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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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传统、上层建筑、革命政党、自由与秩序等主题探讨了恩斯特•布洛赫、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尽管布洛赫、葛兰西和卢森堡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并不给革命政党提供任何详尽的实践模式和具体的解决办法，然而，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布洛赫葛兰；西卢；森堡；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

　　作者简介：卢多•阿比希特（Ludo Abicht）现执教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译者梦海: 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一、引言

　　尽管保守的新闻界众口一词，断定恩斯特•布洛赫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对年轻人施加颠覆性影响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通过毒药杯来判处恩斯特•布洛赫死刑。再说，这一点也十分棘手，即对这位90岁高龄的马克思主义教师使用开业禁令，尽管他们对若干他的最优秀的学生曾使用并且继续使用开业禁令。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可惜，这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所特有的禁令。然而，他们通常所能做的、他们煞费苦心地从事的事情想必是希望布洛赫辩证的、表现主义的风格吓退大部分潜在的读者。

　　布洛赫的影响迅速上升，他被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预言家，被誉为20 世纪的雅各布•伯麦。当然，迄今他的影响还主要停留在黑格尔研讨会、进步的基督徒周末研究会、大学讨论会和国外若干无偏见的德国图书馆中。1935 年布洛赫撰写了一篇关于希特勒夺取政权前德国共产党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党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事情，它所不做的是错误的事情。高校院系和研究会致力于布洛赫哲学研究十分有益、十分重要，但是，这种研究并未发生或尚未发生在工会或工人运动之中。8 月9 日来自德国知识界、同事、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小团体的重要代表们聚集在他的墓前，缅怀他的生平事迹，这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布洛赫曾经是那个阶层的代表，它正是在其中发现了希望的原理的主要载体: 工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和新左翼理论家一样，布洛赫也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那就是在高扬革命意识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积极推动边缘集团( Randgruppen) 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他的各国和欧洲的同志们不同，他从未把这些集团置于斗争的核心位置。自50 年代以来，他与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关系变得十分困难且令人失望，甚至在这之前，情况也是如此。安东尼奥•葛兰西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作“实践的哲学”。本文题目叫《哲学的实践》: 恩斯特•布洛赫与工业化世界中的具体的阶级斗争——我们喜欢借助于某种“社会主义”与某种“晚期资本主义”之分来把这种斗争加以图式化——之间的联系究竟是哪一种性质? 换言之，在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正在与布洛赫的哲学理念相结合，进言之，为什么工人运动需要这种结合? 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若干具体的但又是个别的现成答案: 布洛赫哲学在许多南美和中美国家经常被誉为“希望神学和解放神学”，从而成为左翼反对派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东欧马克思主义无教派者运动中，布洛赫的诸范畴、同时性分析( die gleichzeitige Analysen) 和要求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方面，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实践小组、捷克斯洛伐克的77 宪章、布达佩斯的阿格尼斯•赫勒圈子、东德此起彼伏的左翼反对派运动等。最后，在西德，正如年高德勋的布洛赫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一样，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在院外议会反对派中，布洛赫是我们活跃的并肩作战者。对于一个德国的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这已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哈加德的犹太逾越节上演唱的一样: “这是不够的。”

　　这是不够的，因为还缺少核心部分: 社会主义的、晚期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布洛赫本人恰恰来自这些运动，而在他那里或者在他周围，我们必须以某种现实的方式为变革我们的世界做出贡献。他恰逢这样一种境况去世，即他的著作在工人运动中似乎有可能重新得到整合——或者，我们应该把这种整合称作第一次现实的整合。这种重新整合与理论和实践的成熟过程相重合，与重新发现和重新估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贡献相重合，这些代表人物有罗莎•卢森堡、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柯尔施，有所保留地说，还包括威廉•赖希以及许多其他人。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勾画一幅完整的布洛赫角色的图像，他也许就需要探讨上述所有理论家。出于实践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我把讨论局限在葛兰西和卢森堡身上，因为他们作为著名的理论家和积极的政治家对工人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不想在他们那里机械地得出一些一致的观点或不同的观点，而是较仔细地观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若干方面，这些方面恰恰构成恩斯特•布洛赫著作的中心，而且，我将按照我的观点提出崭新的工人运动的日程表。

　　我建议讨论如下四个论点:

　　1. 从民族、国际视角看，传统的重要性。这一点不仅对于分析法西斯主义并且不妥协地与之作斗争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从实践上理解马克思著作中并不在场的民族主义乃至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屡见不鲜的疏忽大意也是必不可少的。

　　2. 上层建筑批判。对于葛兰西和布洛赫来说，这是一种反对“经济主义”( konomismus) 、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寒流”的斗争。在概念上，这种斗争不可与列宁及其追随者们所抵制的那种“经济主义”混为一谈。对于理解和变革全部社会而言，上层建筑批判是极其重要的。

　　3. 革命政党的特征和作用。在探讨前两个论点时，罗莎•卢森堡的贡献并不处于中心位置，尽管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尤其在她的监狱书信中发现，她全神贯注地探讨了文化传统。然而，布洛赫、葛兰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其批判列宁的“新型政党”模式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法，人道主义所归属的位置。政党问题与目的、新社会和过渡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半截子真理就是最一本正经地以手段来反对神圣的目标。正如布洛赫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样，斯大林主义的滥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斯大林主义合乎逻辑地源自这种扭曲。(“在此，马克思主义是被认错还是被认清?”) 究竟以什么方式把自由与秩序一并纳入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呢?

　　这四条论点的编排还远没有被充分理解，此外，这种编排还缺少特殊的哲学向度、社会乌托邦的作用、认识论的灵感直觉作用等，但是这种编排可以唤起某种联系: 从对过去( 传统) 的某种新的观察出发，我们到达对现存社会的某种广泛分析。这一点带给我们这样一种不同的对政党的理解: 即作为变革的因素，政党实际上可以导向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不断消除的另一种社会。不论在年代学上还是在主题上，这一结果都是一种完整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不得不偏离那种列宁主义的模式，即迄今占统治地位的革命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但是，这种模式同样不得不偏离社会民主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哲学和战略，因为它们都通过把工人阶级完全地或部分地加以非现实化，将经济结构和夺取政权问题搁置一旁，熟视无睹。我们不谈社会主义与改良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某种“第三条道路”，相反，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和道路，尽管这种内容和道路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但它可以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

　　二、传统的意义

　　至少作为变革性的劳动而言，并没有任何全新的劳动。①

　　在生活中难免有这样的瞬间，那时一个人简直百无聊赖，长此以往，一个人倍感羞愧，于是，梦想摆脱一切，渴望成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或白发苍苍的老人。无论如何，他都渴望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直到人们发现，英格玛•伯格曼《第七封印》中的那位服务员的确认是多么地真实: “你还在哪一方向上旋转，你在你的后面拥有……你的A。”这是令人不快的，但重归于平静。这种心境迫使一个人重新审查自己的过去。

　　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瞬间或时期，那时人们如此彻底地识破全部现存的社会，以至于他们只有在全部卑鄙龌龊的总体崩溃中，亦即在某种庄严的、纯洁的烈火中才能看到某种解决办法，因为只有从这种腐朽透顶的社会的灰烬和废墟中，才能耸立起一个崭新的、公正的世界。从这种愿望和白日梦中，得以造成了宗教和超自然的幻影，得以造成了我们对急躁的革命和运动的末世论期待。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特别是在否定的情绪意义上，这可能是极具吸引力的、令人满意的计划。例如，一部电影剧本，它有许多版本并且有不同的导演为我们拍摄: 犹太预言家的神圣的愤怒，基督教的东方奥秘，我们社会主义祖先的“夜未央”( Grand Soir) ，甚至“震动”我们不同祖先的这个“腐烂骨头”，在佛兰德地区基于民族解放斗争这一“愤怒激情”而一再重复的某一“美好的晴朗日子”的图像等等。

　　不仅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政治家和教育者，因为这些人在1968 年走来走去，瞎扯一气: “这一切并非如此简单，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们必须耐心而谨慎地理解所有问题的巨大情结。”

　　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一切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维持现状( Status quo) ，甚至不惜做出一系列暂时的再三斟酌的妥协让步。这一过程的清醒结果证实了这种自发的怀疑，而且，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犯了莫大的、令人痛心的错误: 因为对于运动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梦寐以求的革命不仅体现了不可实现的结果，也体现了个人的尝试，并且他们都避开了自身的过去。因为我们原则上渴望没有回顾的变化，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某个“新”左翼的旗手? 我们一再重复我们的革命祖先的每一个个别的历史错误。因为在黑与白之间，我们借助于崇高的公理思考、行动，并且我们着陆在规范化的生存这一可怕的平日惯例之中。马克思并非第一个揭露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不公正和非人性的人。在他之前，法国社会主义者已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点。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充分，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对1848 年革命的潜能抱有过高评价，这使得他们在余生从事一种修道士的工作，即撰写暂时登峰造极的《大纲》和未完成的《资本论》: 为了有助于变革社会，哲学必须首先做到这一点: 即不仅尽可能地解释世界，而且正确地、完备地解释世界。

　　我们必须将罗莎•卢森堡、葛兰西、布洛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纳入能动的和科学的传统之中: 为什么人的史前史的解放这个容易理解的问题变得如此困难重重? 伯恩施坦的选举乐观主义和后期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究竟有什么错? 反动透顶的、理论上可驳倒的、反人道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如何能够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在1850 年之后的复辟时期以及镇压巴黎公社之后，资产阶级击退了萌发状态的工人运动，但是， 1919 年反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却借助于数百万成员粉碎了组织有素的无产阶级运动，尽管这次运动波澜壮阔，充满青春魅力，还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这是十分严酷的现实，它促使被拘禁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被流放的布洛赫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过去( Vergangenheit) 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五花八门，变化多端，远远超过金融资本集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形态。不仅如此，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通过社会民主工会和政党来策划“社会法西斯主义背叛”的直接结果。1936 年葛兰西就写道: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经济关系下，法西斯主义运动与早期适度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运动( 一个世纪以前的。——引者注) 并不十分相称。”②为了探究这一点，葛兰西便使用那种鞭辟入里的调查研究方法，着手阐明自19 世纪为解放和统一意大利的“复兴运动”以来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同时阐发了“消极革命”③的概念。在消极革命中，革命要求通过清晰的、合法的和受到控制的改革来得到满足，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本质上未受触动地保留下来。自1815 年以来，“消极革命”与“积极革命”相平行，所谓“积极革命”始于1789 年至1870 年，1917—1921年革命时期之后，以资产阶级所逼迫、所操纵的“阵地战”的某种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并不是工人阶级一败涂地的战争，它迫使工人阶级拟定新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战略决策。

　　因此，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只要正确的国际运动视点把自身特有的、原始的境况作为出发点，那么这种视点只会是适当的、有效的。这里正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解释民族同一性以及民族主义的出发点，然而，在马克思的工作中，我们只能附带地找到诸如此类的东西。葛兰西的分析触及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讨论，但是，他高瞻远瞩，深刻得多。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大空隙，而法西斯分子和保守党人则为其宣传处处都决定性地把这个空隙搁置一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 以及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最近时期) 这一空隙终于为左翼所认识。1924 年布洛赫写了一篇关于被挫败的政变者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其论断充满挑衅性: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仿佛是片面的革命总督，无论如何，它都是把社会局面加以静态化的一种表现。但是，真正的人民讲坛缺少或者本身证明了巴别尔明智的话: 陈词滥调就是反革命。”④据信，在随后的10 年间，他在一系列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性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 1935 年这些文章以《这个时代的遗产》为题汇集出版，1962 年出版第2 版。就像葛兰西一样，布洛赫也试图解释法西斯运动，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国际的公开路线、社会民主党或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关于法西斯主义特征的讨论以及终极的、灾难深重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战略的评价并不属于我们的主题范围。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自1973—1974 年危机开始以来，如何将布洛赫的挑战性精神应用于左翼和民主力量以制止那种操纵中立化甚至进步方向的新的权力发展。在布洛赫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非同时性”( Ungleichzeitig) ⑤这一核心概念。无论是在社会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同一国家的人们、属于同一人种的人群或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有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事实通常未能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重视，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很自然地利用这一点，他们借此煽动封建的、小农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从而达到了让那些农民、下层中产阶层和青年中的大部分无条件地支持其“人民革命”的目的。在西欧和北美，这种“非同时性”以不同形式仍旧存在，而且它由于交往手段和影响手段确实没有减弱。因此，对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某种更细微的、精密的接近就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工人运动和左翼知识分子无法承受第二次悲剧性错误。这一点使得布洛赫的重新估价和进一步发展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把握革命潜势乃至保守的、公开反革命的运动，他就注定做这种蠢事: 陷入无所作为的听天由命中，陷入悲惨的自发主义中，或者干脆陷入流行的、过时的、实用的机会主义中。为了与布莱希特交谈，寻找这三种态度的“姓名、容貌和地址”并非一件太难的事情。此外，如果陈词滥调是真正的反革命，那么在保守的、右翼指向的圈子中探求潜在的革命情绪和期待就远远不够了。于是，这一点变得很重要，那就是在本真的、左翼指向的理论和实践中消除各种陈腐不堪的、亦即反动的要素。由于这个原因，布洛赫的“非同时性”概念通常不只是遭遇到学术界的异议。

　　三、上层建筑批判

　　乌托邦的意识想要极目远眺，但是最终仅仅在于渗透刚刚经历过的瞬间这一逼近的黑暗。⑥

　　布洛赫总是按照最困难的方式领会“当下”( Gegenwart) ，因为领会当下要比领会过去或构筑现实的、具体的乌托邦的未来模式棘手得多。根据人的概念，即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也不足以保证某种更美好的未来。因此，布洛赫哲学的核心是行将来临的当下。在既定情况下，布洛赫在欧洲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涯。不仅如此，在东德的12 年也无真正的例外，正因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并更精辟地分析这个新生的、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非同时性”。无论如何，他的主要著作《希望的原理》是他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撰写的，具体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或者按照有些人的观点，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在马克思的足迹中——同时在马克思1857—1858 年起草的大纲的有限草案下——大多数理论家都从事社会经济基础的批判。因此， 1923 年之后，欧洲革命实践的缺乏导致某种研究方向的改变，这并不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对此，我们还可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研究方向的某种变更中重新发现其他蛛丝马迹。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分离最终导致否定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而且，对于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而言，还导致这方面找不到任何确实可信的替代品。但是，对于布洛赫来说，事情显得是另一种样子: 尤其是在《希望的原理》( 撰写于法西斯主义凯旋的同一个时期) 中，他继续致力于我们在《乌托邦的精神》和其他著作中业已发现的那条路线。第一，在此并没有30 年代工人运动荒凉凋零的任何直接的反映痕迹，尽管这一现实连同布洛赫作为流亡者的个人经验确实起到了某种作用。第二，布洛赫从未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与政党发生过任何联系，尽管友谊并不总是建立在双方的联系之上的。换言之，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发展不同，布洛赫经常有意识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两种名称并不总是一致——写作和行动。

　　因此，他总是认为，他的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批判当然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传统分析。所以，在东德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布洛赫著作不能发挥其有益的作用是一个悲剧性的理论贫困化，而且这也是在西方共产主义圈子和左翼社会主义圈子中不了解甚至低估这一著作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要在最重要的方面达到对现存社会的某种功能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布洛赫现象学的分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在东方，只要布洛赫的著作还受到官方的无视，在西方，只要布洛赫的著作还停留在神学家、文艺批评家的猎区里，停留在学术界的沙龙团体中，我们就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进步。我想把布洛赫理论的内容纳入工会、左翼政党、学习和行动小组的学习计划中，因为在人类解放斗争的实践中，一旦丧失乌托邦的因素，亦即丧失具体的乌托邦的因素，就势必经常堕落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图式主义之中。幸运的是，布洛赫的意识形态批判、他对现实的设想极其错综复杂，是不能以某种决定论加以还原的。而且，根据界定，他的批判不是完美无缺的，即“尚未”充分发展，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原创性发展的一种保证。

　　就像在马克思和葛兰西那里一样，在布洛赫那里，我们与其发现一劳永逸的理论，不如发现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方向。工会干部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里，在此，一切可能的、真正的和虚假的文化价值都作为已有的、公认的东西被提供出来，进言之，不能简单地用冷酷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或借助于锐利的解剖刀把这些价值揭露为“直接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表达方式”，因此，人们得以重新从事决定性的事情，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斗争。这不应是任何漫画式的态度。布洛赫错综复杂的方法除了要求高水平的智力支出，还要求情感的、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启发力的投入，在争取“工人阶级霸权”的斗争中，这一方法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对于现实地抉择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这是唯一适当的气氛。当然，这一点远远不够，即通过党的决定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转换成“工人阶级的霸权”并强调对这一概念做出进一步的表述，事实上，不是列宁、斯大林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怀有这种意向。这也许是纯粹注释性的、犹太法典式的争论，这样做，实际上错过了现存问题辩论的本质。

　　在“霸权”( Hegenmonie) 概念之下，葛兰西了解到什么? 这一概念代表某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在一切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中，这一现实的设想都占有统治地位，从而影响风俗习惯、鉴赏倾向、道德、宗教和政治生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某一现存社会阶段中的社会关系。只要这种霸权为另一个同样广泛的现实设想所攻击，就发生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远在革命性变化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且远在事后，即在取得政权之后继续进行下去。的确，这种争取霸权的斗争必然与某种不断增强的、具体的反对派运动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斗争决不允许完全隶属于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或者与这种斗争视为等同。

　　很清楚，为什么今天这一概念对于所有那些人如此极端重要，这些人自觉地为社会变革而工作，并且愿意对这种变革负责。不仅如此，这些人不想在所谓欧洲城市游击战这一毫无结果的行动主义那里归于毁灭，更不想在所谓新哲学这一同样毫无结果的新保守主义态度那里归于毁灭。这意味着除了呈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斗争之外，还有诸多种类繁多的任务等待我们去承担和完成。在集体运动之内，主体性和想象力这一任务很久以来就丧失了自身应有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在1968 年风暴的期望与传统工人运动的冷静的、现实的期望之间做出某种黑格尔式的艰难扬弃。在文化层面上，这意味着，继续开展并进一步发展托洛茨基与宣传鼓动机关( Agitprop)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Proletkult) 的反对旧风俗习惯者之间的著名讨论。在某种社会主义标签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先驱起而反抗，反对接受古典市民文化是对的: 新的内容要求探求新的表达形式。但是，托洛茨基同样说得对: 在过渡时期，用某种详尽拟定的“无产阶级文化”代替资产阶级文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语言的最广泛意义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亦即建设人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一再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那样的方向上经历蜕变。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布洛赫、葛兰西乃至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地道的“传统知识分子”，部分是因为工人阶级尚未成功地创造出组成新的社会主义霸权之必要载体的那种可比较的“有机知识分子”集团。这一确定把我们引向关于历史变革主体的讨论，引向关于革命政党的作用和特征的讨论。

　　四、作为过程和动态概念的党

　　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故乡。⑦

　　1969 年大学生风潮达到顶点，布洛赫在图宾根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向我们劈头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一个文盲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也许是跟侧耳细听的读者开玩笑，这意思是说，相反的观点经常是对的，答非所问:历史上的复杂的哲学、社会学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按照列宁的观点，如果撇开黑格尔就无法把握这种关系。此外，应该如何理解印度或拉丁美洲最贫困农民的解放斗争? 如果不谈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那么明晰的或模糊的剥削意识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中介是什么?

　　理论上，人是统一的，克服人的现实鸿沟乃是党的组织的任务。自20 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自十月革命以来，似乎政党的特征和作用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 党是“新型的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纪律的、统一的先锋党，在俄国，这种新型的政党被证明是富有功效的。1921 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遭到野蛮的清除，西欧起义遭到失败，自那以后，人们再没有讨论关于政党的不同观点，更没有再讨论诸如托洛茨基这种无教派者，或者诸如本雅明、卢卡奇、布莱希特和布洛赫一样的批判知识分子。布洛赫从来都不是适当的思想家或政治战略家。1953年事件之后，过了一段很长时间他才开始对此表示怀疑。也许，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孤立，最初在莱比锡，而后在图宾根，他都从未基于自身的独特经历详尽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或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是最伟大的、决定性的自由运动。

　　1949 年，在莱比锡大学就职演讲《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⑧ 中，他已经警告可能的偏离和蜕变。现摘引几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身在我们之中是统一的，我们不再是任意的、盲目的。”⑨“马克思主义恰恰强调研究的现实自由: 如果一种研究真的不可限定，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毫无顾忌的。”⑩“不是因为某物是有用的它才是真实的，而是始终因为且只有某物是真实的它才是有用的。”(11)

　　这样那样的说明首先针对哲学专业和大学，但是大学最终直接隶属于党的控制之下。任何唯一的定理都不是纯粹学术的，或者政治上是脱离价值的，这是为实际情况所清楚地证明的。尽管对苏联和东德的官僚机构深感失望，尽管有着自身独特的辛酸经历，布洛赫还是希望党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自由研究和民主讨论的教育者和守护者。在他那里，总有一个愿望萦绕于怀，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遗产。

　　我们知道，1903 年卢森堡在《回忆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文以及随后的文章中就已经对列宁的政党模式的普遍性表示了怀疑。她特别担心一种极端膨胀的中央集中制会限制劳动者的参与精神和自发性，最终会成为非民主的东西。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的论文以这样一种论战性的句子结束: “实际上，一场革命工人运动难免犯错误，但是历史上，这种错误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无差错更有益、更有价值。”(12)尽管在某些方面，罗莎•卢森堡与布洛赫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担心是十分明确的，她对领袖政党的整体结构产生严重怀疑。布洛赫把自由的研究和民主的决定过程视为政党原则的无条件的因素，而卢森堡则进一步认识到日常斗争和社会斗争是能够保证这一崇高要求的必不可少的结构。今天，在布洛赫就职演讲发表29 年之后，在罗莎•卢森堡首次表达批评观点75 年之后，一个创新的工人运动重新把这个问题列入日程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方面可以利用75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这将是一次根本的、开放的讨论，依据葛兰西的政党理论，这一讨论可以起到承前启后、富于启发性的作用。

　　同样，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党，葛兰西也无法想象某种解放性的社会变革。不过，与卢森堡不同，在此意义上，他更接近布洛赫的观点: 他不是直接地与列宁论战，而是强调其两面的本质方面: 对于他来说，党是工人运动的“回忆”( Ged chtnis) ，而这种回忆是为争取阶级解放的长期的斗争传统所保存、说明和发展的。在党的范围之内，应当使“有机知识分子”受到教育，也许这种知识分子使得向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成为可能。在朴素的成员与集中起来的、集体的领袖之间，他给干部分派了作为永久教育者的广阔空间，在基层群众与领袖之间，这些干部可以保证经常的、有组织的交互联系。葛兰西拒绝接受经济决定论，持经济决定论的人总是从这种不切实际的信念出发，即经济危机的深化势必造成某种革命状况，他赋予干部的上述意义正是从这种拒绝中得出的结论。当然，某种危机可以产生一种唤起特定思维方式的气氛。因此，就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一样，革命思维和行动同样是一个教育问题。此外，教育、解放永远都不可能是强迫的对象。

　　葛兰西、卢森堡和布洛赫( 他们不是独一无二的代表) 的这些观点并不给我们提供任何具体的解决办法，也不给革命政党提出任何详尽的实践模式。然而，他们提出了值得思索的问题，近年来这些问题在广阔的领域里得到了讨论，而且指向实践问题: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革命目标通过手段来塑造，在启发性和灵活性方面，一个政党作为工具如何达到为其所刻画的那个具体目标? 与此同时，政党如何保持一种有效的、战斗的力量，并且日益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的家乡，即民主的马克思主义? 显然，与布洛赫思想的密切接触将有助于澄清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

　　五、新社会的面貌

　　但是，具体的秩序与具体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13)

　　在《关于正在燃烧的房屋的佛陀譬喻》(14)中，布莱希特想要形象地解释，即使一个人不具有关于新境况的清晰图像，也能够摆脱多年的、糟糕的境况。这种说法只是部分地正确。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漫长的社会形态交替中，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用作模型，但是，在这方面，独特的资本主义与这种功能是不能相比的。的确，没有哪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想要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幅艳丽的图像。对这幅图像做出不断的变更并着手调整，这是一个过程。这也仅仅是半截子真理。在对当今社会的基本分析( 这种分析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 中，在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在把党调整为变革社会的因素中，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的决定性轮廓。在十月革命获胜的第一个月里，罗莎•卢森堡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系列观点提出了尖锐的、值得注意的、预言式的批评，这些批评为勾勒新社会的轮廓提供了最好的出发点。我记起她致列宁和托洛茨基《公开信》中的若干主要论点:

　　1. 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与事实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进行二者择一，实际上掩盖了不是废除民主而是扩大民主这样一个实质问题。

　　2. 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未必无条件地以资产阶级民主为榜样。但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不能把二者即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 要么遵循传统民主的形式规则; 要么到处寻找某个其他的形式。但是，在与广大居民的不断的交互联系中得以发现后者。没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能的。

　　3. 将人民包括进这一创新过程之中，这对于自由地、无限制地通达信息论坛和讨论讲坛是必不可少的。具体地说，就是维护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 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 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15)

　　4. 社会主义体制是历史的产物，因此，组织上必须不断地发展，惟其如此，社会主义才永不会强行实施。根据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社会主义体制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为社会主义道路腾出时间，例如，违背当下占有者的意愿，废除生产资料方面的特权。“我们可以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加以拆除，但是无法通过它进行建设。”(16)谁总是想要用强制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谁就必定无条件地遭到挫败。

　　5. 这一点把我们带回到关于革命政党特征的讨论中: 在极端集中的、有纪律的领袖体制中，很容易发展出某种虚假不实的意识，进言之，在这种意识中，由于必不可免的过渡措施，某一限制转变成永久的、肯定的价值，由此，领导与居民之间的鸿沟加大了。

　　葛兰西“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概念与争取“工人阶级霸权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斗争中，党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者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争取“工人阶级霸权的斗争”中，葛兰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集中制”( demokratischen Zentralismus)概念。列宁主要谈到功能性的政党结构，而葛兰西则把这一概念扩大到国家之内决策过程的某种动力学上。1932 年，他在其笔记中写道: “组织性仅仅标明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处在运动之中，是对现实运动的一种持续不断的适应，是从下而至的冲动与从上而至的命令的一种协调……因为民主集中制考虑运动，在这种考虑中，历史现实合乎规律地被揭露出来，因为它不在官僚制度中机械地凝固起来，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相对持久的、永久的东西。”(17)与此相反，官僚机构的集中制只会引起领导集团的某种心满意足，即通过压制每一个反对派来固守特权，因此，民主集中制是借以保证动态霸权这一进步因素的唯一体制。

　　占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罗莎•卢森堡称其为旧机器的“毁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但本身还不包含能够和一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保证，因为不是通过强制，而是仅仅通过说服来达到霸权，这正是霸权的本质。卢森堡的立场表达了一个时期里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直接反应，在这个时期，在德国或欧洲曾经依然存在过社会主义变革的机会。葛兰西根据自身的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这些研究涉及到19 世纪初以来的意大利历史， 1919—1920 年占领工厂的实践，随后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胜利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退化。

　　作为文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布洛赫把东方与西方的现实境况一并纳入自身的研究之中，但是，他潜心研究公元前7 世纪左右犹太预言家、佛陀等先知，在希腊人那里，他不仅专心致志于棘手的经济事实和政治事实，也专心致志于没有或完全充分意识到的精神现象。布洛赫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出发，讨论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与汤玛索•康帕内拉的乌托邦模式的对立，并从这种对立中发展了“自由与秩序”的辩证法。针对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宽宏大量的、等级自由的自由与汤玛索•康帕内拉《太阳城》的严酷的、有纪律的福利国家，布洛赫持一种中立态度。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之间，在汤玛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与圣西门的有组织的乌托邦之间，他发现了相互联系，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消除这些对立的可能性: 新的社会主义既是摆脱了雇佣制和利润体制的旧的结构的社会，又是解放了一个现实的、可实现的、具体的乌托邦的社会。在现实中，自由意味着至高无上者的权利，而自由同样意味着至高无上者强加于人，因此，只有在与具体的秩序的辩证统一中，新的具体的自由才是可能的。“正如具体的秩序乃是社会本身的造型一样，具体的自由乃是共同地彰显的意志和社会成功的意志……这种联系并不是诸如康德的伦理学一类的静止的同一性……然而，这种联系是辩证的。”秩序的实际内容就是自由，赋予这种自由以实际内容的就是秩序。因此，在研究社会乌托邦中，布洛赫获得了与卢森堡和葛兰西的政治观点十分接近的一个政治观点。这是一个有牢固基础的政治观点，它在工人政党和工会及其周围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尽管我们知道，罗马、巴黎、整个华盛顿或伦敦都不会在一日之内改变对布洛赫的看法。但是，在近年的讨论和活动中——我也像布洛赫一样，愿意将1968 年标明为“尽管如此”( trotzdem) ——这个抽象的、时常令人产生神秘感情的语句赢得了一种十分精确的、具体的意义。而且，也许无人感到惊讶，在各种矛盾的境地中，布洛赫的影响被视为颠覆性的、爆炸性的，因为布洛赫正是这样一个人。

　　六、从实践的哲学到哲学的实践

　　借助于运用“实践的哲学”术语，葛兰西为“马克思主义”一词赋予了新的向度，从语义学上看，这个向度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界定所缺乏的东西。在本文中，我们关系到理论与其实践的关系问题: 不是关系到布洛赫的思想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建立在物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关系到布洛赫和其他人的著作在解放斗争的发展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也许，可以提出下列论点:

　　1. 例如，就东方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葛兰西、卢森堡和布洛赫著作的创新性旨趣是十分重要的，在恪守体制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一方与恪守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一方之间，这种旨趣将突破错误的二分法，从而指向一条新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两条道路兜圈子的地方，人们根本无法认真谈论这“第三条道路”。在此，现存的道路是旨在消除现行体制而不复归于某种前资本主义的境况的一条崭新道路。最终，在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中，这条道路开始自身的新资本主义世界，因此这条道路并不会使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异。

　　2. 这种创造性的理论阐发要比“追本溯源”，纯化经典作家的理念，例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大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巴黎手稿》——等深刻得多。在《克欧纳先生的故事》中，布莱希特描写了克欧纳先生与久未谋面的人的相遇，他这样寒暄道: “您一点也没有变!”克欧纳先生说了一声“哦”就去世了。(18)葛兰西的监狱作品和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恰恰建立在经典作家最初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添加了新的向度，而这种向度含蓄地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或者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而已。工人运动及其同盟者必须把下述领域具体地列入自身的教育纲领中，例如，自发地发生的东西以及许多由于偶然事件而发生的东西。没有这种相互作用，这个世代的理论认识将会长期掩埋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橱里。

　　3. 借助于我们标明为“新左翼”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反抗，布洛赫哲学可以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基督教民主工人运动创造必要的相遇条件。60 年代，新左翼犯过很快疏远工人阶级的错误，如今当五月风暴沉寂之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信徒也重蹈覆辙，开始放弃或咒骂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对那一年瘫痪的、假革命的自发主义的可理解的反应，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在抽象的新左翼与经济主义这一“老左翼”中的主要流派之间存在着布洛赫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这一联接领域。

　　4. 在比利时一直缺乏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自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以来，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与基督教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佛兰德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往往导致一种软弱无力的战略和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未充分发展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葛兰西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贡献以及布洛赫对宗教现象的创新性分析构成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由此出发，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克服这个毫无结果的、客观上反动的分离现象。

　　七、结语

　　从布洛赫关于德国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态度的著名解释中，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 作为寒流( Kltstrom)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进行的无情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阶级斗争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仅仅错在没有或很少做过其他方面的分析。这正是热流( Wrmestrom) ，就像社会经济基础对社会进程发生具体的影响一样，关于文化的、民族的、宗教力量的知识和内容同样对社会进程发生具体的影响。如果没有热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运动就不能创造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形式的那个新的霸权。显而易见，这一点将不会自行出现。然而，另一个因素，即在革命急躁中时常丧失掉的某种东西却不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梅菲斯特的话: “亲爱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金色的生活之树长青”，作为临时结论，我们可以用下述一段话来加以对照: 大部分左翼指向的理论都拥有闪闪发亮的、鲜艳夺目的色彩，然而日常的、必不可少的、解放的实践大都是没有装饰的灰色。此已证明清楚。

　　注释:

　　①④⑤ Ernst Bloch，Erbschaft dieser Zeit，Suhrkamp Verlag，1973，S． 146，S． 164，S． 240 － 241．

　　②③(17)Antonio Gramsci，Philosophie der Praxis，S． Fischer Verlag，1967，S． 255，S． 255，S． 352．

　　⑥(13)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Suhrkamp Verlag，1967，S． 11，S． 620．

　　⑦⑧⑨⑩(11)Ernst Bloch，ber Karl Marx，Suhrkamp Verlag，1968，S． 164，S． 121 － 144，S． 124，S． 126，S． 135．

　　(12)(15)(16)Rosa Luxemburg，Politische Schriften Ⅲ，Europ-sche Verlagsanstalt，1968，S． 23 － 82，S． 134，S． 135．

　　(14)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 9，Suhrkamp Verlag，1967，S． 664 － 665．

　　(18)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 12，S． 383．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