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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感性世界”概念，其基本规定性可从双重对立关系来把握：一是“感性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对立；二是“感性世界”与“自在世界”的对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关于“感性世界”的实践论阐释，在哲学史上开启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最终使“感性世界”实践论阐释的基本原则和取得的积极成果得以坚持和发展的，乃是将实践论阐释包含在自身之内、而又超越了它的局限性的“感性世界”之唯物辩证法阐释。
作者简介：张澍军（1950－），东北师范大学思想理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润生（1967－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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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两个世界——现象与本体——的分离，直到由柏拉图的理念论奠基的本体论哲学才最终确立了起来。在柏拉图看来，存在着两个世界及与之相适应的两种认识：一个是生成变化的可见世界（感觉世界），另一个是永恒不变的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可见世界乃是意见的对象，为感觉所认识；可知世界乃是知识的对象，不能为感觉而只能为理性所认识。柏拉图强调，不可感的理念构成的可知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具体可感事物构成的可见世界则是不真实的幻影世界。柏拉图对两个世界以及两种认识的划分，基本上规定了西方传统哲学对现象世界的本体论阐释方式：以逻辑的方法寻求所谓真实的、永恒的、绝对的本体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知识（绝对真理），然后依据本体世界的奠基性对给予人的感官的现象世界作出一定的解释。本体论阐释的主要课题，在于如何获得关于本体世界的先天（a priori）原理，如何营构一个独立于感性经验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它的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已经分离的本体世界与感性世界重新联结起来，以此说明现象世界为何如此这般的存在。柏拉图为了弥合本体世界（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感觉世界）的裂缝，最初提出了“模仿说”和“分有说”，但都没有真正地将已经分裂的两个世界重新统一起来。最后，柏拉图只得求助于神创论，说造物主以理念世界为蓝图，以善的理念为指导，将理念的样式加之于原始混沌的“物质”，使之成为一个可感世界。显然，这样解决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关系问题的方式已经超出了理性思维的范围，具有某种神秘的性质。
其实，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能动的形式规定被动的质料形成具体事物，还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作为不动的推动者和最完满存在的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万物；无论是斯宾诺莎将具体事物统统看作自因的、单一的、永恒的实体的不同样式，还是黑格尔让绝对理念在矛盾进展中“异化”或“外化”成自然界，都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一个哲学家真正打通了从本体世界到现象世界的通道，本体论哲学做得最多的、也是最富成效的理论工作，也不过是在思想中进行先天的原理体系的逻辑构造。这种理论工作的长期沿袭，致使以本体论为核心的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理论视界，总是固守于抽象的思想世界及其词句，始终无法回到感性的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② 此外，由于本体论阐释方式执拗地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建立在观念地构造出来的、脱离感性经验的世界之上，它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
康德先验哲学的“感性世界”与“自在之物”的区分，无疑承继了本体论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区分，但又赋予这种区分以新的意义。虽然本体论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对立同人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对立具有某种相应性，但本体论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对立，基本上还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存在的对立，并不具有为我之物与自在之物对立的性质。康德的“感性世界”作为现象的总和，则是作用于人的感官的自在之物在人的心灵中引起的感觉表象，它本身并不是自在之物，而是自在之物给予人的、表现给人的样子。所以，“感性世界”乃是一个虽然以自在之物为基础、却没有自在性的为我之物。对于康德来说，自在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可知的只能是自在之物为我的样子。基于这样的看法，康德对“感性世界”作了一种他称之为“先验唯心主义”的阐释。施太格缪勒对这一阐释的要点作了这样的总结：“对实在的认识并不在于将超越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③ 可以认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在本体论哲学之外，为“感性世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阐释方式。如果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一直试图从客体方面，凭借自在本体的奠基作用对“感性世界”作出理论阐释的话；那么，康德的先验哲学以及后来将先验哲学精致化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则企求从主体方面，凭借纯粹意识的构造功能对“感性世界”作出了新的解释。很明显，在这两种阐释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颠倒关系。康德认为，来这样一个颠倒，可以从根本解决包括本体论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根本性难题：认识如何能符合它的对象？康德认为，认识与对象的符合，不应该理解为认识主体超越自身切中了对象自在的状况，而应该理解为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我们在“感性世界”中所认识到的东西正是我们的理智放进去的东西。诚如康德自认为的那样，“感性世界”的先验唯心主义阐释，堪称在哲学史上开启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们不妨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感性世界”概念所作的基本规定开始作一简要分析。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感性世界”概念的使用来看，这个概念的基本规定可以从以下双重对立关系来把握：第一重对立是“感性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述他们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时说：“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④ 在论述思想、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时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⑤ 不难看出，在与“思想世界”对立的意义上，所谓“感性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就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环境，就是有着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通过感性经验直接呈现给人们的客观存在。第二重对立是“感性世界”与“自在世界”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⑥“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⑦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承认在人类产生之前和人的实践活动范围之外存在着一个自在的自然世界，但是，“感性世界”概念并不把自在自然包括在内，它指的是以自在自然为前提的、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体，一个与人的生活实践直接相关的、现存的周围世界。上述关于“感性世界”概念的双重对立说明：“感性世界”并不是那个作为一切存在者之全体的整个世界，而是它的一个从属结构。“感性世界”总是受到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制约，它的现实状况既关联于预先给定的自在自然及其运动，也关联于人的主体特性和实践活动。实际上，“感性世界”正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一点，决定了“感性世界”如此这般的存在：既可以从客体方面，也可以从主体方面得到一定的理解和解释。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感性世界”实践论阐释方式的时候，这一阐释方式的精神实质已经在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⑧ 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白：所谓“感性世界”的实践论阐释，无非是从主体方面，即从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成就方面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所作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所谓“感性世界”，实质上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因而凝结着人的主体本质的属人世界。
实践论的阐释方式在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尤其是它对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突破，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些，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总体规定性的论题下，对它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阐发。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实践论阐释方式下的“感性世界”观念，并不能夸大为一个自足的、完整的、唯一合理的世界观，否则，似会给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备规定造成很大困窘。
第一，实践论对“感性世界”的阐释，只是揭示了它的切近基础，并没穷尽它的全部实在基础。“感性世界”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从属结构，具有主体与客体双重前提条件。对“感性世界”的完整理解，必须既从主体出发，又从客体出发才能达到。这也就是说，“感性世界”必须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从自在自然的自己运动与人的感性活动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理解。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在于它仅仅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和把握“感性世界”，只看到了“感性世界”的客观基础和客体本质。与之相反，实践论阐释方式的理论不足，在于它只是从主体出发，只看到了“感性世界”的实践基础和主体本质。它与旧唯物主义，即直观唯物主义阐释方式只是构成了外在的对立，并没有形成包含与超越的关系。诚然，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阐释看，对于“感性世界”，马克思并没有断然否定“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只是对于旧唯物主义的“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提出了批评；同时，就原初的实践而言，它自然要涉及自在自然与人的交互作用关系。而问题在于：（1）我们不能不说，马克思在这里无论是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只是”从客体出发，还是强调从主体出发，都限定在“感性世界”的范畴之内，并未明确波及自在自然及其对于“感性世界”的作用。（2）虽然“原初的实践”必定涉及自在自然与人的活动关系，但由于马克思是把“感性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给理论阐释留下了较大空间。虽然马克思这时早已实现了唯物主义立场的转换，但就这一论断的抽象意义而言，既可以内含着“原初的实践”的意义，有待于阐发；也可能被理解成“将感性世界阐释限定于实践之内”。而后者一旦被推演夸大，必然导致唯实践主义。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近几十年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总有这样一个时隐时现的唯实践主义的理论阴影挥之不去。这个理论阴影的基本表现就是：“感性世界”基础之一的现实实践基础被看做“感性世界”的唯一基础或者唯一可知的基础，从而“感性世界”的（自在）自然基础不是直接被勾除掉，就是被边缘化了对它任何有意义的讨论。
第二，仅凭“感性世界”的孤立的实践论阐释进路，尚无法最后确证其唯物主义走向。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将“感性世界”看作先验主体的构成物；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将作为“感性世界”的生活世界看作被先验地纯化了意识的构造成就；实践论阐释方式将“感性世界”看作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创造物。这三种阐释方式之间明显地分享着共同的阐释进路，即将“感性世界”的本质和状况回溯到预先给予的或者具有优先地位的主体及主体特性。这个阐释进路所体现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把自我主体视为第一原则的主体主义。不错，实践论阐释方式与前两种阐释方式之间当然有着根本的区别：前两者的主体是纯粹的思维主体，而实践论阐释的主体则是实践主体。但是，不管这里的区别是如何地根本，仅就实践论阐释方式自身而言，其实质依然是主体主义的。显然，实践论阐释的这个实质与唯物主义并没有必然关联。所以，如果不进一步对实践论阐释的主体主义加以限定，即如果不在实践所受到的客体制约性的前提下来把握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承认这种主体能动性的实在基础和有限性，那么它不但不能推进到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反而会在“感性世界”的基地上将需要论辩澄明的主体主义巩固起来。
第三，“感性世界”的实践论阐释为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全阐释预留了逻辑空间。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感性世界”概念的使用来看，“感性世界”并没有穷尽一切存在，它只是整个世界的一个从属结构。我们在使用“世界”这个界域概念的时候，总是用它来意指各不相同的世界，诸如自然（世）界、人类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自在世界等，这些世界不过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划分和构造出来的不同的存在区域。这些存在区域虽然分属不同的逻辑空间，但是它们却相互关联、彼此指引，最终归属于将一切事物涵括在自身之内的普全的境域，即那个无所不包的、因而是唯一的世界。当我们普遍地将世界理解为一切存在者之全体的时候，决不意味着预先存在着现成的、具体的存在物，然后这些存在物被某种外在的力量拢集起来组成世界，而应该理解为万事万物原本就是普遍地相互联系的，而且它们只能在普遍联系中存在。世界之为世界，并不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之外，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构成的普全的境域。对此，恩格斯的说法是：“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⑨ 世界与事物相互关系的一个根本之点在于：相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世界这个境域总是预先给予和最终奠基的。具体事物在世界中的产生和存在，实为具体事物在世界境域中的构成和在普遍联系中的存在。这一点对于人及其感性活动也同样有效。当实践论对“感性世界”进行阐释的时候，它告诉我们的无非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存的感性世界乃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结果，至于人及其感性活动的境域构成，世界之为世界的本性，世界预先给予的意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阈下，则恰恰是实践论阐释方式为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全阐释预留的逻辑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实践论阐释已经全部把握到了“感性世界”作为世界所具有的本真意义，那么作为世界的世界就从这种阐释方式中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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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做过这样的自我解释：现代唯物主义不是本体论，不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甚至也不是以形而上学奠立自身的“哲学”，而是世界观。这一点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他们创立现代唯物主义的德国理论背景时得到了明确指认：“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11) 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现代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时又重申了这一点：“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2) 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种自我解释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后来的一些论者有时依然将“世界观”概念与“本体论”概念混同使用，这样做所造成的混乱已经被学界意识到了。相对于“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这些概念来说，“世界观”（德语weltanschauung，英语world view）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它首次出现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年）中，意思是“世界直观”。“世界观”在19世纪——尤其是浪漫派那里——迅速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它的含义也由“世界直观”转向了“个人、人群、阶级或政党看待、领会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现在我们普遍地将世界观理解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这已经是“世界观”概念新的派生含义。虽然人们对“世界观”概念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也赋予了它多重含义，但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还是明确的：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看待、领会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所产生的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与世界相对于个别事物的预先给予性相对应的，是世界观相对于具体事物观的预先给予性。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观”都必须以对该事物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观”为前提，在那种整体观中预先得到指引。这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不例外。这一点告诉我们：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他们的实践观以及对“感性世界”进行实践论阐释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预先给定的世界观的指引，只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要集中解决的理论课题不是如何系统地阐发一个完整世界观，而是如何制定与他们所选择的共产主义政治立场有直接联系的历史观。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感性世界”实践论阐释的主要成果是唯物史观。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宣传、教育以及思想理论斗争的客观需求激起了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完整世界观的理论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及其他理论文本中才以较为系统的方式论述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好满足了这一理论需要。
如果说实践论深刻地指认了现代唯物主义观察世界的原初视界，那么唯物辩证法则恰当地标明了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性。唯物辩证法所确立的世界概念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概念，恩格斯对这个世界概念的提法是“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13) 这个世界概念之所以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概念，原因在于它对世界的整体性以及世界的多重规定（自然性、历史性、精神性）的强调，使它获得了无所不包和向一切可能性存在开放的特性，能够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所提出的“外部自然界”、“感性世界”、“思想世界”等概念都包含在自身之内。由此应该看到，虽然唯物辩证法的这个世界概念没有对“感性世界”作专门的讨论，但是它却将“感性世界”所从属的普全境域突显出来，从而为“感性世界”的理论阐释作了先行指引；其次在于它对世界的阐释并不将世界境域中构成的某个特殊事物或特殊的存在区域从世界的具体的、普遍的联系中抽离出来，而是固守世界的普遍联系，将相互作用看作事物的终极原因，认为“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14) 这一点对于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原本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构成的普全境域，与它相匹配的完整的理论阐释只有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出发才能达到；最后在于它以世界作为一个矛盾过程的观点，将自然、历史、精神等存在区域或特殊世界纳入到一个总的派生关系中，原本地展示了自然对于历史、物质对于精神、自在自然的自己运动对于人的感性活动的奠基关系，从而确保了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从哲学基本问题所给出的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来看，肯定自然先于人类历史、物质派生精神、自在自然为人的感性活动奠基，乃是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是，唯物主义的这个应有之义，从来都不意味着将自然或物质从它们所从属的世界境域或普遍联系中抽离出来，把它们当作世界阐释的出发点。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过程观，之所以既确保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性质，又没有落入对世界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原因就在于这种过程观虽然“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但它的最终的企图却是“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5)。联系的观点所决定的全面的眼光，杜绝了一切片面化和抽象化的可能性。
唯物辩证法对“感性世界”的阐释当然是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尤其是放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这种阐释的基本进路可以概括为：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和交互作用出发，力求原本地把握“感性世界”的生成以及它的主体本质与客体本质的共属一体。无视于人及其感性活动之境域构成性的人，单纯强调实践活动既制造人与自然的矛盾又反过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易于模糊实践活动原初是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为前提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就没有必要改造自然；没有人与自然原初所具有的统一，人就不可能现实地改造自然。总之，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奠立自身。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根源并不是人的实践活动，而是原初的自然界的矛盾进展。原初自然的矛盾进展，使它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产生了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原初的矛盾关系。在人以实践的方式解决这对矛盾的历史进程中，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能够直接面对的、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显然，这个“感性世界”并不是人在自然之外、从虚无中为自己创造的出来的，而是人去改造预先给予的自然，然后又将这种改造的成就回嵌到自然中的结果。
从“感性世界”的生成过程来看，人的实践活动确实构成了“感性世界”的基础，但那不过是一个次生基础，“感性世界”的原初基础却是预先给予的自然的自己运动。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看到“感性世界”的实践基础，又肯定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时，他们所触及的就是“感性世界”原初基础与次生基础之间的关系，只是那时他们尚未对这种关系作深入阐释。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感性世界”的原初基础与次生基础固然有一种历史性的派生关系，但是，当着这种派生关系一经发生，它们一直就处于交互作用之中。这种交互作用使我们可以理解“感性世界”总是以它的自在存在性，支撑着它的为我的存在；以它的客体本质制约着它的主体本质；以它的客观实在性承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成就。仅仅从实践论阐释方式来看“感性世界”生成的意义，那也不过是以人的感性活动创造了一个属人世界这个事实，确证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要是从唯物辩证法阐释方式来看“感性世界”生成的意义，看到的则不仅仅是人通过创造性活动赢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且还是物质世界在自身的矛盾进展中以人及其感性活动作为否定性的环节，把自己提升为一个不但具有自然本性，而且还具有历史品质和精神维度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乃至自由世界，这是物质世界在自身之内所实现的自我超越。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的阐释方式既包含了实践论阐释方式的基本原则和积极内容，又从根本上超越了实践论的阐释方式，它所给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物质世界的矛盾进展、自然的预先给予及自己运动、人及其感性活动的境域构成等，杜绝了实践论阐释方式有可能滑向的唯实践主义、主观主义以及世界失落。
综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本所呈现的“感性世界”的实践论阐释，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应当是一个创造性的开端，而这个开端所引发的和当时尚未解决或尚未充分阐发的理论问题，必然要推动更富成果的理论创造。唯物辩证法的世界阐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遗留问题的较为完满的解决，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得以完成。这一点似可以解释：确立“感性世界”实践论阐释的马克思在晚年特别倾心于辩证法，而且始终认可并信赖恩格斯对现代唯物主义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与阐发。
注释：
① 对此，阎孟伟先生的《“感性世界”的实践论诠释及哲学范式的变革》一文中有颇具深度的探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③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62－663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737页。
参考文献：
[1]于凤梧等主编：《欧洲哲学史教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2]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3]狄尔泰：《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内的展开》，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4]张澍军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讲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阎孟伟：《“感性世界”的实践论诠释及哲学范式的变革》，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海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