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谐社会与马克思发展哲学新论域”( 编号2009JJD720025)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与呈现

　　贝尔在上世纪中叶提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存在着双重失落: 人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控制”。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两条道路，分别为“可能导向关于工作和劳动的新人道主义观念”即劳动者民主地控制劳动过程的道路，和“关于人、财产和剥削的原始经济观念的道路”。但“马克思冒了两次风险: 其一是在财产私有制中寻找异化的根源; 其二是通过如下观念引入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思想: 一旦财产私有制被消灭，人将立即获得自由”。结果，所有制问题成为重心，第一条道路“被搁置了下来，没有人去探索过”，而劳动过程才是劳动异化的原始根源。( 贝尔，第421、443、414、443 页) 受此启发，芬伯格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着“所有制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两种向度。( 芬伯格，2005 年，第48 页)

　　贝尔有些言过其实。马克思之后，考茨基、列宁等都探讨过劳动过程中的组织问题。杜娜叶夫斯卡娅早就指出，1844 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用人道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回应工人们反抗专制的工厂劳动方式的斗争”，而“《资本论》中的新东西是，马克思直接地进入劳动过程本身。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 杜娜叶夫斯卡娅，第31、86 页) 巴里巴尔同期也提出，劳动者支配劳动过程意义上的占有“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许多重要论点的关键”。(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259 － 261 页) 不过，贝尔有关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非常重要的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芬伯格和拉克劳、墨菲都强调它长期以来几乎被完全忽视( 参见芬伯格，2005 年，第48 页; 拉克劳、墨菲，第87 页) 。

　　一般公认，这种境况在1974 年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后得到改观: 劳动过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到正式确立，70—80 年代在英语世界形成颇有国际影响的研究高峰。布雷弗曼结合亲身经历大大丰富和细化了《资本论》的基本主题: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是工人及其劳动成为生产过程客观要素、资本家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他认为其中关键在于资本家以管理控制取代了传统工匠的自我控制。而这又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 其一是工厂内部生产的分工，劳动过程分解乃至细碎化为脱离专门知识和训练的简单劳动，降低对工人的依赖性。其二是采取泰勒制管理: 通过搜集整理工人的经验、知识将其变为固定的程序、规则等，实现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的脱离; 实现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即脑手分离) ，劳动的规划、预想和安排等都交由少数管理者，工人只负责机械地执行、操作; 管理者垄断生产知识进而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骤及其执行方式。最终，失却技能和知识的工人沦为管理者的一个活工具。( 参见布雷弗曼，第3、4、5 章) 弗里德曼在1977 年出版的《工业与劳动》中则指出，正如马克思提及的，面对控制工人会不断抗争，资方往往会因此对管理进行调整。( Friedman，pp. 77 － 78) 而这一点恰恰为布雷弗曼所忽视。比如根据技能、贡献和抗争的强度将工人划分为边缘类和核心类，分别采用直接控制( 泰勒制是典型) 、责任自治策略，后者的核心是通过赋予责任给予工人一定的地位、权益，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分而治之弱化了群体抗争。埃德沃兹1979 年出版的《充满斗争的领域》直接指认生产为“充满斗争的领域”，工人斗争使工作场所从简单控制( 分为资本家亲自控制和工头等级控制) 转变为结构控制，如技术规范控制和官僚制度控制，以规则和制度的权威约束工人，淡化其抗争意念。( Edwards，pp. 25 － 26、30 － 34、110 － 131)

　　布若威走得更远，他认为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推论“大体上都是基于劳力的付出是由强迫来决定的这样的假设”( 布若威，2008 年，第47 页) ，而这过于简单化了。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工厂已实现了从专制控制到霸权控制，即从通过强制和畏惧到主要通过使工人自愿同意来榨取剩余价值的转变。其《制造同意》和《生产的政治》特别彰显了这个观点，并由此开创了劳动过程的( 工人) 主体性研究理路。近年来，对主体性的建构和丰富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主导动向，诸如性别、种族、民族、家族等主体性征都受到关注。

　　布雷弗曼所开启的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在西方左翼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以马格林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以里皮兹等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以哈维为代表的积累体系变迁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同样明显影响了微观政治学。

　　二、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与劳动解放

　　1843 年前后，马克思提出超越政治解放而走向人的解放。这取决于两点: 一是现实的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二是使社会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189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接续并推进了这个思想: 具体的个体经验生活层面的解放，首要的是消除异化劳动，使它复归为和人的本质直接同一的“自主、自由活动”，工人和劳动产品的分离( 产品的异化) 、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劳动本身的异化) 等将随之被扬弃。( 参见同上，第270 － 277 页) 上述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了革命性突破。首先，“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非思想活动，它建立在工商业、农业等发展的基础上。其次，社会层面的异化最根本的是，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即社会生产力“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是解放首先要考虑解决的。具体层面的劳动异化是因为“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力之所以异化为与生产者敌对或破坏的力量，也缘于此。而资本主义“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它们是两种层面的异化的共同根源。最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是解放的基本着眼点。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因此，“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个人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74 － 75、86、84 － 85、115、123、130 页) 两种层面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但生产力问题具有根本性。

　　随后，唯物史观表述愈益明确、科学，比如用生产关系取代交往形式; 两种层面的关系表述为生产力是人们“以往活动的产物”，生产关系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532 页) 不过，一则由于马克思此时更为关注宏观的社会历史研究，寻绎历史规律以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成为这一阶段的理

　　论重心，二则由于这个矛盾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异化劳动从属于该根源，因此从文本层面上看，他对具体生产劳动的关注确乎有限。

　　与贝尔关于马克思不再重点关注劳动问题的指责相反，在中晚期的《资本论》及其他重要文本中，一方面，劳动问题被极大地丰富和细化为劳动过程理论; 另一方面，相较于早期著作在哲学层面将劳动解放抽象地规定为一个大方向——自主活动，中晚期著作从较为具体的条件、措施方面来阐释它。

　　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之所以成为与工人异化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原因如下: 其一，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 其二，工人同生产过程分离( 失去控制) 。这表现为: 首先，使工人客体化; 其次，使工人去技能化( 参见马克思，第1 卷，第216、306、417、487 页) ; 再次，工作碎片化和现代管理兴起; 最后，资本家有时实行直接强制，并常常“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同上，第3 卷，第998 页) 保障严格管理的权威，并同时分化工人使之层级化和内部对立化。

　　工人如何从更具经验和现实意义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 首先，马克思仍坚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代之以社会的个人所有制，实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统一。其次，劳动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从直接层面上看，就是实现劳动组织和管理的平等、民主和人道化，劳动过程工人自治; 劳动者在恢复生产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和全面发展，技术革新与之同步而非离异，最终生产劳动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的社会劳动。再次，劳动过程解放有相应的政治要求，其初级阶段是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和真正的民主政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01、98 － 99、644、58 － 59、60 页) ; 其高级阶段是形成劳动者自由联合体，消灭国家，使公共管理失去政治性质，变为纯粹对物和事的管理。( 参见同上，第227、631 页)

　　三、微观政治学: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拓展与背弃

　　所谓微观政治学，一为学科发展史意义上的，指晚近出现的和传统政治学重点关注宏观政治不同，重点关注个体政治行为或与之相关的学校、工厂、社区等具体而微层面的政治现象，这和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出现的告别宏大叙事、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一致; 二为反思、诘疑乃至背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 阶级政治意义上的。这两者内在关联。如福柯是上述趋势的响应者、参与者和领跑者，而其权力微观物理学则可视为第二种意义的微观政治学的标志和始基。后者又可分两种向度: 一是以微观政治学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 阶级政治，二是以之批判、背离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的形成都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有关———它揭示了权力同时存在和运作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和微观的工厂与生产过程领域，并渗透于各种具体关系、管理和技术中。有学者考证，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即权力无所不在且其作用并非单向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本论》，特别是借鉴了劳动过程理论中从关系和技术角度对权力的分析。( 参见莱姆克等，第6 页)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是当今在新左翼、后现代理论家中颇为盛行的微观政治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理论渊源。

　　下面分别以布若威、芬伯格和拉克劳、墨菲为代表阐述之。

　　1. 布若威: 生产的政治布若威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两种关系交互作用形成，一种是生产关系，指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权力即所谓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 另一种是生产中的关系。后者比前者要丰富和复杂，还包括“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如管理者和执行者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 布若威，2007 年，第157、156 页)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关系都会被工人心理体验所过滤或重构，而工人的体验往往由工厂内部管理者通过规章制度或集体活动所形成的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所形塑。它们和由所有制形成的强制支配权共同构成“工厂体制”。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特征是榨取并同时成功遮掩剩余价值——赢得工人认同。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中工厂体制是专制型的，资本家主要依靠硬性的强制力掌控劳动过程。而现在工厂体制已转变为( 意识形态) 霸权型，重心为在生产过程中诱变工人的心理体验，制造工人自发的认同。如通过“赶工游戏”激发工人的竞争意识、自利观念，使其作为孤立的个人而非阶级成员嵌入劳动过程并接受管理方主导的游戏规则; 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鼓励工人内部竞争和自由流动并进行技能培训，培植阻碍团结的工厂个人主义; 建立集体谈判、有限参与制度化解矛盾和降低冲突，产生劳资双方互相认可的关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以致呈现出工人自愿地参与对自己的剥削。

　　霸权型工厂体制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源糅合成一种成功的体制化控制，大大强化了劳动过程对于所有制的独立性。就此而言，马克思那里理应存在两种政治: 一种是关于国家政权、所有制等宏观层面的“全局政治”，一种是事关工厂体制、生产中的关系的“生产的政治”。后者“与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无所不在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布若威，2008 年，第195 页，代译序第12 页) ，其实质是一种微观政治，重在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如何在生产的意识形态中被整合，进而协同成为维系工厂和生产的粘合剂，使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布若威认为，马克思把后者归结为前者并忽视了后者，主张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同质化，由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客观利益会累积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历史证伪了这些推断: 在管理者的操纵下，工人原子化且为竞争性个人主义支配，分层化和分散化; 共同的客观利益在现实中无从发挥作用，因为真正对工人起作用的是他们为工厂意识形态所统摄和影响的主观体验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但各自殊异，而且和资方主导的工厂利益趋向一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样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过程。(参见同上，第41 － 42、49、181 － 182 页)

　　在布若威看来，这种微观政治不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且具有根本性。因为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事实上根源于工厂车间和劳动过程，而不是所谓市民社会。( 同上，第22 页)

　　2. 芬伯格: 技术转化的微观政治学受布雷弗曼和布若威的启发，芬伯格认真反思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不过，由于受马尔库塞、凯尔纳的影响，他主张该理论实质是“批判了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技术的资本主义”，它认识到机器工业中工人对劳动条件的从属不只是权力强制的结果，更主要是技术应用的结果: 资本家及其代理者的权力和权威、管理意识形态都是通过技术中介发挥效用的，技术反过来自动维护他们的权威形成操作自主性。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上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构” ( 芬伯格，2005 年，第61、230 页) 。

　　而且，相较于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宏观的技术社会批判，马克思创立了更为细致、深刻的微观技术政治学，不但否决了技术中性论，提出技术结果批判和技术应用批判，更是创造性地提出技术设计批判，即工厂技术实际上是为维护资本霸权而设计的。可惜的是，马克思提出解决方案时却将劳动过程问题从属于所有制问题，工厂的技术微观政治学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参见同上，第52 － 61 页)

　　“马克思惟独将相似的观点用在生产上，是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是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但现在，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已被技术所中介，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中央集权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就随之产生”。技术问题不仅仅是解决劳动过程和工厂组织的问题，更是事关人类解放、选择更美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技术选择、设计“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后果的本体论的决策”; 资本的统治通过技术中介已经渗透和内化到所有领域。技术政治学不是一种特定阶级的偶然斗争，而是抵抗的基本形式，处于社会斗争的中心。( 芬伯格，2005 年，中文版序言第2 页，第27、1、73 页) 更重要的是，技术政治学和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变革所有制的革命政治学根本不同，它需要的是在所有被技术渗透的细微之处实现技术的激进民主转化，是“小规模干预中的政治学，这种小规模的干预改变了生活环境但没有直接反抗国家”，此为技术微政治学。(芬伯格，2003 年，第43 页)

　　3. 拉克劳、墨菲: 政治本体论和话语连接拉克劳、墨菲以后结构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是一种误读历史的本质主义——视生产力、经济为历史和社会的基质，将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利益的映射和表达。政治、意识形态不但具有独立性，而且渗透在教育、生产中，形塑着生产。“政治不能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分层。它必须被设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 (墨菲，第3 页) 政治是人存在的根本维度，具有社会本体论地位( 参见拉克劳、墨菲，第2 版序言第9 页) ，具有弥散性，渗透进所有生存领域。它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创造、再生产的一种实践，它首先存在于微观领域。

　　拉克劳、墨菲认为，马克思在政治问题上存在多重错误，比如，他把政治简单地视为经济利益的映射，并据此推论说局部生产领域的反抗会自动积聚成全局性的阶级斗争，工人从自在阶级必然转化为自为阶级。正像福柯指出的，政治的自然形式是权力行使中所激起的微观对抗，而且“政治并不简单的是现存利益的表现，而是在塑造政治主体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客观利益“这一概念缺乏任何理论基础”，由其来保证形成一个同质的工人阶级的说法显系错误。真正起作用的是工人主观体验的即被工厂意识形态塑造的利益，他们因此被“许多无力被整合的、常常矛盾的主体立场所控制”，经常处在分化和分裂中，“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 拉克劳、墨菲，第2 版序言第13 页，第94、92 页) ，其主体性及其利益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政治就是一种通过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塑造与反抗的过程，背后是话语主导权。实际上，社会里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都是由话语构建的。政治本质上是话语政治。

　　四、结语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确系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和所有制－ 经济危机理论、物役性理论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三大主题; 它着重揭示了资本权力运作的微观层面、剩余价值是如何具体产生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揭示社会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而是同样也具有理论的微观向度，关注和阐释工厂组织、权力机制及其变迁。但它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充分发掘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对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丰富我们对它的认知、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不实指责、构建新的理论增生点，都是很有裨益的。

　　至于微观政治学，其中布雷弗曼的研究同时也是对苏联集权性、官僚制生产模式的批判，要求废除生产的等级专制，实现生产中的直接激进民主和人道化。这和东欧工人生产自治、以“实践派”为代表的新人道主义主旨是重合的。在生产、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实现激进的直接民主( 自由、平等自治) ，大体成为对当代新左派最具吸引力的诉求。上述几人概不例外，拉克劳、墨菲甚至直接将自己的理论吁求界定为“多元激进民主”。阿格尔在此意义上高度赞扬布雷弗曼对新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参见阿格尔，第423 页) 问题在于，他们高度张扬劳动过程的重要性，提出社会主义还必须在劳动过程等微观领域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往往忽视了所有制问题的根本性，乃至到了布若威等人那里，社会主义似乎只诞生于生产、生活等微观领域的激进民主化。

　　这几位新左派凸显了长期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的微观政治，却以降低甚至忽视宏观政治特别是核心性的阶级政治的根本地位为代价。现实中的阶级形成及阶级斗争的运转确实远比马克思理论分析的要复杂和多变得多，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进行多方面的调整后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正如很多左翼学者指出的，今日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权力仍支配着这个世界。对此，布若威

　　本人后来进行了忏悔性的反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微观和宏观相互渗透和影响，工厂中的民主是有限的，它很快就被转变为霸权－专制型。( 参见布若威，2008 年，第2 － 5 页) 面对资本的强权，工人总体性的客观利益是难以抹灭的。当今工人的阶级构成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数量明显下降; 工人受多样的具体直接利益影响不断产生分化，但正像密里班德所言，这不过是“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而绝不是“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 《后马克思主义》，第29 页) ; 亦正像赖特分析的，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中最大的阶级( 参见赖特，第288 页) 。可见，工人阶级仍是最具有革命潜能和动力的阶级，忽视这一阶级的斗争，就将看不到反抗资本主义成功的可能性。

　　这些微观政治学的实质是文化政治学或道德政治学。芬伯格毫不讳言，自由、平等、民主的文化环境对大规模的技术激进民主转化至关重要。( 参见芬伯格，2005 年，第160、182 － 183 页) 布若威虽捍卫了生产的中心地位，却认为生产的政治不由经济利益决定，而是由生产意识形态塑造的。(参见布若威，2008 年，第39 － 41 页) 其他鼓吹微观政治的新左派也大抵如此。然而，正如凯尔纳等人正确指出的，建立在经济利益和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和国家等力量仍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排斥政治经济学的任何激进理论都是抽象和盲目的，必须把文化政治和经济、生产政治，把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结合起来。( 参见凯尔纳、贝斯特，第336、380 页) 合理的做法是以微观政治丰富和补充阶级政治，并以后者整合和吸纳前者，而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更不能以前者弱化乃至取代后者。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巴里巴尔，2001 年: 《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阿格尔，1991 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贝尔，2001 年: 《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4]布雷弗曼，1979 年: 《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

　　[5]布若威，2007 年: 《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2008 年: 《制造同意》，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

　　[7]杜娜叶夫斯卡娅，1998 年: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8]芬伯格，2003 年: 《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2005 年: 《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0]《后马克思主义》，2007 年，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11]凯尔纳、贝斯特，2004 年: 《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2]拉克劳、墨菲，2003 年: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3]莱姆克等，2007 年: 《马克思与福柯》，陈元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4]赖特，2006 年: 《阶级》，刘磊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5]马克思，2004 年: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 年、2002 年，人民出版社。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年，人民出版社。

　　[18]墨菲，2001 年: 《政治的回归》，王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Burawoy，M. ，1985，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London: Verso.

　　[20]Edwards，R. ，1979，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Basic Books，Inc.

　　[21]Friedman，A. L. ，1977，Industry and Labour，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来源：《哲学研究》2011年第8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