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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回顾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研究生产力概念的历程，模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草拟出关于生产力的“提纲”，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总体而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生产力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内；《神圣家族》为生产力概念的变革做好了理论准备；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使生产力概念走出经济学的视域；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集结了大量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材料，通过研习以往的研究成果，经过与恩格斯、赫斯等人交流，与施蒂纳等其他学者论战，马克思终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变革了生产力概念，唯物史观由此得以建构。
作者简介：姜海波，1972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面阐发了唯物史观，并针对作为历史冲突“根源”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进行特别论述。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没能及时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性概念，它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一个逐渐深化和成熟的过程。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诸多著作、手稿和笔记中，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反思了“生产力”问题。马克思的这些研究对创立唯物史观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回顾这个研究过程，对于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经常彻夜不眠地阅读和摘录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从《手稿》笔记本Ⅰ的内容上看，马克思对斯密的著作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把“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看作独立的因素分别处理，并认为斯密关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观点虽然得到普遍的共识，然而分工本身的原因尚未得到说明。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初次使用生产力概念。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1]
显然，前半句只是在重复斯密的论调，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2]。但与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试图借助“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虽然使用生产力概念，但其侧重点是分工导致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异化。生产力本身并未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他仍然只是局限在经济学视域中使用生产力概念，还未能超越斯密，“生产力”在这里仍然等同于“社会财富”，仍是表示数量的概念。正因如此，马克思没有对生产力做哲学意义上的解读。
笔记本Ⅱ保存下来的部分中，马克思在评论土地的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时指出，他们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3]
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另外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对于生产力，此时的马克思基本上还是沿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解指财富数量，“不能提高生产力”则应理解为财富的数量不能增加，与生产力对应的经济学术语是“工资”。因为土地所有者瓜分了资本的利润从而妨碍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所以，在马克思写作《手稿》时，生产力概念与哲学批判失之交臂。这也能体现出马克思当时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人的本质”、“类”、“异化”等问题成为论述的主旨，而作为现实历史过程根本表现的生产力还未出场。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并公开发表的著作，可是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使用生产力概念。恩格斯所说的“这一步”竟然是在完全的哲学基地上完成的，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生产力仍未能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但是，《神圣家族》对于生产力概念的提升，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还是有重要启示作用的。
首先，批判蒲鲁东的启示。《神圣家族》第四章第四节是马克思的手笔，在他看来，蒲鲁东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并且，从这里出发“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5]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6]，而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人不仅是时间上的存在，更是意义上的存在。蒲鲁东只关注劳动时间，而将人的生存质量和状态置于视野之外，他的体系是把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与“违反人性的现实”对立起来的。
其次，批判黑格尔的启示。《神圣家族》的第五章第二节又是马克思的手笔，他从认识论的角度，界定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苹果、梨、草莓和扁桃与“果实”这个人们思辨中的一般概念之间存在的真实关系，说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至于谈到“人”，问题则在于如何在思辨中去分别什么是一个“现实的人”，什么又是一个“不现实的人”。马克思此时有了答案，那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那里去找寻。
再次，批判法国唯物主义的启示。马克思注意观察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这使他意识到摆脱形而上学桎梏的必要性。他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7] 这种从事物的否定方面的理解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凸显出来的，它使马克思自觉认识到理论上的法国唯物主义和实践上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联。能否突破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避免“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之间蜕变为能动论和反映论机械组合已经是迫切的理论任务。
最后，批判鲍威尔的启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猛烈抨击了鲍威尔利用“需要”来说明人是“单个的利己主义的原子”的观点，说他是“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客”[8]，进而说明资产阶级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与整个人类的利益相混淆。当然，马克思也承认是利益把社会中的各个个人联系起来，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不是社会的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的生活，政治又是被市民的生活所决定，它是市民生活的反映。
以上这些思考使马克思更加关注“人”以及他们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
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9]
马克思在这里初步得出结论：一方面，历史的发源地是物质生产；另一方面，“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0]。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超越费尔巴哈的“第一步”，生产的哲学范式呼之欲出。
在《评李斯特》手稿中，马克思大量摘录了李斯特的有关论述，坚定地指出“工业的统治造成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12]。这个研究思路与《手稿》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马克思已经把目光由异化劳动、私有财产转向了李斯特的“生产力”。而李斯特在旧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活动，他的生产力理论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完全等同起来考察，既不是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又不是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而是在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之间的活动，“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13]，这实际上就是无视和排斥人，李斯特借“生产力”所表现的对人的能力的发展的关心也具有较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指出的，“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14]。这正是马克思断然反对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15]马克思还用反喻的手法进一步揭露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中主体性的缺失：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16]
表面看来，似乎李斯特暗示，人只有在良好的精神氛围和社会条件下才能有劳动的热情和力量，但李斯特不把人当做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李斯特的理论体系中“无需考虑‘生产力的理论’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人们就可以‘确定’所有这一切”[17]，李斯特是在空谈生产力。马克思则从人出发，把生产力看做是自身活动引起的、创造他们自己本身需要的财富的主体力量。
在现存《评李斯特》第二手稿的结尾处，马克思写下了一个小标题：“力量，生产力，原因。”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在李斯特的启示下正努力思索生产力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但遗憾的是，第10至21页没有保存下来，这些内容应该在第二手稿的结尾和第三手稿的开头部分。
我们通过下述情况已经得到关于现代“生产力”的本质的一些启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这同样地提高了……[18]
第二手稿就此中断，这一节仅保存了500余字。马克思所说的“下述情况”和“启示”目前已经不得而知了。马克思批评“装腔作势”的李斯特为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虽然人享有生产力这一荣誉，但社会条件已经把人贬低为物，贬低为创造财富的“力量”。马克思说，“如果我把人当作‘生产力’来对待，那么我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19]，这里的生产力被马克思加了引号，特指李斯特生产力中的人不是主体，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接下来，马克思准备阐述李斯特生产力概念的“启示”了，因为生产力一词再次被马克思加了引号。但问题的答案也只能是含蓄地存在于马克思随后的著作中了。
1844
马克思在《布曼笔记》中提到的众多经济学家都对他产生过影响，其中对生产力理论影响最大的要数汤普逊。他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生产才是一个社会的唯一持久的财富之源”[20]。这比李斯特的“生产力”定位更加准确，直接触及旧经济学的要害。汤普逊所确立的这个前提在当时和不少其他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识，霍吉金斯和布雷就分别从不同的路径探讨得到了这个结论。汤普逊的生产力定位可算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资源。另外，汤普逊主张“平等的个人竞争”和“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21]，只有个人自由联合起来的合作公社，才有可能消除资产阶级统治社会中的各种破坏性因素，这个观点对马克思同样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它使马克思在探寻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又进一步。汤普逊设想的方案已经十分具体，他说，“节省非生产性消费，防止无处使用生产力或者滥用生产力上的浪费，防止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上的浪费”，这样“大批的生产力可以集中起来”[22]，虽然这些观点还缺乏科学的论证，不够完善，与唯物史观也有一定的距离，但它却为马克思提升生产力理论奠定了基础。汤普逊还指出，“如果旧的生产方式不再能获利，他们可以随时采取新的优越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不会带来生产过剩的，因为他们的一切基本需要是靠他们自己来供应”[23]。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有益的观点也进入了马克思的视线。例如，汤普逊提到知识与生产力的关系，他指出，“知识不但不是劳动者手里所掌握的一个劳动工具，不但不能提高他的生产力，不能指导他如何使用劳动力以使劳动发挥它给予人们享受的最大效能，而且几乎到处都在反对劳动，不仅把它的宝藏从劳动生产者那里隐藏起来，而且有计划地欺骗他们把他们引入迷途”[24]。霍吉金斯说，“观察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应该携手并进”[25]。布雷说，“机器本身是好的，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劳动人民的贫困不是由于机器代替了劳动，而是因为“这种制度”[26]。格雷说，“这种制度束缚了我们的生产力，使整个贸易机构混乱不堪，并且在全国造成了一种使疯人院的病人也感到惭愧的反常现象，即在丰裕之中产生了贫困和饥馑”[27]。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马克思在《布曼笔记》中忠实地摘录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并在自己的笔记上标注符号以示重要性。此时的生产力概念已经取代并超越了“异化”而成为说明历史和现实的关键概念。
赫斯曾一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亲密的接触，在19世纪40年代初，他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一点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也曾经谈到过。马克思把赫斯的《行动的哲学》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篇论文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起，看做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在生产力概念方面，赫斯所著《论货币的本质》对马克思的启发也是很大的。
《论货币的本质》是1843年末或者1844年初赫斯为《德法年鉴》而写的。当时这篇文章大部分已经交给编辑部，但由于《德法年鉴》停刊，直到一年以后这篇文章才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一卷中发表出来。1845年间，赫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按照他们的研究习惯，赫斯应该会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谈到自己的文章及观点，并和马克思、恩格斯交换意见。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写道：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货币应该是一般的交换手段，因而是生命的中介，是人的能力，是现实的生产力，是人类的现实的珍宝。如果这种外化的珍宝在现实上同内在的珍宝相适应，那么每个人的价值就恰好等于他所拥有的现金或占有的货币价值——正如彻底的神学只能根据人的信奉正教的程度来评价人，彻底的经济学只能根据人的钱袋的重量来评价人。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同神学一样，关心的根本不是人。[28]
在赫斯看来，货币在当时不是“贵金属”，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使用的纸币、债券、银行券已经远远多于贵金属。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凡是不能交换，不能出卖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货币使人可以买卖，也使人有了价值，自由的人比奴隶更有价值，所以货币成了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是“彼此异化、外化的人的产物”。赫斯进一步指出：“货币在这里被称为人的生产力。”[29]
很明显，赫斯的概括充分显示了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力的涵义，即财富数量的表征。赫斯认为，个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他们的产品交换、贸易和协作，由于货币的中介作用，个人之间的交往演变为彼此之间的斗争，从而人的整体力量不能发挥。人的整体力量“通过生产力的过剩又根本不能进一步得到发展”[30]，这是因为单个的和孤立的人还没有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共同生活才是人的生活，才是共产主义。可见，赫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但赫斯最终坚持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和马克思分道扬镳。
施蒂纳和马克思同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在1844年11月公开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施蒂纳给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以致命一击。如果施蒂纳知道马克思《手稿》的存在，那么《手稿》无疑将同样成为施蒂纳的打击对象。施蒂纳是运用“现实的个人”反对“人”，他演绎了一整套与费尔巴哈不同的哲学范式。这一点被恩格斯首先注意到，他在1844年11月19日，也就是《惟一者及其所有物》刚刚出版之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是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31]。这就启示了马克思，对历史的分析不是从“人应是……”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个人是……”出发，这样才能实现从应然到实然、从现成到生成的哲学范式转换。具体说来，人们既不能依据应然的形而上学的生产力去说明历史，也不能依据当下的分工、所有制和市民社会等历史的现象来推论历史发展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而是去解析“现实的个人”改变自己现实生活的过程。而一旦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首先就会遇到满足自己衣食住行需要的生产问题，也可以说是生产力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先写好的第一篇第三章批判施蒂纳的部分中，正是运用生产力超越了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
“假使”圣桑乔把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私有财产的那些流行的看法以及针对这些看法进行的争论暂时放下，假使他从私有财产的经验存在以及私有财产同个人的生产力的联系方面来考察这种私有财产，那么他现在向我们显示的他的全部所罗门式的智慧就会化为乌有。那时他就未必看不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32]
这段针对施蒂纳的论述非常典型，马克思在此理清了思路，并且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完成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唯物史观核心观点的阐发。[33]
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现实的表现形式。生产力是具体的，生产力同时又是历史事件，是每一个时代的人的活动过程本身。当生产力概念得到准确定位以后，分工、交往、所有制、人、家庭、国家、共同体、共产主义等范畴也随之脱胎换骨，唯物史观由此得以建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模仿那个著名的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理出一个“关于生产力的提纲”。这个提纲即是唯物史观的前页。
草拟如下：
关于生产力的提纲
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处处为了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斯密、李嘉图、萨伊、李斯特等人无一例外，但是对他们的批判不能像蒲鲁东那样囿于经济学，生产力只有走出经济学的视域才能在财富的背后发现“人”的真正存在。
2.汤普逊、布雷、霍吉金斯等人，甚至社会主义的空想家们都发现，生产力是现实运动着的力量，它决定着人又来自于人。人应该从生产力这里得到自由和解放，可目前的事实恰恰相反，赫斯已经指出了货币被称为人的生产力。还应明确：“力量，生产力，原因。”（《评李斯特》）
3.对生产力肯定理解的同时，应该对它做否定的理解，工业的发展和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唯物主义）就是对它最好的说明，圣西门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所以，现实既给我们提出了认识它的任务，又提供了认识它的条件。当然，这是颠倒了黑格尔的逻辑以后得到的。
4.那个玩弄“需要”，并被指认为“皮条客”的鲍威尔先生现在应该知道的是，“单个的利己主义的原子”之间的现实联系并不是政治生活，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力创造财富并确证人。
5.单是生产力，不论巨大到什么程度，一方面不能保证财富适当增长；另一方面不能保证它不把人贬低为物。如果由于技巧和工具的不断完善，生产能力还是不断提高，那么很快就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数量应该停止增长，而把力量用在改善质量上。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力要与分配手段结合，但问题恐怕远不止这么简单。私有财产本是经济学问题，但需哲学来回答。
6.如果合作组织能够把生产力集中起来并防止对生产力的破坏性因素，那么它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
7.《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是不够的，正面的阐发远比单纯的批判更有说服力，目前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让我们通过“生产力”来说明历史了。
注释：
[1][3]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②), Band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S.332, S.38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6][7][8][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40、61、159、154、191、157页。
[11][12][13][14][15][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239、254、262、261、261～262、254、263、263页。
[20][21][22][23][24] 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7、282、308～309、450、213页。
[25] 托马斯·霍吉金斯：《通俗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页。
[26] 约翰·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8页。
[27]格雷：《格雷文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9页。
[28][29][30] 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转引自黄楠森、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64、16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0～411页。
[33] 参见拙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与唯物史观的构成》，《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
[34]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843－1858）》，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责任编辑：王海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