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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现代化问题是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现实与未来的最为重大的世界性和时代性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性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则是“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的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对“现代化”的反省，应当是对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反省;解决“现代化问题”，应当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寻求。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化；现代化问题

　　一、现代化与现代化问题

　　把现代化、现代性作为“问题”而予以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化”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现实与未来的最为重大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实现现代化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历史任务具备了现实条件。

　　在学界普遍关注和经常引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明确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适用于对世界性的现代化和现代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也适用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这种理解和阐释，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②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既通过普遍交往把现代的科技、文化、制度、管理成果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从而使得人类在整体上以加速度的形式实现发展，又通过普遍交往而构成“全球化”的“现代性”问题，为人类提出了走出当代文明困境的时代性课题。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地域性的“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的和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去探索当今时代的“现代化问题”。

　　实现现代化，是100多年来“振兴中华”的实质性的基本诉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振聋发聩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又快又好”，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又好又快”，再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这种根本理念的深化发展是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生成过程中”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三倍多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解决现代化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全球”的意义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生产力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社会管理水平、自主创新能力等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在国内，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现代性”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中主要包括三方面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性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则是“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的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因此，对“现代化”的反省，应当是对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反省;解决“现代化问题”，应当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寻求。

　　二、现代化与现代科技革命

　　在论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时，马克思提出，这种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正是以劳动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的历史性变革为“测量器”和“指示器”，我们通常把人类的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这里的“后工业文明”，主要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以当代技术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因而又常常被表述为产生轰动效应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种空前的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构成了当代人类的特殊的生存困境。对“现代性“的反省，首先应当诉诸对现代科技革命的反省。

　　据统计，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就进入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50年代后期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70年代人类又以重组DNA为标志而进入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80年代以微机处理机的大量生产为标志而进入“信息时代”，90年代则以软件开发及其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超导、超强磁场、彻底失重等研究，已经使当代科学技术正在逼近自然界的各种极限。人类似乎已经步入一个奇妙无比的“超级”境界。④然而，“跨世纪”的人类在享用当代技术成果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空前严峻的“全球问题”。人类正在强烈地感受到，科学技术是一把既能够造福人类又可以毁灭人类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⑤这就是“跨世纪”的人类在“后工业文明”中所面对的特殊的生存困境。

　　在实现“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科技进步而无限扩大人类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信念，表现出对持续发展的强烈愿望与自信，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性”的存在方式。面对“全球问题”，我们需要深切地体会恩格斯早就提出的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需要解决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

　　三、现代化与现代人的存在方式

　　文明形态的转换，必然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工业文明”以来的“全球化”过程，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并构成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⑦。由于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其结果是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摄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二是由对物的依赖性所带来的人的“物化问题”。在全球“市场化”的过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因而也是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最具根本性的“现代化”问题。

　　关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⑧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普遍联系在普遍交换中变成物与物的关系，由此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市场经济试图将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渗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连接起来，实现一种正比关系，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课题。而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而且体现了争取人类解放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根本目标。因此，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开阔的理论视野研究和阐述它，是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使命。

　　四、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文化内涵

　　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深层地表现为各种文明形态的文化内涵的变革。在学界普遍关注和经常引证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这样提出哲学的历史任务：“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⑨哲学的历史任务的变革，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文明的文化内涵的变革，表征了现代文明的深层的内在矛盾。

　　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空前的价值观剧烈震荡的过程。如果说农业文明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某种“神圣形象”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工业文明是一个文化意义上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人的“理性”取代“神圣形象”而构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的话，那么，所谓的“后工业文明”则是一个空前的确立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矛盾冲突的过程。这种“确立”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矛盾，既表现为当代相互激荡的社会思潮，又构成当代剧烈冲突的哲学思潮。前者主要是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表现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后者则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人类对当代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

　　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它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但是，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核心范畴的凸显，总是取决于对人类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并直接地取决于对时代性的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其实质是“消解”了作为绝对确定性的“标准”;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淡化了“英雄”作为人格化的“标准”的神圣性;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是以文化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弱化了精英文化的“标准”化;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则是直接冲击了将“理性”作为“标准”的合理性。这表明，当代社会思潮所体现的根本矛盾，是“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因此，只有当代哲学才把“标准”与“选择”升华为最重要的哲学范畴。

　　现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人已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加速更替，生活环境的急速转换，大众文化的快速变异，审美时尚的迅速变化，使得人们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中，似乎是在一个“无底的棋盘”上游戏。“现代性的酸”使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失去了原来笼罩着的灵光。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使得一向以崇高化身自期自许的“哲学”变成了“往昔时代旧理想的隐退了的光辉”。如果说自然经济中的文化危机是“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危机则是“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那么后者直接地表现为“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虚无主义思潮。这是在现代性反省中必须正视的“文化危机”和“意义危机”。

　　对现代性的反省，深刻地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批判和引导功能。马克思在论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时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趋向思想。”⑩理论是构成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图景的深层依据，它的概念系统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达到新的世界图景，并认同新的价值追求。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且需要理论创新，从而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04页。

　　④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

　　⑤［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第10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页。

　　责任编辑：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