形成的需要”的基础上，更具体地说，即是建立在贝尔所说的“欲求”的基础上。

　　在贝尔看来：“‘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而产生的多种喜好。”(13)欲求的基点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人的“想要”。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他非常熟悉的是“想要什么东西”，而不是“需要什么东西”。现代人一旦被纳入“想要”的欲求轨道，他就会被激发出各种各样的消费要求、消费激情和消费梦想，这对于将整个基础建立在持续不断地扩大“历史形成的需要”之上的资本来说，无疑是一本万利的好事。不过我们接下来要问：为什么被资本一直视作生命线的“历史形成的需要”会最终具体化为“欲求”？“欲求”和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到底有哪些重大的原则性差别呢？

　　首先，欲求摒弃了需要的客观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主观化的发生逻辑，这是需要从客观模式向主观模式的转变。需要是人对其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需求，它表明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客观、必然的依赖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需要的客观性意味着需要不是人的主观产物，不是人主观地需要什么才会欲求什么，而是人与客观条件之间客观的匮乏和依赖关系决定着需要的发生。而欲求之所以总是以“想要”的形式表现自身，就是因为它不再遵循客观化的发生逻辑，而是漠视或忽视人的需要，以便促使人们从主观层面渴望一种高消费生活方式。易言之，人类社会现有的客观条件无法支撑高消费生活方式的盛行，“高消费”本身根本不是人与客观条件之间客观的匮乏和依赖关系的反映，它不过是被“想要”观念支配的只反映人的欲望的主观产物。“想要”的主观化发生逻辑从根基上改变了传统需要心理的禁欲气质，使得现代人的需要发生了向纯粹主观模式的转变。

　　其次，欲求排除了需要的普遍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特殊化的发生逻辑，这是需要从普遍模式向特殊模式的转变。尽管在不同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不同人的需要会体现出较大的差别，如现代人和原始人的需要就有着巨大差别，但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需要的内容和层次大致是相同的，如现代人的生存需要基本定位在温饱层次上，这一层次对多数地区的人们都是适用的，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普遍一致性。而欲求恰恰排除了需要的这种普遍一致性，代之以想要的特殊化的发生逻辑，即鼓励大众中的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去追求区别于他人并且高于他人的消费模式，让人们在独一无二的消费模式中体验自我的独特性，这也就赋予了现代消费以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的性质。广告词“我的地盘听我的”便突出地展示了想要的特殊化发生逻辑，现代商业资本通过设置不同等级的消费特权，让消费者自由地选择手机功能，以此满足消费者特殊化的欲求，这一方面是消费自由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为满足更多的欲求打开了通道，从而使得现代人的需要发生了向特殊模式的转变。

　　再次，欲求否认了需要的同一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差别化的发生逻辑，这是需要从同一模式向差别模式的转变。需要的客观化和普遍化的发生逻辑意味着需要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体现是大致同一的，就像生存需要依靠吃喝行为得以满足、性需要依靠性行为得以满足一样，需要的同一化带来的是需要满足方式的同一化，但是，如果现在有人声称自己的生存需要必须通过吃山珍海味、喝高档洋酒才能满足的话，那么这里的需要实质上就失去了需要性质，而是变成了想要的差别化的发生逻辑。差别化逻辑意味着消费内容、档次和品味与普通消费不同，如此一来也只有奢侈消费、高档消费才能满足想要的差别化要求，于是现代消费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高消费趋向和消费主义特征，这就是现代人的需要向差别模式的转变。

　　最后，欲求否弃了需要的有限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无限化的发生逻辑，这是需要从有限模式向无限模式的转变。需要的有限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需要的内容和水平客观上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较大波动，这也是现代社会“贫困标准”、“生活保障线”、“最低工资”等得以可能的根据。但是，欲求则鼓励一种无止境追求欲望满足的消费模式，不管在强度还是在限度上，它都极大地拓展了需要的水平，以致向着无限的方向延伸，这便是想要的无限化的发生逻辑。贝尔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14)欲求激发着人们进行求新求变的消费革新，促使人们永不满足现有的消费模式，时刻怀揣着不买不甘心的欲购情结，商品往往是在购买不久后就被闲置或扔掉，但人们并不为之可惜，以一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逻辑说服自己进入下一波的购物潮流。如此循环往复，现代人的需要就彻底转向了无限模式。

　　当欲求从根基上瓦解了需要的客观化、普遍化、同一化和有限化的发生逻辑，代之以想要的主观化、特殊化、差别化和无限化的发生逻辑之时，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的激发便成为了水到渠成之事，而欲求背后的资本增殖也就拥有了可靠持久的动力保证。可以这样说，正是以人的欲求为基础，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物欲症、“消费爱国论”，以及福利国家、商业营销、帮助人们用明天的钱来满足当下消费欲望的信用制度等各种建制、手段，都被资本用来克服商品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跳跃的惊险”，从而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我调整的重要内容。

　　对我们而言，之所以从资本实现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形成的需要”和“欲求”，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结论具有历史依据：“历史形成的需要”和“欲求”是资本运动的产物。当然，我们可以对欲求基础上的消费主义等一系列现代症状进行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也可以深究欲求消费带给我们生活和生态上的各种影响，这些都是当代社会正在展开的问题。但撇开这些问题不谈，我们仍然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理论视阈中的“需要”及其各种变异形式的思考，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资本实现之中介的“历史形成的需要”能否从根本上克服资本向流通过程“跳跃的惊险”？“历史形成的需要”充当资本实现之中介的历史能量到底有多大？“历史形成的需要”及其变异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意味着什么？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3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0页。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5页。

　　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0页。

　　(1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68页。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68页。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