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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工的观点”看“人”的发展

王虎学

作者单位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862( 2011) 04- 0024- 06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 从“分工的观点”看“人”的发展, 受益于恩格斯的理论启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 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 ; 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 他进一步指出: “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2] 在这里, “分工的观点”作为透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视角被确立起来了。从“分工的观点”理解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必然包含并指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问题。

　　一

　　马克思曾转引勒蒙特的话说: “我们十分惊异, 在古代, 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 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 3] 不仅人的多方面才能的发展在古代令人吃惊, 而且, 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典型的“全面发展的人”也让人惊叹不已。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不无感叹地写道: “15世纪的欧洲人, 不仅在物理科学、数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有惊人的成就, 他们同时还在人类理性可及的一些重要的最广泛的部门十分热心地工作, 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 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 4] 恩格斯也惊奇地发现, 给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正是那些“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全面发展的“人物”。“那时, 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做过长途的旅行, 不会说四五种语言, 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 5]

　　当我们在为古代和近代人的“全面发展”而拍手叫绝时, 也为现代人的日渐“缩小”而扼腕叹息。如上所述, 马克思惊讶于古代人能在多个领域、多种活动中获得如此多方面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 他也注意到了人的另一种生存性状: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 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 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 这样一来, 人是缩小了。”[ 6]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就曾提到了“缩小的人民”[ 7] 这一概念。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 “由于劳动被分割, 人也被分割了。”[ 8] 事实上,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及其根源有更为深刻的体认。在考察社会分工形态史的同时, 马克思特别研究了资本主义分工的性质、特点及其内在矛盾。诚然, 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 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有力手段, 但是, 这种分工的发展也从生命的根源上冲击和侵袭着工人, “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 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采用, 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得到发展。”[ 9] 最终, 工人必将陷入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境地。“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 那么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 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而且“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 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10]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 “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11]

　　这种看似荒谬却真实的现象使我们不禁会问: 为什么在古代和近代出现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全面的人”在现代却销声匿迹了呢? 是什么原因致使现代人的“缩小”的呢? 答案就是分工(更准确地说, 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实际上, 当我们将人的“缩小”归因于分工时, 我们并没有否认古代和近代存在分工, 而是要强调那时的“全面的人”并不是奴隶般地屈从于分工的。正如恩格斯分析指出的那样, “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 而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 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 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 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 有人用舌和笔, 有人用剑, 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 12]

　　从恩格斯的上述分析中, 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 诚然, 分工具有阻碍、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但是,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却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分工”或消灭一切分工, 关键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与分工之间的关系: 人应该支配分工而不是分工支配人, 分工应该从属于人而不是人从属于分工。只有当那种不合理的、自发的旧式分工被一种合理的、自觉的新式分工所替代的时候, “缩小的人”或“片面的人”必将被“全面的人”所代替, 在这个意义上, 分工就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现实路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从其现实效应上来看, 分工的二重性决定了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分工的不可自由选择的固定性和强制性必将牺牲人的全面发展, 而分工所形成的种属能力或整体力, 又必将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 分工对人的发展有双重作用, 而这双重作用植根于分工本身的双重性, 即不可自由选择的固定性、强制性和形成种属能力或整体力的􀀁整合􀀁 能力。”[13 ]

　　二

　　历史地看, 分工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国内有学者就将分工和与之对应的人的发展三阶段依次表述为: 建立在只有自然分工基础上的原始全面的人; 旧式分工支配下的片面发展的人;新式分工引导下的真正的全面的人。[ 14] 可见,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意味着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 表征的是人的不同存在状态。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基于自然分工之上的人具有原始的全面性。马克思分析指出: “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 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 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 是可笑的, 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 也是可笑的。”[ 15] 与自然分工这一发展阶段相适应, 个人还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原始的全面中分化出真正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 因而, 留恋并企图长久停留在“原始的丰富”这种近乎“空虚化”的状态中不仅是可笑的, 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黑格尔认为, “婴儿式的天真, 无疑地有其可歆羡和感人之处, 只在于促使我们注意, 使我们知道这天真谐和的境界, 须通过精神的努力才会出现的。在儿童的生活里所看见的谐和乃是自然的赐予, 而我们所需返回的谐和应是劳动和精神的教养的收获。基督曾说过: ‘如果你不变成同小孩一样’等语, 足见他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长久作小孩。”实际上, 如同小孩长成大人是不可逆的自然过程一样, 随着分工的发展, 人类之初那种原始的全面性、丰富性的分化乃至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黑格尔所言, 认为人类最初的境界是天真无邪与谐和一致的这样一种看法, “就其认为‘分裂状态’是所有人类无法避免的、不是最后安息之所而言, 显然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种自然素朴的境界是至善境界, 那就不对了。”[ 16]

　　如果说与自然分工相对应的是原始全面的人, 那么与旧式分工相对应的就是片面发展的人, 后者在马克思所描述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得最为充分。诚然, 较之前资本主义阶段, 分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也使以商品、货币为媒介的人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但与此同时, 分工的二重性特别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主义阶段, 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 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而一些人(少数) 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 而另一些人(多数) 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 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 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 17] 毫无疑问, 在这一过程中, 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工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那也只不过是作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手段而在某一方面、有限度的发展, 因而工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工具性。“只要工人的自然个性的某个方面作为自然基础进一步得到发展, 它就会代替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 转化成一种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为了证明自身需要同整个工厂一起行动, 表现为这种工厂的一种特殊职能。”[ 18 ] 因此, 工人“为了从事生产劳动, 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 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 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19] 实际上, 就整个社会而言, “不仅是工人, 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 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 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 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20] 马克思指出, 这种片面发展的人是由旧式分工造成的, 旧式分工使人变成了受奴役、片面、畸形发展的人。

　　由于旧式分工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 只有“通过消除旧的分工, 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以及城乡的融合, 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1] 换句话说, 只有当一种新式分工代替这种旧式分工的时候, 人才能从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阴影中走出来, 向共产主义的“全面的人”迈进。须知, “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 即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 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 它们倒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 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22] 因此, 人的全面发展决不是要返回到“原始的丰富”状态中去, 相反, 人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必经环节, 在此过程中潜藏着走向真正的全面的人的基础和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 “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依附, 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 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 23] 此时, 工人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 24] 。正是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弗格森的分工观点: 诚然, 分工产生了奴隶

　　制, 使整个民族成了奴隶民族, 但是, “奴隶制是自由人的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基础”[ 25] 。同样, 从分工的观点看, 资本主义制度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基础和条件。由于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丰富、生产和交往越来越呈现出“世界历史性”, 因此, 就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 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6] 。可见, 人的完整性、全面性、普遍性发展已经潜在地存在于这一制度中了。在这里, 马克思所谓的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的人的生产, 主要是指人的“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7] , 其实质就是新式分工引导下的真正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

　　三

　　在马克思看来, 真正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历史的产物。”[28]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式分工已经形成, 人不再屈从于分工, 相反, 分工将被重新置于人的支配之下,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这里, 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充分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意味着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29] 。对于个人而言,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从事这种或那种劳动; 他对特殊的劳动的特殊关系不是由社会决定; 他的意愿是由他的天赋、爱好、他所处的自然生产条件等等自然而然地决定的; 因此, 劳动的特殊化, 劳动社会地分解为各特殊部门的总体, 这从个人方面看实际上表现为, 他本身的精神的和天然的特性同时采取一种社会特性的形态。”如此看来, 在分工条件下,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所从事的特殊劳动中形成一定的特殊个性。但是, 马克思接着却批判性地指出: “分工被这样理解为特殊个性的社会再生产, 这种个性因而是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 同时又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特殊活动为媒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 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 ——从简单流通的观点出发而得出的这种看法, 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 而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否定, 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30]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这种分工观点, 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分工的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 他们只看到了分工对于自由的肯定, 却忽视了分工对于自由的否定; 他们只看到了分工对于个性的激励和塑造, 却忘记了分工对个性的褫夺和戕害。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自由个性的形成固然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但是, “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 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 ……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 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且, “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决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自然产生, 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 它已经把个人当做是由社会决定的人了。”[31] 在马克思看来, 绝对不能把消除旧的“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32 ] , 而必须看到个性背后的作为“定在”的公共性, 因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 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33 ] 黑格尔认为, 在个人的活动背后存在着一种公共法则, 尽管“大家各自努力维护其自己的个体性, 但大家同时又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每个个体性都受到同一样的抗拒并相互地为别的个体性所消融。一般人所看到的公共法则于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混战, 在这场混战里各人各自夺取其所能取的, 对别人的个别性则同样因别人的公平待遇而归于消灭。这个法则就是世界进程。”[34] 实际上, 这样一个公共法则的存在不仅为个性的交锋提供了平台, 也使个性的形成获得了动力和依托。而人的自由个性的真正形成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因为“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 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 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35] 。

　　人的个性要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马克思认为, 人的全面发展, 归根到底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而人类能力的发展“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 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6]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 生产的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 “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 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 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 表现为全面的异化, 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 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但是不可否认, 先前的生产、“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 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时候, 人类能力的发展也将成为目的本身,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 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 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37]

　　人的全面发展还体现为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 马克思曾揭示分工与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 分工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 而社会关系正是分工的现实内容。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 马克思也曾指出: 在其现实性上,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一论断表明, 分工正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进而与人的发展内在地勾连起来了。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而且人无时无刻不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38] 因而, 也可以说, 作为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的分工也决定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职业和能力, 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 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 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39] 当然, 由于他从来没有走出自我, 他也永远无法实现人的真正价值, 因为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实际上, 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旧式分工的消除, 只有这时, 只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的个人、片面的个人才能真正从自我和狭隘的社会关系中走出来,逐步迈向全面发展的个人。如果说人的发展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 那么,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意味着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充分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 “个人的全面性, 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 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40]

　　四

　　实际上, 马克思对分工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的讨论, 也就是对于分工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切思考。为了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有必要对马克思所祈盼的“通才”与涂尔干所钟情的“专才”做简要的比较分析。

　　众所周知,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诉求,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分工条件下, 分工导致了人的“缩小”, 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于是, 打破这种片面性的限制、解开“单面人”的魔咒并成为“通才”就成为马克思所祈盼的人的“理想类型”。与马克思不同, 涂尔干却对“专才”情有独钟。他所推崇的是那些具有界限意识、专业意识、有着自己的“自留地”的专家, 所嘲讽的是那些看似多面手的“全才”或“通才”, 认为他们都是“半吊子行家”。涂尔干指出, 现代社会必定是专业化发展的。因此, 现代人“只有在个人的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化的时候, 它们才会显得更加丰富, 更加强烈”[ 41 ] 。所以, 他认为, “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 而在于使它们不断集中, 使它们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42] , 并不是一定要成为“有能力去关心一切, 尝试一切, 玩味一切, 理解一切, 能够将所有最优秀的文明聚敛和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完美的个人”[ 43] 。

　　涂尔干所主张的“专才”观点也不乏同道中人。韦伯说, “在现代世界, 人们抛弃了浮士德式的面面俱到, 使自己限于一项专门的工作是任何有价值活动的先决条件; 因此, 行动与自我克制不可避免地互为条件了。……这种认识意味着一种决裂, 意味着告别一个富于完美人性的时代, 这种时代已不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重新出现, 就像古雅典文化的全盛时代不可能重演一样。”[44] 黑格尔充分肯定专攻一业、专做一事的重要意义。他说: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 他必须如歌德所说, 知道限制自己。反之, 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 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 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 如欲有所成就, 他必须专注于一事, 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45]

　　客观地讲, 无论是“通才”还是“专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片面化和“异化”而提出“通才”的; 涂尔干的“专才”则是对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下人的存在方式最有力的解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对古希腊的全面发展的“文明人”理想的继承, 是马克思对“通才”的祈盼; 而在涂尔干看来,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却是“专才”, 即处于劳动分工条件下的高度专门化的专业人才, 他认为“通才”的理想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格格不入, “通才”时代已经结束。在涂尔干看来, 分工合作是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 而共产主义所主张的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是“全能生产者”的观念表明, 社会还处于“机械团结”的同质状态, 还不存在分工与合作的普遍依赖性, 社会专门化程度低、“集体意识”还是一种社会“常态”, 在此, 共产主义似乎就成了乌托邦的代名词。按照涂尔干的论述, “在乌托邦中, 每个人都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劳动, 只是不要无所事事……由于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 或几乎同样的事, 那么就不存在合作来进行调控。只是每个人生产的东西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随意支配劳动产品。他要把产品带到群体中, 然后只有社会集体支配它时, 他才能享受。”[46] 涂尔干认为, 现代社会的“常态”应该是“有机团结”即基于分工之上的一种功能性依存。因此, 为了解决“限制人的范围”的问题, 涂尔干设想了一个多种职能相互依存的“多职业社会”。

　　问题在于, 在涂尔干所设想的现代“多职业社会”中, 当社会分化走向社会分裂、人自身的分化走向分裂时, 固定的分工和现实的职业都会阻碍人性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借用韦伯的话说, 当浮士德式的“通才”蜕变为“没有精神的专家, 没有情感的享乐者”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对付这种机械化, 才能在支离破碎的灵魂里, 以及在这种完全处于支配地位的官僚式生活的理想中, 保留住一点点人性? ”[47] 当在现代社会这个官僚制的“牢笼”中获得人性成了问题的时候,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源自古希腊经由马克思继承下来的古老的思想观念必将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转化为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这时候, “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人的“理想类型”才是最符合人的发展本性的。

　　注释

　　[ 1] [ 5]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241页; 第262页; 第262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人民出版社, 1971, 第486页。

　　[ 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第171页; 第171- 172页。

　　[ 4] 《圣西门选集》第2卷, 王燕生等译, 商务印书馆, 第265页。

　　[ 7]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56, 第330页; 第85页。

　　[ 8] [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612页; 第35页。

　　[ 9] [ 10] [ 11] [ 19] [ 24]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387页; 第376页; 第399页;第556页; 第387页; 第534页。

　　[ 13]韩庆祥、秦小星: 《关于分工和异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学术界》1987年第6期。

　　[ 14]参见王锐生: 《论人的两种全面发展(对话)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6期。

　　[ 15] [ 28] [ 35] [ 36] [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112页; 第112页; 第286 页; 第112页; 第480页。

　　[ 16] [ 45]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第90页; 第174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60, 第507页。

　　[ 18]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第333页; 第315页。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人民出版社, 1971, 第317页。

　　[ 2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 ,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112- 113页。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2000, 第532页。

　　[ 26] [ 31]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79, 第392页; 第200- 201页; 第111页。

　　[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人民出版社, 1998, 第101页。

　　[ 30] [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下), 人民出版社, 1980, 第472页; 第36页。

　　[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 1980, 第228页。

　　[ 34]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 商务印书馆, 1979, 第251页。

　　[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 1982, 第7页。

　　[ 41] [ 42] [ 43]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渠东译, 三联书店, 2000, 第362页; 第359页; 第4页。

　　[ 44] [ 46] [ 47] 转引自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郭忠华、潘华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第208页; 第111页; 第265页。

　　来源：《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