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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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坚持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才有正确的幸福理论，这是由于它的价值性与科学性得以有机统一的缘故。马克思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劳动过度与不足，以及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不幸，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而且对未来社会如何实现人民幸福作出了符合客观规律和具有实践价值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幸福理论和幸福构建，使它具有超越其它一切理论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幸福；幸福理论；幸福悖论；幸福国家

　　作者简介：李荣梅（1978-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湘舸（1948-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从马克思主义看幸福的当代价值

　　在风云变幻、矛盾丛生、发展与危机同在的新的21 世纪，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揭示和认识幸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从实践方面来看，我国的改革与发展都直接或间接、自觉不自觉地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早在2005 年的全国“两会”上，与会代表就提出并通过了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此后对于幸福及其指数问题，逐渐引起中国各级政府的关注。2010 年3 月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表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人民幸福，且已形成共识，成为中央到地方政府决策者们自觉的目标。尤其是2011 年，从中央到地方召开的“两会”，幸福成为与会者发言的“高频词”，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写入了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总之，如何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政府最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在神州大地上，已经拉开了建设“幸福中国”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进行幸福国家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言而喻，以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深入揭示、正确认识和把握幸福的本质，对于更好地发挥它在建设幸福国家，实现幸福中国目标，让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成为梦寐以求的幸福人这一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旦当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和把握了幸福生活的本质，自觉地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幸福原理和规则办事，就将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成功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以较快的速度达到幸福中国的目标，让中外方哲人历来向往的“幸福国家”在东方的中国成为现实。

　　再从世界其它国家来看，在近几十年，社会各界为日益显著的“幸福悖论”所困。而要从根本上消除令人困惑、难以忍受的“幸福悖论”，只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答案。

　　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一切人类活动应有的终极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事与愿违，人们对幸福孜孜以求，但得到的幸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欧美发达国家，正如西方的经济学家所说，经济正在逐步蜕变为无助于人们幸福保持和增加的不幸福的经济。经济增长而民众的幸福却未能相应增加，甚至与之相反有所减少。这种“幸福悖论”现象在欧美国家非常突出。例如，2006 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对全球178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幸福指数”的评价，前60 名，欧美国家只有瑞士，占55 位，其它如荷兰70，德国81，西班牙87，丹麦99，英国108，加拿大111，挪威115，瑞典119，芬兰123，法国129，美国150。为此，有人把这个“幸福指数”排行榜归结为一句话：金钱买不来幸福。2009 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再次公布了新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幸福指数仍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如亚洲的中国、越南、不丹、老挝等在前40 名内，而欧美发达国家除荷兰为43 名，其它国家都在50 名之后。尤其是美国的“幸福悖论”更为突出。有关数据显示：从1946 年到1991 年期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 美元增加到27000 美元（以1996 年美元币值为准），后者是前者的2.5 倍。收入水平的成倍提高，使得过去只能少数人才能问津的洗衣机、彩电与轿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多，却出乎意料地并未能使美国民众的幸福感随之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以一种三分为满分的方式衡量，1946 年，美国民众的平均幸福水平为2.4,而到1991 年,虽然进入了所谓的丰裕社会，其时平均幸福水平却降为2.2。这点英国也很突出，在英国，1957 年，有52%的民众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2005 年只剩下36%。但在此期间，英国国民的人均收入却提高了3 倍。

　　在此还要强调指出，在近年的世界性金融风暴灾难中，由于失业率高居不下，为此千百万计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致使欧美民众的痛苦指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百分比之和）更是大幅飙升。特别是刚过去的2011 年，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在8 月30 日的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是《2011—全球愤怒年》。不言而喻，在2011 年这个“全球愤怒年”中，为财富分配极端不公，为就业无望而愤怒、焦虑的欧美民众的幸福感势必再次大幅度下降，一部分人濒于绝望，更是使他们的幸福感荡然无存。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预言：都市商业对于农村改良和开发的重大贡献对于公众幸福来说，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也就是幸福革命。在亚当·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助于增进公众幸福的社会变革。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11 年更是成为雪上加霜的“愤怒之年”，这个严酷的事实表明，亚当·斯密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幸福革命已经以失败告终。在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构想，却成了今天的“1%有、1%治、1%享”的严酷现实，从而使远离幸福的广大民众对现行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完全绝望。幸福做为人类一切活动应有的终极目标，金融危机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则使他们陷入幸福危机。经济与幸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定迟早会激化，而激化到一定程度，幸福悖论便表现为幸福危机，这完全合乎逻辑的变化。

　　近些年，幸福悖论、幸福危机引起有良知的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家、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深入思考，他们以自己的认知水平和立场开出种种“药方”，试图缓解乃至消除它们。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旨在解决幸福悖论、幸福危机的众多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人本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和幸福学。这三种理论或者说新的社会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不幸福经济”和“不幸福经济学”的客观存在与危害，各自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快乐和幸福问题，以及经济学、社会科学前途的关注，其中有些人提出了试图解决的方案与举措。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唯心史观，并且未能采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因此缺乏彻底性和实践价值，亦或失之偏颇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足，从而不能给人们从根本上解决，或有效缓解面临的幸福悖论、幸福危机以有效的指导。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定：人类要解决面临的幸福危机，从根本上消除幸福悖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揭示幸福的本质，形成科学的幸福理论。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西方人民大众陷于空前的痛苦，远离幸福时纷纷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出现《资本论》热。应当说，人们的理论选择是对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人类探索并走向幸福世界的科学理论。

　　上述分析表明，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认识和揭示幸福本质与幸福构建，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幸福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幸福的本质，首先明确地表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经典文献中。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 年底至1844 年1 月，1844 年2 月发表于《德法年鉴》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及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其他文章表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表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统一的原理。因此，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由此可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奠基性、标志性文献。而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在对宗教进行革命性的批判时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问题。马克思深刻地剖析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为此，马克思认定：“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①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是宗教批判的目的。实际上，对于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来说，“实现人民的幸福”，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

　　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②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批判的胚芽”。马克思这是告诉一切渴望砸烂“苦难世界”，从而创建新的幸福世界、实现现实幸福的革命者与劳动群众，必须彻底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因此，对于“苦难世界”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对宗教的批判上远远不够。对于脱离“苦难世界”，实现现实幸福这个伟大的目的来说，宗教的批判还只是对不幸福的“苦难世界”批判的“胚芽”。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批判揭示了装饰在“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③这里的“锁链”是指现存世界的制度与秩序，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政治体制。他们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给人民群众的只是屈辱和痛苦。因此，必须进一步用“武器的批判”，用“物质力量”，也就是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去砸碎给人们带来痛苦的“锁链”，获得“现实幸福”。

　　因此，不难理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实际是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关于推翻现实的资本主义“苦难世界”，创建新的“幸福世界”的宣言和纲领。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民群众从根本上摆脱剥削，消除痛苦，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它是在《资本论》之前，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正确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谋取真正的幸福这个几千年来使包括中国老子、孔子、墨子和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为之困惑，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幸福理论的科学基础。而此后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论证幸福世界取代“苦难世界”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完成这一取代，“实现现实幸福”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只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幸福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是幸福理论的科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幸福理论科学基础。依靠它才能正确地回答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谋求幸福这个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本质是幸福文化的古希腊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理论素材之一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各有不同思想来源，它们分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实际上，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来源，就是古希腊时期丰富的经济哲学和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于他之前的一切人类文化遗产都进行了认真研读，这其中就包括古希腊思想家们的理论宝库。例如，古希腊杰出的奴隶主思想家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全面性来阐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以及在分工的基础上描述国家的产生并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原因。马克思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④这是说，柏拉图的国家学说具有唯物史观的萌芽。又例如，马克思称古希腊奴隶主的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多有肯定。他曾评价说，亚里士多德发现并指出了商品交换关系隐含等同性的可通约性，认为这里闪烁着他的天才的光辉。毫无疑义，这些人的哲学、政治和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马克思系统地研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从中吸取的必定还有他们的幸福思想。这是因为幸福理论是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幸福观作为一个哲学、伦理学范畴，就是萌生于古希腊的思想园地里。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把善、普遍的行为法则、城市公民应有的品德等与人的幸福联系起来探讨，由此形成了理性主义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和禁欲主义幸福观。后来的幸福理论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文化就是一种幸福文化，或者它具有幸福文化的某种本质。

　　2.青年黑格尔派关注幸福问题

　　在19 世纪40 年代初的德国思想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幸福这三大问题为几乎所有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所关注，并且殚精竭虑力求解答它们。而就这三个问题的实质来看，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幸福问题。因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和保持人的幸福。对于这三个问题，或者最终对于幸福问题，马克思与一般人相比，有不同的解决思路与方式。一般人对于幸福问题的提法还处于无意识的纯粹观念的领域，而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展开的，从而使他能够构建一种崭新的幸福理论。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批判和发扬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关注幸福问题的传统，从而把解决幸福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起点，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并进而把如何解决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幸福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但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这意味着，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同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以“改变世界”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把改变现有的“苦难世界”，创建幸福的新世界作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追求的重要目标。

　　3.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就树立了正确的幸福观，立志为广大群众的幸福而奋斗终生

　　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就认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只有“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才是“伟大人物”；只有“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这就是马克思信奉的“奉献型”、“服务型”幸福观。根据这种“奉献型”幸福观，马克思在谈到选择职业理想和价值时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⑥马克思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正确的幸福观，立下了为广大群众的幸福事业而奋斗的远大志向，这就不难理解，他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贯彻自己的幸福观，并且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它的目标和任务，从而成为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的科学理论。

　　4.马克思主义是价值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理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不少思想家与政治家都立志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服务。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受其阶级局限性的影响而不能达到科学性与价值性得以统一，不合乎广大群众幸福的本质特征，因此未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的和科学的幸福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使价值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因此在它的指导下才能形成真正的幸福理论，才具有幸福理论的科学根据。

　　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从幸福视角的批判

　　从幸福学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在幸福学的视阈中，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违反幸福本质和幸福原则，从而使劳动人民陷于远离幸福的“苦难世界”的历史观及其根源的批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这种批判，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的批判

　　幸福学认为，只有自主性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才能摆脱生产者与外界的疏远感，才能给精神以最高享受。因此，幸福存在于劳动中、斗争中、过程中，也就是说，劳动和创造是幸福的源泉，进一步说，自主性、创造性、过程性是幸福的本质特征。由此决定，人们谋求幸福的方式不能违反这些本质特征以及由这些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根本无法实现这些幸福的要求，故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使生产者的劳动与消费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于劳动者，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来说，“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⑦同时，“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⑧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劳动者及管理者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力受他人支配，其劳动成果为他人占有，出现严重的劳动异化现象，从而致使“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无任何幸福可言。而其原因则是被异化了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工人的劳动丧失了自主性、创造性、过程性这些幸福的本质特征；违反了由这些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谋求幸福的自主原则、创造原则和过程原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严重异化，不仅使劳动本身由幸福变为痛苦，而且导致生活消费也无幸福可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生产决定消费。因此，生产劳动的非幸福性决定了生活消费也具有非幸福性。具体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劳动者沦落为雇佣奴隶，成为现代化工厂中机器的附属物，成为“挣钱的工具”，为资本家创造丰厚的利润的工具。而他们在生产中的这种“工具性地位”决定他们的生活消费也丧失了幸福应有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过程性，违反了谋求幸福的自主原则、创造原则和过程原则，因此也无幸福可言。劳动者在生活消费中沦落为“消费的机器”。从雇佣劳动者生活消费的目的来看，实际是为资本家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因而无异于耕田用的牛吃饲料，工厂的机器加油添水。总之，如同在生产活动中一样，劳动者在生活消费中既不是幸福的创造者，也不是幸福的拥有者，成为与幸福疏远乃至无缘之人。这是由于工人的生活消费同生产劳动一样，也从属于资本的缘故。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劳动力与消费异化现象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反幸福的本质。

　　2.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度”与“不足”两种不正常现象的批判

　　科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化工具的广泛使用，就它们自身的性能来看，可以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从而使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工作更加轻松愉快。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使用是遵循剩余价值规律的要求，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服务，因此不仅没有缩短工作日，减轻劳动强度，而是使劳动强度空前提高，甚至还延长了劳动时间。如日本企业的一线工人和管理人员就出现令人震惊而后怕的“过劳死”现象。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飞速转动的自动化机器和流水生产线迫使劳动者超负荷高强度地劳动现象，多有描述和批判。他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在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给工人及其子女带来不幸，造成巨大的苦痛。

　　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过度劳动现象，马克思不仅分析指出由于自动化机器使沦为机器附属物的工人由于连轴转而增大劳动强度，而且还通过对计时工资和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揭示出工资变动的这样一个规律：在劳动量（一日的、一周的、一月的）为一定的条件下，计时工资额由劳动价格而决定；反之，在劳动价格为一定的条件下，计时工资则取决于劳动量的大小。而从这个规律中，必然会引出以下两个加深劳动者贫困和痛苦的结果：一是劳动价格愈低，工人为了获得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工资额，所付出的劳动量就必然愈大。而且劳动价格的低下，迫使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时间；第二，劳动时间愈长，便愈会引起劳动价格和计时工资的下降。这样，延长劳动时间这种过度劳动，只是增加工人的痛苦而未能增加他们的收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仅遭受过度劳动之苦，同时还遭受劳动“不足”之苦。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衰退萧条时期，资本家便缩短工人的劳动日，使他们陷入半失业状态，生活难以维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的“过度”与“不足”这两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及后果的分析，实质是从幸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认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给劳动者制造灾难、痛苦和不幸的制度，进一步揭示了它的反幸福本质。

　　3.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随着社会的财富、功能的资本的不断增加，产业后备军队伍也日益强大；而随着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相比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大，而“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接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规律。”⑨这个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在一个极端是财富积累；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等等的积累，也就是痛苦、不幸的积累。这就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和必然结局。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广大劳动者贫困、受奴役、劳动折磨等等的积累，从而导致痛苦、不幸的积累这种趋势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仍然存在，并且有新的突出表现，经济学界称它为“丰裕中的贫困”，或者说“丰裕型贫困”⑩，也可以说是“丰裕型两极分化”。所谓丰裕型贫困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无论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是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都存在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当一些国家、地区和社会阶层经济发展、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地区和社会阶层的贫困状况不仅没有好转，甚至更加恶化了。这种丰裕型贫困，实际是一种丰裕型痛苦、不幸。而马克思当年关注和强调的是相对贫困，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丰裕型贫困。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样一种“丰裕型贫困”：“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11)这种情形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十分普遍，亿万富翁拥有宽大的花园式别墅，而穷人只能住在鸽子笼式的高层楼房中，相比之下，他们必然“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从而越发感到不幸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相对痛苦论”，或者说“相对不幸论”。应当说马克思的这种相对痛苦论是对亚当·斯密的“平均幸福论”的批判和否认。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并认定，神秘的上帝用这样一种内在机制设计了人世间这种内在机制，虽然没有平等分配财富，却平等分配了幸福。因此，在斯密看来，在人类生活的真实幸福组成的世界里，他们（穷人）无论在哪个方面并不劣于那些看似在他们之上的人。拥有舒适的身体和平和的心态，所有不同阶层的生活都接近于一个水平，在公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拥有历代国王为之奋斗的安全。亚当·斯密之所以提出并认定穷人与富人的幸福均等，是由于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认识到，物质财富虽然不是决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却是重要因素，尤其对于还没有解决基本生活资料需要的穷人来说，更是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没有认识到，贫富差距过分悬殊，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会给人们带来心理的严重的不平衡和“相对贫穷感”，从而产生或大或小的痛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马克思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作为自己经济学的源泉，但是，后者幻想在私有制加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而马克思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严厉批判，认定它是劳动群众陷于“苦难世界”的根源；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能够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在马克思看来，广大人民群众要获得幸福，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使广大群众得到真正的幸福。

　　五、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构建

　　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索，实际是对于人民群众如何获得幸福这个问题的探索；并且做出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深刻而又有效的解答。这是由于只有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才真正具有人民幸福的本质特征和能够体现幸福的基本原则。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根据幸福的本质特征及其谋取原则构建社会主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才是人民幸福的劳动方式

　　这方面又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分工，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使劳动者为机器所奴役，被分工死死束缚而没有劳动的自由，从而失去生产活动应有的乐趣。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分工“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12)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使资产者和无产者一样为分工的片面性、强制性所奴役，从而没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是“不幸福的经济”，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幸福的制度”。因此，马克思同其他一切关注人民群众幸福的学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认定：要使人民群众真正获得幸福，“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只有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新型生产组织中，由于消灭了旧的分工，从而使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获得劳动型幸福。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使人们获得“劳动型幸福”，快乐地从事生产劳动，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私有制。而“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13)由此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够使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幸福、快乐经济，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可以为了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和幸福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消灭人们“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并且从旧的分工的来源中解放出来，从而得以全面发展和发挥它们的才能。总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人们的生产劳动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全面性，从而实现了空想思想家的预言与愿望：“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14)也就是使人们对于生产劳动具有自觉性，并且感受到趣味性，由此获得快乐与幸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幸福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幸福社会，而劳动、生活于其中的人是幸福人。而这就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本质特征。

　　2.社会主义的消费生活方式才是人民幸福的消费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言和构想的生活消费方式，才是人民幸福生活方式，它合乎幸福的本质特征及其谋取原则。

　　首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为主体，为劳动者共同所有，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以满足广大人民劳动者的生活消费需要为目的。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和使用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两极分化，为广大劳动者获得幸福提供了基本的经济条件，或者说提供了可靠保障。从幸福学的原理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的按劳分配，它符合幸福的终极性、均等性和共享性，以及由它们决定的谋取幸福的终极原则、均等原则和共享原则。

　　其次，由于存在决定意识，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培养，并且也要求人们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奉献精神，先公后私、关心集体的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而人们的这种精神、道德状况合乎幸福的道德性及其道德原则。而道德性是幸福学所确认的幸福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亚里士多德曾强调说，德性是幸福的前提，“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15)

　　毫无疑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最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善德”，因此，它们是幸福的根源，具有幸福的本质。

　　再次，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优良品德，从而使人们对于生活消费具有自我约束力和自觉性；同时，生活资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实行计划指导，这一切形成的“合力”，引导人们实行适度消费。而适度性也是幸福的重要本质特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行适度消费，不沉湎于物欲之中，不过多过度消费，这是他们得到真正的、并且持久的幸福的基本保证。适度原则是谋求幸福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却千方百计诱导人们进行过度消费、高消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有效的调节功能，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有觉悟的消费者才能做到适度消费。而适度消费能够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幸福最大化。不仅如此，在当今世界，适度消费还有利于减缓和消除生态危机，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是增加和保持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最后，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性也是幸福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形形色色的幸福观往往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16)这些幸福观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另一种则把幸福归结为享乐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却肯定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反对禁欲主义，重视人们的合理需要；但同时也重视精神生活对于谋求幸福的作用。认定幸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享受。而社会主义制度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方面使人们有条件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另一方面使人们有共同的理想、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人们有纯贞的爱情、真挚的友谊和高尚的情操，并且使人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文化艺术修养。

　　以上分析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是人民幸福的社会，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理论的本质。

　　六、结论与建议

　　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幸福理论的本质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从理论方面来看，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幸福理论的本质，找到了一种研究幸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这无疑有助于拓展和推进对于幸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我们认识和把握幸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时，就将围绕怎样砸碎旧的“苦难世界”，创建新的“幸福世界”这条主线来探析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这将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并有新的发现。

　　从实践方面来看，让人们了解和把握幸福理论与幸福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才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这场以人民幸福为导向、为目的的新的社会实践中占据理论基础和指导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我们成功地建设幸福国家，也有利于全世界人民消除日益严重的幸福悖论和幸福危机。这样，也就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感召力。这是因为过上幸福生活是当前广大群众日益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探索和把握幸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还有助于我们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真正的人民幸福的社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及解决民生问题，目的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社会，早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目标。为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幸福本质。这就要求在当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要自觉地按照幸福的本质要求与谋取幸福的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革，使幸福现实化，从而有效地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感，早日实现建成幸福中国的宏伟目标。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574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57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7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52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9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58 页。

　　⑩陈湘舸、吴太贵：《“三城”问题：“三农”问题后的新问题》，载《求索》2006 年第6 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49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42、643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44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43 页。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364 页。

　　(16)江海全：《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2 期。

　　参考文献：

　　[1] 舒展：《政治经济学中的人类发展经济学：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8 期。

　　[2] 李希光、顾小琛：《重庆梦与中国模式》，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5 期。

　　[3] 习五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历程》，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3 期。

　　[4] 孙秋鹏：《让人民切实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年第2 期。

　　[5] 于晓权：《马克思幸福观的哲学意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