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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导向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运用和发展、创新，因而，是以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基础“化”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谐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徐飞，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亓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279(2011)04-0081-03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依此可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或者是指以中国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通俗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具体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实践需要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进行选择、运用、发展与创新的动态过程，[2]也即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动力之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导向标。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很难找到一个令大家一致认同的共同答案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并很快为中国的革命者所接受，而且运用于中国革命之中，以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找寻到中国的出路。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行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指导的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应用的过程。于是，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应用。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过程中，又被加入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或者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范畴，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其实，上述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经不起推敲，因而至少是一个值得商议的界定。

　　我们认为，要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键是要搞清楚何谓“化”。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化”有如下几种含义：①变化，使变化；②溶化，融化；③消化，消除；④烧化；⑤后缀，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⑥指化学。因此，“化”不仅仅是一种理解，不仅仅是一种接受，也不仅仅是在理解、接受基础上的一种吸收、消化，而是在吸收、消化基础上的一种变化、转化，使之化合成一种新的东西。很显然，就一种理论而言，这种意义上的“化”就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用，需要“化”的东西也就决不是像物理学或化学上的规则、原理，外在于我们，指导着我们如何进行物理或化学实验和操作，而是和我们已有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和我们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化合成一种和原有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偏离原有理论的主旨、又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理论。

　　从这种理解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术语来替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概念或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使之外在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应用，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国情与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与阐释”[3]，并以此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借鉴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赋予其历史感，而非进行单纯的理论选择与抽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总是与实践密切结合并随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展开。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导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经历了选择与觉醒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有志之士曾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虽然对旧体制产生了一定冲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4]。面对东西方文明日渐显露的危机，学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成为实现文化能动超越的有效途径。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以此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经验，各方面不够成熟，致使革命屡遭挫折。革命失败促使党内人士开始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运用，并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实际，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尽管如此，在这一段时间内，党内还是出现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创。实践的需要和失败的教训，使得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选择、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此相关的思想，另一方面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展开了积极的批判和斗争，并及时总结和借鉴革命经验，同时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写出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实践论》与《矛盾论》作为哲学斗争的理论武器，是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批判和清算，也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选择与解读。实事求是则是贯穿于这两部著作的基本精神，也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化”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力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较大程度地提升生产力和经济能力。对此，毛泽东充满了自信和乐观。毛泽东在讲到当时中国“一穷二白”时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于是，在发展物质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力求“精神变物质”，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现实和现实需要面前，必然会将主观能动性片面夸大，走向绝对化，也必然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唯意志主义占上风，从而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进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陷入了斗争的漩涡，一切问题都政治化，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二是社会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僵死的计划经济阻碍经济的发展，压制着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扭曲中发展，唯意志主义盛行。面对这些灾难，人们开始了从理论到现实的全面反思。理论上，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解放思想；社会现实方面，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以重塑被“文革”几乎摧残殆尽的人性和人的尊严；经济方面，开始了改革开放，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大力发展经济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与此同时，人们发现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中包含着强调实践和人道主义、尊重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发现马克思早就提出过“实践唯物主义”。因此，实践和实践唯物主义呼之即出，并很快代替了只强调铁的规律必然性、忽视人的主体性的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代替了唯意志论，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

　　三、新实践呼唤下的和谐马克思主义

　　历史进入了21世纪。

　　20世纪，西方社会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其生产力迅猛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成功完成了工业化运动和现代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借助于改革开放和对实践、主体性的强调，加快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是“潘多拉的盒子”也被打开了，各种危机如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开始悄然出现，并迅速蔓延，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也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并逐渐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和差距越来越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社会的诚信和信用体系遭到破坏等，现代社会中出现了诸多的不和谐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推进，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对话与沟通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即便是国与国之间，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再一味地求助于革命与斗争。

　　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回避，更不能置之不顾，脱离实际。我们需要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化”出新的理论，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并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物质生产实践理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展开和实现。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通过这种改造关系实现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物的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

　　一方面，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永远剪不断的“脐带”，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依据客观的物的尺度；另一方面，人是具有能动意识的类存在，总是会根据自身存在的需要和价值尺度对自然进行能动地改造，使“自在自为的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因此，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一个按照实践理念而展开的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的系统稳定态。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人类构造了全面和谐的世界图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和矛盾的克服，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在这一阶段人类将实现全面而自由地发展。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将实现全面和谐。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认为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并非实现和谐社会的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以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社会危机日益突出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他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虽然和谐的实现通常需要不和谐的手段，但鉴于国情的特殊性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革命斗争并不是唯一选择。马克思曾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7]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性阶段性的选择，而非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部。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和谐思想一度被遮蔽，但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所造成的现实图景面前，和谐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所认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和谐思想与中国当前的实践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化”出一个新的思想(可借用安启念用语，称之为“和谐马克思主义”)也就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由“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形态逐渐发展到“和谐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实际，反映时代要求，以实践为导向，将创造与借鉴相结合的自觉自为的文化选择过程。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途径还是目的来看，都是始终围绕实践展开的。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导向标。

　　参考文献：

　　[1]参见汪信砚：《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的三个方法论问题》，载《哲学研究》，2003(12)。

　　[2]参见于桂芝：《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3]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何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反思》，载《青海社会科学》，1994(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2页，人民出版社，200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7页，人民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79页，人民出版社，1964。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