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基本命题，它包含着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和关于人类解放的承诺。马克思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一个实践的否定性命题，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解释的肯定式命题。这一命题经过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照亮”，要经历两个重要阶段，即“人的世界历史性”的非存在或“人的‘非’世界历史性存在”以及人类解放这一新地平线的开启。离开了实践辩证法内容和人类解放的维度，就不是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只能是别的或其他的“存在”。关键词：“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实践辩证法；解放维度
作者简介：董晋骞，1959年生，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等经典著作中提出的基本命题。这个命题从人的现实的、社会的、辩证法的和人类解放等维度全面论证了人的存在问题。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变革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是，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这一命题的诠释与解释多是从市民社会的肯定的方面（可参阅顾智明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的文章《“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人的实践自觉》，以下简称“顾文”）入手，遮蔽和遗漏了这一命题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内容和关于人类解放的承诺。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命题包含着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和对于人类未来解放的承诺，而这两点决定了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命题。只有通过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洗礼和未来解放之光的“照耀”，“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真实本质才会显现出来。
“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这里有几个关键点：第一，马克思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经验命题。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存在既不是经验性存在，也不是先验性存在，更不是超验性存在，而是指现实的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特别是存在于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劳动）为前提的现代大生产之中。第二，“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相对于人的“地域性存在”而言的。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与此相对立的人的“狭隘地域性存在”对人而言是一种“非存在”。马克思认定这种“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第三，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因此，“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3]。可见，“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马克思通过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而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因而，马克思哲学不会像一般欧洲哲学史上的哲学或现代哲学那样去研究先验或超验意义上的存在的纯形式，任何从这方面去研究、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实践辩证法内容和关于人类现实解放的承诺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区别于一切其他哲学的最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等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逻辑学，表现了唯物史观的推动力和创造性。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包括以下要点：第一，马克思实践辩证法具有存在论和世界观意义，而非只局限于认识论；第二，“推动”与“创造”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根本特性，来源于实践辩证法自身的否定性。实践这种“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才能达到“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第三，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以人的感性活动和现实运动为基础，表现的是人的现实关系、现实生活和现实理想，展示的是人的世界历史的双重时空，因而，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不仅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观的伟大革命，更是人类未来解放的伟大武器。
在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扬弃”作为“运动的环节”，直接表现出推动和创造的本性。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方面在于“感性的超越”，在于“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5]，实践辩证法只有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根本是对现实事物的否定性理解，即以发展否定性方式研究现实生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劳动进行了辩证的分析：第一，马克思肯定劳动的对象化（物化）作用，“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是劳动的第一个否定形式，它表明劳动“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对立意味着差异，是否定的最初形式；第二，马克思认为“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否定性发展进一步升级，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即产生了异化。马克思的结论不再仅仅是理性和知识判断，而且是价值和德性的判断；第三，马克思对于劳动的辩证法研究从不离开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换言之，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是一种现实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运用实践辩证法对劳动进行研究的结论就是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前提下，工人的“属人”的劳动变成“非人”的劳动，劳动的人性变成劳动的非人性，而工人的生理机能（吃、喝、性行为）的动物性则转变为工人生理机能的人性。这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基本结论。马克思在《形态》、《手稿》、《提纲》和《宣言》等提出了“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按照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思想，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在“市民社会”、“私有制”等多重“座架”的制约作用下，实际上是“人的‘非’世界历史性存在”，它作为“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异化和外化，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因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以异己的、否定性的形式表现的。但是，这种“人的‘非’世界历史性存在”决不是狭隘地域性存在，也不是抽象的“生活世界”，它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实形式，是在实践辩证法前提下对于现实的人的存在状况所进行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中生活的非世界历史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7]，而真正的人的生活是人的“历史活动”，因而只具有世界历史性属性。但是，在市民社会、私有制等作用下，人的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而变成“动物的”，人的生活成为外在的生活，这种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生活，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生活，是生活的非世界历史性化。
第二，“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中新需要的非世界历史性。新的需要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具有肯定意义，但是，在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看来，人的新需要在现实中却是否定性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大生产条件下，人的新需要从本质上“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8]。
第三，“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中生产的非世界历史性。从资本主义成熟阶段开始，本来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性生产在现实中几乎荡然无存。无论是人“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还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都是如此。由于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在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等的统治下，人的这种生产都是不自由的、被动的、受制约的，在现实意义上它们都还不是真正“人”的生产。生产与分工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9]。尽管马克思期望分工的这种“固定化”会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消逝，但马克思还是把这种“物质力量”肯定为“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四，“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中利益的非世界历史性。马克思在《形态》中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作为国家存在及其内部真正的斗争的根源，而实际利益又往往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就在于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认为，“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0]。这种类存在理论在为公共利益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存在理由的同时也可以说明虚幻的共同体的形成问题。马克思指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利益在本质上是真正地反对公共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受分工制约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是一种扩大了的生产力，并成为“支配着人们的意志的行为”的“社会力量”，其导致的结果是利益的“非世界历史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但在市民社会的前提下，由于分工及私有制的逻辑的作用，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实形式是“人的世界历史性”的“非”存在，或人的“非世界历史性存在”。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到“人的非世界历史性存在”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马克思在《形态》、《手稿》等著作中所阐释的实践辩证法。
马克思在《形态》中专门论述了“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4]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哲学存在论的几个基本观点：第一，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不是哲学家、理论家通过理性思维进行分析的应然的“理想”状况；第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运动的现实性和真实性的载体是无产阶级，“世界历史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具有存在性的根本意义；第三，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性质时才具有现实真实性和存在合理性。由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我们可得出三个根本性的结论：第一，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实观照物；第二，“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主要指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运动”，因而，人类解放的维度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必需的理解原则和衡量尺度，而且是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核心内容，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理想状态；第三，马克思在《形态》中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共产主义”：“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和“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并提出要“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定他们处的“当下”的共产主义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因而获得真实存在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这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必然结论。
“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5]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两个根本思想：第一，异化是在现实的关系中的异化，真正的异化是现实的世界的实践的异化。实践辩证法或劳动辩证法表明，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在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存在论论域中，实际上包含着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巨大影响：“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6]。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画出这样一幅人类解放的立体式图景：现实实践世界——现实异化关系——异化劳动（实践辩证法）——私有财产关系——工人或人类解放（共产主义）。在这里，现实实践世界——现实异化关系——异化劳动（实践辩证法）是一个物质的（经济基础）辩证的发展；人的“现实实践世界”发展到“异化劳动（实践辩证法）”则走到了否定阶段，“现实异化关系”是其中介。这说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是以“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异化劳动（实践辩证法）——私有财产关系——工人或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一个政治的（及其上层建筑）辩证的发展；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双重逻辑力量作用下，异化劳动必然最终导致人类解放问题的凸显，并且“私有财产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中介作用。这种政治的循环是对于前一个物质的（经济基础）否定性循环的再否定，并且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存在论的否定性澄明境界。“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17]，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积极的环节”就是马克思所谓“现实的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人类解放”和“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个构件实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所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主要从人的存在方式的时空论域中突出存在的世界性和历史性；“人类解放”是从人的存在方式的未来向度上开启存在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实践辩证法”则是从人的存在方式的方法论上揭示存在的创造性和原动力。
“顾文”论述马克思从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关系维度考察“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并试图剖析当代人的生存方式来追寻“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澄明之境。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提纲》、《形态》、《手稿》等文献，就会感到“顾文”误解、误读了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思想，却将其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统统悬置起来。
总起来说，“顾文”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顾文”忽略了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中实践辩证法、劳动异化的内容而使得“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退回到费尔巴哈一般“现实的人”的直观唯物主义水平；二是忽略了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人类解放的直接联系而使得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重新变成黑格尔的“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18]的历史唯心理论。这两个问题存在着逻辑关系：首先，由于“顾文”忽略了马克思“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实践辩证法内容，使得“顾文”所谓“现实的人”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而仍是“地域性存在”的人，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社会的人”。第二，由于“顾文”所谓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缺乏实践辩证法的灵魂，也就不可能注意到《形态》、《手稿》中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并不是立足于意识哲学和独断论哲学等一般理论意义上说的，而是立足于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运动、无产阶级所要完成的人类的解放的特定意义上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离开了实践辩证法内容和人类解放的维度，就不可能是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只能是别的什么存在。
参考文献：
[1][2][3][7][8][9][12][13][14]《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30、31、32、37、38、49、48、41页。
[4][5][6][10][15][16][17][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3、124、91、95、99、101、175、17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责任编辑：王海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