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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工程”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概念。然而，究竟应如何理解社会工程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挖掘社会工程哲学的学理基础，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观点，以及将第一卷第一章标为“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理论设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注释2、第62页），成为我们在理论上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一把锁钥。
尽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讲人类史究竟是什么，但按照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我们可以推论：如果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那么说“人类史即所谓人的科学”应当是能够成立的。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8页）由此，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历史科学”的表述及其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管“自然科学”还是“人的科学”，在“这将是一门科学”的意义上而言，都是“历史科学”。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看，19世纪以后，人类认识领域中的“科学”与“哲学”概念的边界并不模糊：“科学”在更多的场合主要被用来表达经验性、实证性的探索活动和科研成果，而哲学则更多地指涉思辨性的理论过程和思想体系。实际上，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欧洲启蒙运动已经逐渐将自然科学及其科学理性精神向历史、社会、宗教和人类日常生活领域扩张与渗透，在理论上则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理性向社会科学——人的科学的扩张与渗透。进一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问世的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以及关于人的科学还较少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虽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当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同上，第307页）。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以及自然科学对现代社会发展、对人的科学的影响与渗透便日益加深且不可逆转。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现实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7页）在这里，马克思既揭示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发展、扩张而进入人的生产生活领域的历史事实，也在“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公开展示并日益完善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理性向更广阔领域渗透和扩张的必要性。特别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尤其强调了自然科学理性、自然科学思维之于人的科学和“改造人的生活”的科学的基础地位。
按照这一逻辑，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概念，就有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马克思的“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中的“科学”，与所谓“关于人的科学”中的“科学”是否具有同一性？如上所引，对此马克思做了肯定的回答——“这将是一门科学”。其二，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历史科学”的“科学”——唯物史观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对此，莱蒙给出了解释：与思辨的哲学相反，“马克思认为他的新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因为对他来说，它源于实践的真实事实，而不是固定的或先验的概念。说它是‘科学的’还因为它能够从这种‘真实的现实’中，提炼揭示事物间联系的一般‘概念’或主要原则框架——类似于‘科学规律’解释自然的作用”。（莱蒙，第39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他们无数次论证了唯物史观——“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3页。黑体为引者所标）
马克思“历史科学”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
第一，划清了唯物史观与思辨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界限，为人们解释世界特别是改变世界提供了理论支持。一般的说，思辨哲学用普遍的概念、虚幻的联系演绎历史，是“头脚倒立”的哲学。马克思批判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同上，第66页）而唯物史观——“历史科学”的前提则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同上，第67页）
第二，划清了唯物史观、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界限，为人们深入研究和讨论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提供了理论线索。邹诗鹏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历史科学”概念：“一是指当时科学化背景下广义的‘历史科学’，有直接的实证主义背景，相应于‘自然科学’而言，也相对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学派）而言，是指关于历史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二是特指唯物史观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涵义。”（邹诗鹏，第30页注释1）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对区分唯物史观与历史哲学、实证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对建构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他（指对马克思的批评者。——引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342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应当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把握，是对现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描述与提升，而“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然而，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与纯粹的实证科学也有区别。虽然“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都是科学，但两者层次不同：“历史科学”来源于“纯粹经验”，高于实证科学，是对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把握。王南湜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介乎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经验主义所理解的实证科学之间的：它既不能被归结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能被归结为经验论的实证科学”（王南湜，第20页），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既然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有别，又不同于经验论的实证科学，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思辨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寻找、探索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呢？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历史不是一个给定的领域，不是抽象概念的逻辑推演，更不是人们活动的天然场域或人为对象，而是人们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自我的实践创造过程。这种实践活动包括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种的繁衍”等四个方面。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同上，第78－79页）马克思通过物质资料生产这一最基本的日常现象，发现的不只是人的存在的感性特质，甚至也不只是人类历史的世俗基础，而且是人类在这个基础上站立起来并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基本途径。正是不断发展的物质资料生产，使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提升到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凸显出外部世界的“为我”性质，并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的整个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甚至情感方式。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基础性、“本原”性，恰恰因为在他的视野中，生产绝对不仅仅只有物质资料生产，生产是多领域、多形式的“现实的个人”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指出：“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同上，第72页）马克思还认为，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一旦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产生出来，便反过来成为人们进一步生产的现实条件与前提。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创造的社会关系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制约作用。（参见同上，第141、344页）特别需要指出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这四种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生产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彩画卷，也构成了“实践活动”的多种样式、历史演变以及我们考察实践活动的多维向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恩格斯强调指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要“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同上，第241、230页）经典作家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言，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也是需要随着改造而构建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能力是充满信心的，而且认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比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即所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唯物史观即“历史科学”作为科学，被嵌入了近代科学理性之精髓，改变世界已经成为其根本旨趣。伯特解释说，近代科学“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伯特，第265页）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可预言性、可控制性更是抱有深深的期待：“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如何对马克思的这种预言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与“实践”范畴有机地整合起来，把“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嵌入当代的实践样态，构建社会工程哲学，从而实现唯物史观表达方式的一次翻转，将理论关注焦点从本体论转向方法论，从思辨理论转向应用哲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表述启示人们，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恰恰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关系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它强调生产力是社会生活及其变革的决定力量。但是，如果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仅仅停滞在这一层面，那么本来是“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就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诸范畴的“摩擦与碰撞”和“哲学思辨”的历史游戏了。
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当代表达方式应当是怎样的？或者说，构成其理论框架的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物质”载体在哪里？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机制是什么？人们如何才能给“生产力”这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以唯物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种观点表明：……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很明显，马克思用“物质生产”即“（物质）实践”解释社会现实生产过程，进而解释人的观念的生成演变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基础问题。换言之，马克思用“实践”范畴解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问题。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56页）这也是唯物史观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历史科学”而并不神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毋庸置疑，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划时代发展与创新，人类社会实践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工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的典型样态。
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代社会实践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人类对自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表现为产生了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经济危机等全球问题。从哲学视角观之，这些全球问题一方面表明，当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已经发展到了全球控制的程度，这是人类一直在企盼而只有在当代才得到实现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已升级到全球水平并受到人类的普遍关注。人类借助于当代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因误用了当代技术而招致诸多恶果，使人类置身于巨大的生存与文化危机之中。换言之，人类已经陷入严重的生存悖论中，即人在身体的生存与发展中陷入了主体性与客体性错位、物质性与精神性失衡、人与自然断裂等一系列问题之中。
其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当代社会实践既表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关系）的改革、调整的科学性、技术性和工程性。人类历史走向世界的进程，肇始于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逻辑的世界性扩张，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却是当代社会实践条件下的产物。正是借助于当代的各种信息技术、传感技术和通讯技术，各个区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才真正内在地、有机地、紧密地联成一体，形成了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和全球互动等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与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相伴随的则是各个区域、民族和国家的多样化的发展途径及其传统与现代、正义与邪恶、和平与发展等各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较量，而且日益产生严峻的经济、社会、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国、各地区甚至各民族之间的协同、合作。
其三，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当代社会实践中高新技术的应用有力地冲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性的实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促成了人的类特性的全球展示和实现，带来了人类主体性和人类本质力量的全球性强化，又以多元化的方式导致当代人心态的失衡和个性的扭曲，加剧了当代人的本质异化、信仰危机、道德失范和人权、人道等方面的冲突。质言之，在现代社会中，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其后果是现代社会日益丧失了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
显而易见，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既改变了实践的形态和方式，又改变了实践的内容、手段和后果。当代社会实践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本身都具有整体性，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大量复杂的因素，涉及诸多方面。因此，仅从人与世界关系的某一个层面考察当代实践，已难以把握社会实践的现代本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当代实践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之间也是内在相关的，每一个问题的形成、发展或解决都与其他问题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当代人类对自然的全球控制与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必然以社会内部的全球组织和整体性协调为条件；当代人类对自然的全球控制和当代人类世界历史的形成，则正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再现和拓展。而当代人类与其自身关系上所发生的严重的人性问题，则恰恰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上的矛盾冲突的折射。人、自然、社会都陷入了现代性焦虑之中。与此同时，人类的社会实践形态集中体现了工程的一般特点——计划性、设计性、规范性、创新性和未来性等。李伯聪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是最发达、最典型的生产活动”。（李伯聪，第8页）按照这一看法，我们似乎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是最典型（从构成要素看）、最科学（从现代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渗透看）、最有力（从对当下社会的支撑、推动作用看）的实践活动。
总之，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工程哲学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史科学”的当代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伯特，2003年：《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2]莱蒙，2009年：《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当代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李伯聪，2002年：《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6]王南湜，2010年：《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载《哲学研究》第1期。
[7]邹诗鹏，2010年：《何以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载《哲学研究》第1期。
（作者田鹏颖，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海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