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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提出了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且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与科学基础。近百年来，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与成果。在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确定新思路，确立新结构，充实新内容，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生产方式
作者简介：于金富（1956- ），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生导师。
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想，最先是由恩格斯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提出了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①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立了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工作，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科学基础与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者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充分吸收以往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的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新思路，确立新结构，充实新内容，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建立了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从各个方面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世界观基础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过许多经典性的阐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②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经济中去寻找。③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论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着社会结构与国家制度；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们无论是研究某一特定社会形态还是研究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都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都必须首先并着重研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样，就为我们研究人类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阐明其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揭示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般规律，从而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2.马克思、恩格斯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理论特性表现为其理论的哲学倾向，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此完美地统一于其理论框架之内，渗透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④。从其唯物主义方法来看，马克思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⑤唯物主义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主要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⑥其中，第一个“具体”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第二个“具体”是经过思维加工即科学抽象、并以思维的形式再现出来的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其辩证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对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而不是片面的分析；二是摈弃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化、永恒化的形而上学方法，用运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历史过程；三是分析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两方面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运动过程，认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是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原因与根本动力。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应当运用特殊与一般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一定的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出发，研究其进行生产与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具体形式，揭示其生产和交换发展的特殊规律，建立起研究特殊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积累对各种社会生产方式进行总体研究的丰富材料。然后，在对各种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之上，阐明或多或少适用于一切社会生产的各种一般规定，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一般规律。最后，在这些一般规律的指导下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与发展规律。这是因为：“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⑦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首先是历史方法。这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⑨。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时至今日各种社会形态进行生产与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只有积累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相关内容进行研究的丰富材料，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同时，马克思也十分重视逻辑方法的作用，主张在历史方法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⑩
3.马克思、恩格斯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的许多重要的一般规定；不仅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一些片段性、预测性的研究，从而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生产一般理论。马克思在1857 年8 月底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1]“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2]所谓生产一般（Production in general）就是抽象掉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各种社会生产所共有的一般规定。具体说来，马克思所抽象出来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定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社会生产的一般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分析了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要素，即劳动、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3]“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4]“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6]“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7]二是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逐一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科学的论断，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1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9]“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20]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一般”部分的重要内容。三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社会生产方式结构中，其“内核”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其外壳是一定的社会形式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1]“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2]区分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是认识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社会历史性质的根本方法和理论出发点。生产方式的发展运动根源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正是社会生产的物质方式和社会方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并成为社会历史变革和进化的动力之源。[23]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作为几个不同历史时代所共有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阐明了商品生产的共同特征，确立了商品生产一般理论，其内容包括关于商品生产存在的一般条件的理论、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一般特征（商品拜物教）理论等。
（2）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立足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1－4 卷特别是前三卷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与运动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与深入的研究，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与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与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资本论》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经济科学的东西，成为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
（3）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 世纪40－5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人类各社会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科学探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他们把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同所有制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24]他们把当时的西欧社会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四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即原始公社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即奴隶社会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第四种形式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马克思投入了大量精力对人类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工作，写下了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读书笔记和手稿。恩格斯晚年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进行了研究，他在马克思《古代社会》摘要的基础上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重要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氏族公社和家庭的发展，以及私有财产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4）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科学的预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作出了一些科学预见。马克思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5]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共产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实现劳动者联合劳动。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现直接的产品生产；消除自发的市场调节，实现社会对生产的计划调节。在生产关系上，实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加的民主管理制度，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其实质来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6]。
4.马克思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体系基础
马克思1857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五篇结构”：（1）社会生产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1858 年，马克思在“五篇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27]“五篇结构”与“六册计划”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把有关生产一般规定的内容纳入其中，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生产一般”这一重要问题。所不同的是，在“六册计划”中，“五篇结构”的第1 篇“社会生产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不再独立成篇，而是作为其第1 册《资本》的“绪论性的章节”。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认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狭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对“生产一般”单独研究、独立成篇。相反，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方式、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为了避免重复，生产一般理论则必须专门研究、独立成篇。这样，就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
从总体上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写出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但他们在世界观方法论、基本原理与体系结构等方面为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创建了狭义政治经济学而没有建立起广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他们当时“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28]。二是由于为了适应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也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上来。这样，恩格斯所提出的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就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来完成了。
二、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懈探索
1．俄国、前苏联学者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逝世后，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最早对构建广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俄国的亚•波格丹诺夫。他在1897 年所写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中，在开头和结尾部分分别简略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经济思想史”，在其中间部分《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篇中则依次叙述了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很显然，波格丹诺夫是受了恩格斯关于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启发，因而该书的理论体系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尝试，并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20 年代末到30 年代，前苏联经济学界出版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体系也具有权威性和典型性。该体系由“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三大块”结构体系组成。该教科书在体系的类型上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成为前苏联学者探索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初尝试。但该书没有包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因而是一个很不完整的体系。
1954 年，苏联推出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苏联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教科书》采用的是“篇、章、节、目”结构，整个体系由三篇四十二章组成。三篇依次阐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该教科书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29]。《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结构最突出的贡献是首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开始具备完整性，它的推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苏联以及中国所出版的多种政治经济学教材，大都沿用了这一体系。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梅德维杰夫和阿巴尔金为主编推出了一部体系上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新教科书主要由四篇组成。第一篇“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叙述了经济理论最一般的问题，即生产一般，特别是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问题。第二篇和第三篇分别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同时也讲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四篇“现代世界经济”是整个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最后落脚点。新教科书在探索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方面取得了两大进展：一是新教科书贯彻一般和特殊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把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抽象出来的那些最简单、最一般的范畴和规律，如社会生产及其基本要素、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组织及其作用等作为“生产的共同基础的一般特点”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从这些最一般、最简单的经济形式出发，按照经济关系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线索，依次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二是新教科书把“现代世界经济”划分出来作为总的研究对象中独立的一部分，从而使“政治经济学不是作为反映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理论体系的机械结合，而是作为揭示作为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体而出现。”[30]这就在通往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上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2．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长期探索
从20 世纪30 年代到21 世纪初，我国学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探索。早在1935 年，中国学者沈志远写出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带有广义政治经济学性质的教科书——《新经济学大纲》。[31]《新经济学大纲》由绪论和九编内容组成。第一编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第二编到第八编是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第九编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从总体上看，《新经济学大纲》已经具备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1949 年，沈志远又推出《新经济学大纲》的第11 版。这一版不仅对体系结构作了较大的调整，而且也增加了大量的内容，在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实现了由不完整到完整的转变。
中国著名学者许涤新在1949－1950 年间推出了一部三卷本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本书第一卷是论述前资本主义，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第二卷包括三部分内容，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第三卷是论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该体系在论述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同时，也阐述了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特殊规律，对探索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出了贡献。1982－1986 年，许涤新又修订了他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比较完整的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成为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大胆而冒昧的尝试”[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广泛的积极探索，在继承马克思“经典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些“创新模式”。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种。
一是程恩富教授首创的“五过程体系”。他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六册计划”的精神，首创了“五过程体系”：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与国际经济过程。这一体系摈弃了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的体系或将政治经济学内容分割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几篇并在各篇内分章叙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作法，遵循从“一般范畴”到“特殊范畴”，从“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用”的原则，在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阐述，即先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然后再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由此形成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种重要模式。
二是颜鹏飞教授提出的“五册结构”体系。（1）绪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广义政治经济学史和“生产一般”。（2）商品和货币共同的逻辑起点。（3）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信用和金融市场、所有制、分配、国家或政府、对外经济关系与世界市场。（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5）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三是许兴亚教授提出的“四篇结构”的建议和设想[33]。其主要观点是：（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当增设“生产一般”篇。（2）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应涉及商品和货币、资本、竞争、信用、股份公司、宏观国民经济、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等内容。（3）应当单独增设“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篇，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点尤其是那些带有向新社会“过渡”的“过渡性质”的因素和形式进行科学研究、做出理论概括。（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应突出“历史的和现实的”方法，侧重于对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概括、分析和描述，避免过多、过早地把我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上升到“普遍原理”的高度来认识。
四是杨国昌、成保良教授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 “六部分”的体系框架。杨国昌和成保良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继承与创新》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当包括六大部分内容：（1）导论，包括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要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2）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依据，自然经济形式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3）商品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和一般原理。（4）资本主义经济制度。（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6）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该书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把经济学中具有一般共性的原理，如商品经济形式、经济全球化趋势等问题，分别抽出来独立成篇加以论述。二是提出了把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和三大社会形态结合起来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新思路，大大拓展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趋于完善。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马克思“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为基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新的框架设计。这表明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探索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而为我们今后继续前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今后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设想
1.确定新思路、确立新线索
100 多年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表明：确定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与关键所在。从总体上来说，首先是要根据生产的不同社会形式特别是不同的生产关系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生产力是观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生产关系尤其是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表示了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是衡量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尺子”。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科学地划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生产关系这一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本质特征的发展变化把人类社会概括为五大形态。[34]同时，应当根据社会不同的生产形式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三大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同属于第一大社会形态的自然经济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属于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商品经济；同第三大社会形态即产品经济相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处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而且就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说还处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其历史方位来看属于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大社会形态[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入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实行产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37]。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两种划分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在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将三种社会形式（生产力或社会的生产形式）和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是一种新思路[38]。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应当而且只能以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从而形成贯穿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条红线。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可以从生产力与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这两个不同方面来形成两条具体的分析线索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确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线双轨”的逻辑线索，如表1 所示。
2．运用新方法、确立新框架
从体系结构方面来看，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混乱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以《资本论》理论体系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以《资本论》体系代替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没有继承马克思的“五篇结构”与“六册计划”的科学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前进；二是没有具体区分狭义政治经济学与广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明确地提出构造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三是以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主义生产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忽视人类社会生产一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当厘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结构问题，这是实现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为此，应当运用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来确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维进程：首先，从各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抽象出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定，阐明生产的一般特征。然后，在生产一般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各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研究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最后，探寻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39]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可望能形成一个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完整的框架结构：以“社会生产一般规定——社会生产各种特殊历史形式——社会生产发展一般规律”为基本线索的“新五篇结构”。其中，“生产一般规定”作为第一篇，其内容既包括人类一切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定，也包括几个社会生产——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定；第二篇、第三篇与第四篇研究社会生产的各种特殊历史形式，其内容包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等三大社会形态，其范围涵盖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等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特征；第五篇阐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包括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规律，也包括各种社会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应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
3.充实新内容、构建新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充实研究内容、完善理论体系。从充实内容来说，应当扩展研究范围、细化研究内容。既要系统研究生产的一般规定，又要全面研究生产的各种特殊社会形式；既要系统研究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要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研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未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在研究每一社会生产方式的时候，既要阐明其本质特征又要分析其具体形态。从目前状况来看，应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从完善体系来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当完成三项主要任务：一是“补写绪篇”，即根据马克思“五篇结构”的设想，单独设立“生产一般”这一篇（其内容包括人类社会生产一般与商品生产一般两个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首篇，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完成续篇”，即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完成《资本论》续篇。既要完成《资本》删除《资本一般》之外的《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等三部分，也要完成《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册的研究与写作任务。三是“续写新篇”，即在完成马克思“六册计划”的基础上，续写关于人类各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篇章。其一，应当对第一大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立研究、专门设篇。其二，应当在第二大社会形态这一篇增加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其三，要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专门研究、独立设篇。其四，要把人类三大社会形态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研究，从总体上阐明人类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构建以总体性研究与贯通性分析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92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92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17-618 页。
④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载《河南社会科学》1999 年第1 期。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1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8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90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89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3 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3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 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08 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07-208 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56 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09 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10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7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89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90 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2-33 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3 页。
[23]张彤玉：《关于劳动方式的二重属性》，载《南开经济研究》2000 年第3 期。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8 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96 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683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531 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92 页。
[29]参见顾海良、张雷声：《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621-634 页。
[30]B.A.梅德维杰夫等编著：《政治经济学》，高中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25 页。
[31]此书由生活书店1935 年出版，1953 年改名为《政治经济学大纲》，由三联书店出版。
[32]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3 页。
[33]许兴亚：《按“四篇结构”编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和设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重大专题研讨会”论文，2005 年4 月，上海。
[34]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载《复旦学报》1988 年第1 期。
[35]张国珍：《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看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载《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8 年第4 期。
[36]顾乃忠：《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性质》，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1 期。
[37]胡绪明：《论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生成的内在逻辑》，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4 期。
[38]杨国昌、成保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继承和创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462、464 页。
[39]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先决条件的形成，借助于主要是形式和逻辑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出抽象的和一般的定义。（2）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依据，创立具体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3）对一般经济范畴同具体研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生产方式的成果加以综合（参见E.佳捷尔、张正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1 年第12 期）。
参考文献:
[1] E.佳捷尔、张正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1 年第12 期。
[2] 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顾海良、张雷声：《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
[4] 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载《河南社会科学》1999 年第1 期。
[5] 余永跃：《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4 期。
[6] 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载《复旦学报》1988 年第1 期。
[7] 张丰兰：《区分一般性和特殊性——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改革探索》，载《当代经济研究》2009 年第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