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文阁，求是杂志社编审，北京 100727

　　内容提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主要是思维特点上的，马克思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恩格斯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与他们思想的共同性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主要方面，他们是根本一致的。这一点在他们的自由观上充分展示出来。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由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12&ZD004)的阶段性成果。

　　受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马克思学的学者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在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这对于深化文本研究、清除传统教科书思维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夸大马克思与恩格斯差异、矮化恩格斯的倾向，极端者甚至认为“恩格斯是附在马克思身上的恶魔”。此种倾向在西方和国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它不仅与事实不符，有辱伟人的形象，而且会带来不好的学风，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从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的一间咖啡屋会面，到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两人保持了近40年的友谊。是什么使得两人能够保持如此长久的亲密无间的友谊？显然，相似的出身、共同对诗歌的狂热肯定不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财政上的支持也不是。最大的缘由、最根本的原因只能是共同的事业和对这一事业的相同认识。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句话用在恩格斯自己身上同样合适。两人都是革命家，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正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把两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们相互扶持、互相尊重，相互为对方做出牺牲。恩格斯为了资助马克思，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他不得不捡起他曾经向父亲宣布“绝对不再搞”的“生意经”。没有恩格斯，马克思的生活根本难以为继。客观上讲，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恩格斯一直自甘做一个辅助者，他牺牲的更多。在恩格斯那里，他更愿意把这看做“革命的需要”，看做两人的“分工”。他“没有丝毫抱怨，也从不矫揉造作，而是甘愿承担一切牺牲。”[1]这样的胸怀和境界，令人尊敬。马克思逝世后，一些人曾经鼓动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改为恩格斯或加上恩格斯，对此，恩格斯批评了此种倾向：“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2]

　　共同的事业只是基础，但还不足以确保两人间的那种真挚的友谊。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共同事业的人很多，魏特林、蒲鲁东、拉萨尔、欧仁·杜邦、海尔曼·荣克等，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与马克思或恩格斯形成那样的友谊。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认识上，他们中没有一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没有一个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所有主要问题上与马克思或恩格斯达成一致。进言之，维系马克思恩格斯友谊的关键在于，两人认识上的根本一致。这点从两人友谊的开始就展示了出来。在1844年8月28日那次历史性的会面之前，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在莱茵地区见过一面，那是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路过莱因地区，他顺便拜访《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做“自由人”团体的成员。但是后来，恩格斯给《德法年鉴》寄送的一篇文章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改变了马克思对他的看法。那篇文章明确预言资本主义的末日即将到来，于是才有了两人第二次的会面和10天的长谈，有了两人共同对鲍威尔的清算(即《神圣家族》)，有了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有了共产主义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有了两人一生的友谊。自那次会面开始，两人在生活相互扶持，先是马克思资助恩格斯，后来是从1852年开始恩格斯资助马克思一直到他逝世；在事业上共同战斗，创立国际工人协会，支持巴黎公社和其他工人运动等；在思想上两人相互促进，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两人在1850年代初就有了某种分工，马克思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世界历史和外交政策，恩格斯系统研究军事科学和语言学，但这没有妨碍两人在思想理论上的交流和合作。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期间，两人每个星期都要通信，内容涉及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研究的问题；在1870年恩格斯搬到伦敦后，两人没有一天不见面。“两人在没有事先征得对方同意之前绝不作出任何重要的科学上的评价，绝不作出任何重大的政治决定。两人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习惯：没有一部手稿不是经过彼此阅读并提出意见以后才拿去付印的。相互妒忌和自私自利是从事创造性科学工作的大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找不到它们的一丝影子的。这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也同样是属于另一个人的。”[3]恩格斯后来曾经写道：“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