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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知道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就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必须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变的要素,否则,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没有历史连续性的、碎片化的理论序列,并且很容易被肢解和断章取义。
为什么会产生林林总总的马克思呢?究其原因,一方面,许多重要文献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留待后人去编排和整理,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包括梅林、列宁在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盲点。时至今日,马克思全部著作的编辑工作也没有最后完成,以往有些著作的编辑任意打乱马克思手稿页码的顺序,从而破坏了马克思研究和叙述的内在逻辑。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困难是缺乏确定的文本。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不强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原因,许多研究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规范,于是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持续。许多研究不是以文献为对象进行详尽的、全面的讨论,不对基本概念和理论实质进行深入的梳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六经注我”的工具,也就产生了各种离谱或教条的解释。
实际上,马克思在各个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都有具体的论述,只有直接面对这些不变的文献,由此才能把马克思的全部著述看做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同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个发展的理论谱系和过程,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有准确和完整的理解。这样才能彻底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和羁绊。这里存在着一个误解,似乎对经典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就会陷入经院哲学式的抽象论证,因此,许多人在没有了解马克思著作的本真含义之前就急于联系实际。然而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忽视对经典文献的研读必将导致实践上的巨大偏差。
总之,对马克思文献的研究所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变的内容,它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同时,如果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可以被随意解释和建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对待这些不变的文献,同时忠实地去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在马克思写作的原初语境中准确地回答他读了哪些书,他如何摘录这些著作,他为什么如此摘录,他批判了什么,继承了什么,他随后说了什么,他指的是什么,他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手稿中的加写和改写、边注和符号意味着什么等等一系列带有学术性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哪些是对体系来说重要的观点,哪些不是;哪些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有效的,哪些是在今天仍然有效的,借此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进而回答19世纪以来,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派生出来诸种思潮,为什么他们要强调发端于马克思?这些研究都是我国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能否真正厘清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运动和理论倾向的巨大差异,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的文献。在这个意义上,离开马克思的文献一无是处。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
研究和领会马克思的方法首先不能回避的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提炼方法的可能途径。马克思和同时代的思想家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现实问题,他们之间有着复杂的思想纠葛和理论差异,他们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同一思想传统中却产生了完全迥异的理论和实践取向,而马克思的方法恰恰是沉淀在这些理论差异之中,正是这些差异彰显了马克思方法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只有对马克思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深刻的了解,更进一步说,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有深刻的了解,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方法是不变的。然而,社会发展是千变万化的,列宁面对的革命形势与毛泽东不同,列宁面对的社会主义建设形势也与邓小平不同,马克思所面对的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和当代的中国不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变化的因素。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对当时问题的见解全盘照搬来指导今天的实践,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方面我们有着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所以,马克思的方法绝不是机械的教条,不是一个个既成的结论和具体的论断。
从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出发“提出问题”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解决问题”时则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中不变的因素,必须尊重马克思的文献和方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论述和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做简单关联。在我看来,我们要探求的真正联系介于马克思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当代中国的实践之间,其中既有共通的内容,也存在差异之处,有变化的也有不变的,要仔细甄别二者的内在关系。当代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就在于方法的一致性。我们要遵照马克思的方法从事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通过对实践结果的辩证分析印证马克思的方法。具体说来,马克思的方法不是纯粹哲学领域的抽象思辨,不是可以脱离具体内容的抽象方法,而是面对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的,马克思时刻关注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状况,从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入手寻求解决的途径,进而形成对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发现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的方法本身还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其中包括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共同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对方法本身的研究,对方法与现实生活内在联系的研究都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可回避的学术使命,非功利的、诚实的研究在此极为重要。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德国和法国许多大学生和著作家宣称自己在搞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并未实质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他们,马克思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理性力量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蕴涵的人文关怀完全可以征服大众的心灵。在世界变化日益迅速和深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能透彻地回答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更好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它才能主导大众的心灵和头脑,才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切都依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对于今天具有启示意义,并且和马克思具有一致性的恰恰是马克思的方法。
与方法相一致,马克思的立场也是不变的。马克思的立场自青少年时期起,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即“最能为人类而工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甚至不能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为内在于人们心中的历史传统,作为精神遗产发挥着作用。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意义结构,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的传统,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才能不忘记过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才能展望未来。
马克思主义有不变和万变,强调不变的要素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某种已经完成的或超时空的真理,马克思的思想将随着实践的脚步不断获得新的形式。中国古语讲“万变不离其宗”,任何变化都必须以不变为前提和宗旨,如果抛弃其中不变的成分,何谈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姜海波,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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