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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恩格斯的军事学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科学精神。本文通过回顾恩格斯对军事理论的探索阐述了恩格斯军事学说中的四种科学精神，即代表先进阶级利益、反映时代客观要求的根本立场，实事求是、能动反映客观事物的思想认识路线，敢于解放思想、永不满足、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善于保持理论本身的严谨性和彻底性的求实作风。
关键词：恩格斯；军事学说；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鲍世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恩格斯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早在青年时期就十分关心军事问题，注意学习和掌握军事知识。后来，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战争事件的频繁出现，以及欧洲列强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合作下又对战争和军队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撰写了数百篇军事论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理论观点，从而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的军事学说在20 世纪上半叶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人民大众推翻本国反动统治的革命发动和胜利决战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应当说，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理论的有力指导。恩格斯的军事学说，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世界各国军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和军事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科学精神。而这也正是它顽强生命力之所在。
这里所说的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指这一学说揭示了战争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暴力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革命作用，以及围绕战争和军队而展开的军事学这一学科的丰富内容和理论学术价值; 而所谓科学精神，则是指那些能使这一理论体系具有科学、严谨、彻底的品格，并能始终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保持认识上的敏感和理论上的创新活力的属于哲学层次上、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色彩的非常鲜活的东西。如果说，需要对其做出一个简略的概括的话，那么，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利益、反映时代客观要求的根本立场，一条实事求是、能动反映客观事物的思想认识路线，一种敢于解放思想、永不满足、勇于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一种善于保持理论本身的严谨性和彻底性的踏实作风。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军事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先导地位。马克思说过: “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①; “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②，等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从总的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其军事理论中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通过回顾恩格斯对军事理论的探索，来具体看一看他的军事学说中所反映出的这种科学精神。
一、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利益、反映时代客观要求的根本立场
看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先进，首先看它体现的是社会上哪一种势力——进步的抑或落后的——的愿望，看它是否能客观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恩格斯军事学说，集中体现了19 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愿望，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那个时代最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它的革命愿望，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这同整个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是使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所以为这一革命服务的一切理论包括军事理论都是先进的理论。
恩格斯研究军事，是为了适应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1848—1852 年期间发表的第一批军事论文，就是围绕1848—1849 年欧洲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的，其中既有对有关国家工人武装起义和民族解放战争过程的述评，又有对这一时期整个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的总结。恩格斯的许多精彩的军事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如关于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以制胜强敌的人民战争思想(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 年3—4 月) ; 关于为了对付资产阶级的背叛，工人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以及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先进政党领导的思想(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 年6 月) ; 关于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作战方法的改进有赖于生产力的提高的思想( 《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1851 年4 月) ; 关于未来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将实行正规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思想(同上) ; 关于起义是一种艺术，起义者必须按其规则行动的思想(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 年8月) ，等等。这些军事思想就其整体来说是一种崭新的军事理论体系，一种反映了当时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变革社会要求的军事理论体系。
从1853 年开始到1895 年恩格斯逝世的这40多年里，在恩格斯发表的众多军事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也是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而写的。发生在普法战争过程中的巴黎公社起义，是有史以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最高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事件都非常关心。在他们两人留给后世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大量文献中，有一些就是直接针对巴黎公社而写的。1870 年9 月上旬，当普法战争刚刚转入第二阶段，即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刚成立不久，马克思就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告诫法国工人不要过早地举行起义: “当敌人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③而后来当巴黎的无产阶级由于缺乏经验终于举行起义时，他又时刻关注公社的安全，不时提出增强防务的建议。当然，这一切都收效甚微。事后，马克思感叹地说: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④ 而恩格斯在1873 年12 月发表的《论权威》一文中，也曾根据巴黎公社起义遭致失败的教训，总结出了获得胜利的政党只有充分利用武器这一非常权威的手段才能巩固既得成果的朴素真理。
应当指出，恩格斯军事学说在先进性方面的上述各种表现，实际上正是它的阶级性的如实反映。恩格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就是为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崇高理想服务的。
支持和同情一切正义战争、反对和揭露一切非正义战争，这是恩格斯军事学说先进性的又一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理论遗产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在各个时期撰写的战争评论。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的战争评论，同资产阶级报社记者所撰写的军事报导文章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真正公正的立场和爱憎分明的态度: 对正义战争深表同情、全力支持，对非正义战争无情揭露、坚决反对。
19 世纪40 年代是欧洲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恩格斯对1848—1849 年欧洲革命时期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和匈牙利、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在谈到巴黎六月革命时写道: “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⑤ 另一方面，恩格斯对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镇压巴黎工人起义时所表现出的疯狂、残暴和野蛮，也作了十分深刻的揭露。对匈牙利人民为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奴役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恩格斯写过多篇评论文章，热情颂扬了科苏特领导的起义军多次重创奥地利帝国军队的光辉战绩。他认真分析了起义军连战皆捷的原因，对起义军将领在作战指挥上显示出的才能给予充分肯定。
19 世纪50—60 年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频繁发动掠夺战争的时期，也是亚洲人民反对外来殖民侵略和本国反动统治的革命风暴时期。英国是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它运用经济渗透和军事进攻两手，大肆掠夺亚洲国家，遭到了中国和印度等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恩格斯对东方被压迫民族同西方殖民主义进行顽强斗争的这一过程非常关注，撰写了大量支持这一斗争和鞭挞殖民主义罪恶行径的重要文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马克思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和人民权益的立场上，痛斥英国殖民者发动的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并详细摘引当时英中双方外交照会的主要内容，据理证明“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⑥。恩格斯对这一时期英国对中国疯狂入侵和恣意掠夺，同样表现了极大愤慨。在许多文章中，他一方面严厉谴责英国推行炮舰政策的卑劣行径和揭露其既贪婪又凶残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则热情赞扬中国人民誓死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不屈不挠精神和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显示出的聪明才智。1857—1859年，印度人民为民族独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全民族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场伟大的民族斗争，寄予了无限同情。他们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变化，撰写了20 多篇评论和通讯。
反对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恩格斯军事学说科学精神的又一具体体现，恩格斯认为，通过揭露战争策划者的侵略扩张政策和称霸野心，不断教育和动员工人政党内外的广大群众，促使他们自觉起来同战争狂人作坚决斗争，以减少战争威胁。恩格斯认为，这是防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在多篇文章中，对19 世纪下半叶欧洲热衷于策划战争的各种侵略势力，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有力地推动了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延缓了世界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他对欧洲当时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意图和霸权主义行径的全面深刻分析，更突出地反映了恩格斯军事学说的时代进步性质。当然，这里也要特别提一下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他在分析彼得大帝把俄国的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时指出: “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⑦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彼得堡与莫斯科不同，它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是彼得大帝特意给自己的领土制造的一个外偏中心，而这个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 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同样，恩格斯在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对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本质，也曾多次揭示和剖析。他指出，支配俄国对外侵略政策的物质基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推行这种政策的方法是外交界和军队二者交互使用，他尖锐地揭露，沙皇俄国为了进行侵略扩张，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从来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它“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⑧。恩格斯对沙皇俄国在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时常爱高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也从来不会听之任之。他指出，沙皇俄国“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⑨，实际上是以解放各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独霸世界的罪恶意图。恩格斯曾多次号召欧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制止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及其策动的战争威胁。
19 世纪中期，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军国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有了明显增强。恩格斯看到，军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因而，揭露军国主义的本质，指出其对和平的危害，探讨消灭军国主义的方法，成了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军事思考的主要内容。1877 年2 月，恩格斯在一封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中指出: “我们现在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险。战争在威胁着我们”; 而形成这种威胁的真正原因则是“军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⑩。而这是一种非常让老百姓花钱的制度。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往往能给热衷策动战争的人以可乘之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之间都为拥有一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军队而进行无休止的竞争，某个国家增加一次武装力量，别的国家就都会这样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已经被军费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和平越来越变得几乎比战争更花钱，于是战争终于已经不是什么可怕的灾难，而成了一种能够结束不堪忍受的状况的救世的危机。这就使各国的阴谋家，那些热衷于浑水摸鱼的家伙得以把人民推向战争”[11]。恩格斯认为，消除军国主义的危害，除必须不断揭露军国主义给和平造成的严重威胁和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外，最重要的是，应把资产阶级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
二、一条实事求是、能动反映客观事物的思想认识路线
恩格斯军事学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主要得益于这条思想认识路线。它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 承认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认为战争以及其他军事现象的原因只能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1859 年1 月，马克思将其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归结为一段非常著名的经典表述，其中最核心的有这样两三句话: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这里马克思告诉了我们这样几层深刻的哲学道理，即: 物质是存在于空间的唯一实体，物质对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是本原，是起决定作用的。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战争和军队问题时，在对直接引起各种纷争、事件、现象等的初始原因进行仔细考察后，总要追溯到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这一矛盾总根源去进行分析，从来不忘把事物的终极原因归结到有关各方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去。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许多思想家，对物质同意识的关系却并不是这样看。他们从唯心主义或神学的立场出发，把物质看作是意识和观念的异在，认为唯有精神才是万物的本原。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人，按照这种非科学的哲理去从事军事问题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一系列违背客观真理的错误结论。这些人中，有的把引起军事事件的非物质因素夸大到起决定作用的地步，有的把各种原因机械罗列，不分轻重主次，结果是掩盖了军事领域各种现象自身所固有的本质联系。
2． 承认物质不依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认为一切观念性的东西都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的反映，军事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19 世纪70 年代，恩格斯在批判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13]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研究问题要充分尊重客观实际，按事物的本质面貌考察研究对象的属性，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更不能用任何先验的结论去剪裁自然界和历史。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正是严格遵循着这一原则。在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中，各种判断、结论的提出和各条原理、原则的形成，都是作者对相关客观实际——历史的和现实的——进行大量考证和认真研究的结果。例如，恩格斯——还有马克思——为了求得对原始社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包括对它的军事方面的认识，翻阅了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典籍，特别是十分仔细地研读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马克思还作了大量摘录和批注。他们后来在战争起源问题上提出过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就正是得益于他们严格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认真扎实的研究工作。又如，为了搞清军队战斗力的构成因素，恩格斯几乎考察了19 世纪中叶欧洲所有国家的军队和历史上东西方有关国家的军队。他逐个研究这些军队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军队在各次具体战争中的表现，从各个方面分析它们打胜仗或受挫败的原因。然后才提出了关于战斗力的构成的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再如，恩格斯曾就如何组织大规模作战行动，提出过一系列他认为必须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而这些原则的产生，如果没有对几十次具体大小会战和战斗的深入探究，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切从军事领域的客观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这是恩格斯形成任何军事理论见解的首要前提，也是他的军事思想所以具有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3． 承认意识对物质的可认识性，即承认人的认识可以提供客观世界( 包括军事领域) 的正确图景，坚持世界可知性原则。1873 年1 月，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1 卷第2 版写的跋中有这样一句话: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就是说，观念不是主观自生的，是对于物质的反映; 同时也说明，反映物质的观念和观念所反映的物质之间是一致的，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人认识的。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这一重要信念，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把军事领域一些过去难以为人们所把握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揭示出来，也使他们有可能常常对一些战争或会战发展的前景做出准确的科学预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之前，欧洲近代历史上出现过不少不可知论的哲学家，其中，以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最为知名。不可知论否认人们有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否认人们有完全反映客观世界的可能。18、19 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界，受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许多探讨战争、作战和其他军事现象的著作中，都夹杂有不可知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军事领域一切事物皆可知的原则，就显得更加可贵。
4． 强调观念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是直观的、消极的，而是对社会实践能动的反映，认为只有亲历战争，才能认识战争，从而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能动的反映论。1845 年春，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1886 年初，恩格斯在谈论如何对付休谟和康德等人的不可知论时指出: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5]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这两段话都强调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并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完成能动反映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唯一途径。恩格斯为了获得关于战争和军队的真知，年轻时专门当过兵; 后来又参加起义队伍，同反动政府军打过仗，亲自经历过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活。而自1850 年侨居英国到他逝世( 1859 年) 前40多年中，恩格斯除通过阅读报刊和书籍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外，还十分注意经常获取军事方面的感性知识。他利用各种机会走访英国的部队，参观他们的新式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出席其战斗演习和检阅等。恩格斯上述这些直接的和间接的军事实践是保证他的军事理论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决定性条件。
历史上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未亲历过战争，根本不懂得军队生活，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大规模作战，却凭着所处的高位，自以为是地在战争中发号施令，结果总是遭到失败。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司令官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就是这种情况。他当时还不满30 岁，毫无战争经验，仅仅因为身为国君，便当上了最高统帅。奥军在他的胡乱指挥下屡战屡败，最后遭法意联军击溃。这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认识战争这一客观事物时不懂得尊重实践所引起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指出: “当一个国家由一些愚蠢的年轻人来领导时，一切必然都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状态。深思熟虑的计划，被当作儿戏，听凭主观想象和一时的兴会任意处置。”[16]像这样去认识战争和指挥战争当然不可能取得胜利。
三、一种敢于解放思想、永不满足、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
恩格斯军事学说，自问世伊始，就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提出的这一或那一看法或观点视为千古不变的神喻，他也从来不让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点上。恩格斯在自己投身科研工作不久就曾提出: “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它就远不是完备的”[17]。马克思则称自己的理论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整个过程中，从不因拘泥于自己一时一地的某种说法而裹足不前，相反，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早先的认识，从而得以使他们提出的论断愈来愈接近真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军事科研领域勇于开拓创新的几个具体事例。
19 世纪70 年代初期，普法战争爆发，恩格斯在评价这场战争的意义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一段话:“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具有同以前一切战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如此完善，以致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枪可以在眼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末，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来说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18]恩格斯上面这段话，是对当时武器发展状态前景的一次判断，即认为武器已经发展到不能再有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地步了。但是，从普法战争结束到恩格斯逝世( 1895 年)的20 多年中，随着工业生产的进步，军事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性能大为改观，战斗能力急剧提高。恩格斯对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长足改进十分关注，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70 年代对武器发展可能前景所下的断言。1893 年2 月，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当时军事技术革新的问题时，对自己以前的相关观点做了修正。他写道: “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19]他惊叹自己正处在一个作战的技术基础不断革命化、整个军事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技术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20]。这就是说，恩格斯这时认识到普法战争时期武器的发展，远不能说已经完善到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变革了。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的改进永无止境。
我们来看另一个明显的事例。在对未来战争特点的认识上，恩格斯在19 世纪50 年代所发表的看法，与80 年代相比，是完全不同的。1851 年4 月，他在《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一文中，在详细地剖析了拿破仑战争的特点之后，对未来战争的情景进行了构想。鉴于作为拿破仑战争特点的军队的运动性和众多性在未来的大规模武器冲突中将会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恩格斯认为，未来的“战争可能而且应当在一个比拿破仑时代所需要的更短促的时间内结束。由于大量的耗费，是需要这样的，而由于这样庞大的人数所施行的任何一次突击必将有决定意义，而是必然要这样的”[21]。这就是说，当时在恩格斯看来，未来战争将是速决的。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有两条: 一是战争进行的时间长了，国家在经济上负担不起，再就是由于参战的兵力庞大，一次突击就足以解决战争胜负的归属问题。可是，30几年之后，进入80 年代后期，恩格斯对未来战争的看法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887 年12 月，他在为波克罕著《纪念1806 年至1807 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写引言时，探讨了未来战争的规模和特点。他认为一场将会有800 万到1000 万兵士彼此残杀的未来战争，其持续时间，将会是三四年。促使恩格斯在未来战争看法上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9 世纪50 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武器装备在质上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各大国在战争物资方面的大量积累。第一次世界大战准确地印证了30 年前恩格斯对未来战争特点包括其持续时间的科学预见。
恩格斯敢于解放思想还表现在反对保守和支持改革上。军事领域是人类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领域。谁想在这一领域保持先进地位，谁就得经常保持清醒头脑，不断致力于革故鼎新。军事领域最怕安于现状，最忌因循守旧。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军事领域又往往是保守思想最易滋生的地方。恩格斯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这种现象多有揭露。
威灵顿是19 世纪英国著名的统帅和政治家。他曾在1815 年反法联军击败拿破仑的决定性会战——滑铁卢会战中建立过卓著功勋。可是，他又是英国近代历史上保守思想最严重的军事领导人。他于1852 年去世，1853 年爆发克里木战争。这样，1815 年以来，威灵顿的保守思想在其当政时期给英军建设带来的危害，便一下子暴露无遗。1854 年5月和1855 年1 月，恩格斯在两篇战争短评中对此作了深入剖析。威灵顿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最初是在比利牛斯半岛。1808—1813 年，他在那里率领英荷联军同拿破仑统率的法军作战5 年，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既成了他后来在英国军界和政界连获晋升的最初阶梯，又是他后来在履行公务上故步自封、拒绝改革的重要思想基础。恩格斯在谈到威灵顿因比利牛斯半岛的胜利而背上沉重的包袱时指出: “他顽固地把英军中的各种荒谬习惯和怪诞作法保存下来，对一切批评的回答是‘这类习惯和怪诞作法使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胜利者’。”[22]其实，威灵顿之所以能在欧洲西南角这两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英军中保有这些荒谬习惯和怪诞做法，而是另有重要原因。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 “假如恰巧他哥哥威尔斯里侯爵不在内阁任职，那末他在这种制度下是绝不能把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23]
英国是19 世纪欧洲大国中军事保守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所以受到恩格斯的格外注意。而其他那些长期在军事上陶醉于前辈战场业绩、安于现状、不思改革的国家，也都在他的笔下留有记录。例如，恩格斯在晚年，就对德国军界的保守思想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抨击。他在看了德国军事当局1888 年颁布的步兵操典后，很感失望地说，这部操典“把战斗的战术部署仅仅局限于最必要的方面。里面什么新东西也没有”[24]。当时德国军界领导层中，有一些人以军事权威自居，主观主义地任意发号施令，并要求下级和部队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对于这种现象恩格斯曾进行过长期仔细观察。他深知保守思想对军队建设和军事学术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感到有必要唤起更多人注意。他写道: “我已经看了五十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而且是被原来那些权威扔掉的; ……我还经常看到，在每一支军队中都有其特殊的因袭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供下级官员、兵士和群众遵守的，是由高级官员培养起来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在第一次行军时就会完全化为乌有，——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我要奉劝大家正是对军事‘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25]
四、一种善于保持理论本身的严谨性和彻底性的求实作风
任何一种理论要想真正具有力量，除其内容必须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外，在体系结构和说理逻辑上，还应分别具有足够的严谨性和彻底性。这就是说，一种理论，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它所提出的各个论点，既应当是多角度全面展开的，又必须是彼此间有所关照、互为补充，且前后一贯、不自相矛盾的。恩格斯军事学说的科学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表现在这里。
恩格斯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中两大发现之一。它是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用以考察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包括战争和军队的主要方法。因而唯物论思想在恩格斯的军事理论著述中有着十分充分的体现，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关于战争和军队都取决于经济前提的一些著名论断。如: “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26];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物质资料为基础的”[27]; “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28]，等等。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提出的上述这些观点所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暴力，而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当然，恩格斯在这里集中阐发的还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原理。尽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单用它去考察社会历史事件( 包括战争等军事事件)的变迁是不够的，因为历史的演进决不是单一因素起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发展，既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面在起作用，又有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一面作推动。恩格斯在自己晚年的一些书信和文章中深刻阐发了这方面的原理，从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1890 年8 月5 日，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康•施米特的信中，针对有人竟把马克思的哲学歪曲为笛卡尔的机械唯物论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29]。1894 年1 月25 日，恩格斯在给德国大学生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针对有人宣扬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唯一的积极因素，否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等情况写道: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0]恩格斯上述这两段话以及他晚年在信中写给约•布洛赫和弗•梅林等人的另一些类似的话，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肯定社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样也就做到了既坚持唯物论，又尊重了辩证法，从而保证了理论本身的严谨性。
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彻底性，是同他在科研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分不开的。他对武装起义作战形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提法，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 世纪60 年代以前，恩格斯对街垒的作用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街垒战在19 世纪30、40 年代乃至50 年代，的确起过不少积极作用。1830 年7 月和1848 年2 月在巴黎，以及1854年在西班牙，革命人民都曾运用这一作战形式取得过起义的胜利。可是， 1854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变化以及技术兵器的飞速发展，到19世纪90 年代，工人阶级进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同40、50 年代迥然不同。恩格斯鉴于这一情况，在他晚年最后的那些日子里， 1895 年3 月，对街垒战在新条件下的作用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由于“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凭借街垒进行
的巷战，现在都陈旧了”[31]。因为在19 世纪80、90 年代，反动政府可以用来镇压工人起义的军队比过去多得多，而且这些军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争取，他们武器的威力也比老式的枪炮大得多; 加之新建城市的街道既长且又直又宽，便于新式榴炮发挥效力，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起义者不得不考虑在未来的斗争中采用另一些更为有效的作战形式。恩格斯在分析了上述情况后写道: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 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 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32]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大革命的初期，起义工人如果拥有大得足以进行巷战的力量，那就不如利用这支力量“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33]。这也正是恩格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对街垒战作用做出的新的评价。
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总是由若干基本原理和一系列具体论断组成。基本原理揭示的是所研究的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它构成了体系的核心和灵魂，通常是稳定的和整体一致的，且轻易不会改变的。具体论断则是基本原理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揭示的仅是具体事物发展的个别规律，它可以随自身赖以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仅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基本原理和具体论断各有自己的品格，要保持体系本身具有高度的理论原则性和彻底性而又不致变得僵化和沦为教条，最重要的是，在具体论断上体现灵活性的同时，应重视在基本原理上保持其一贯性。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科学精神的又一具体表现。而他们阐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选择的理论是对这种科学精神的最好说明。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选择的理论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学说紧密相联，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就此进行过大量论证和阐释，其中心思想就是一个: 实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根本的办法是暴力革命。这也正是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在。但是，根本的办法不是唯一的办法，基本原理只是提供了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而超出一般规律的发展，则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另外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暴力手段绝对化。尽管19 世纪40 年代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宣布过共产党人变革社会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4]。可是，到了70 年代，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谈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时，却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明确表示: “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35]当时，他们还曾设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不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进入80、90 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通过和平宣传的方法，在国会赢得了多数的选票。恩格斯又充分肯定了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36]。根据以上这些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方式时，对和平手段也是做过认真考虑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发表了不少基本原理以外的论断，但他们从未忘记保持基本原理的一贯性。在70 年代。有一次马克思曾谈到美国、英国、荷兰的工人有可能用和平手段达成革命目的。但他紧接着便强调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37]。而1889 年12 月，恩格斯在年近古稀之际，写信给友人时也仍然坚持认为: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瑑瑨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提出的那些属于基本原理的重大理论观点上是从来不会放弃原则的。
注释:
①⑦[18][21][26][27][28][34]《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341、318、16、186、17、12、12、1 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年版第493、373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33 卷第229 页。
⑤[22][23]《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年版第25、295、450 页。
⑥[16]《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4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年版第62、408 页。
⑧⑨⑩[11][19][20][24][25][31][32[33]]《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435、444、423、424、488、488、485、487、514、517、517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2 卷第32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3 卷第374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1 卷第57 页。
[15][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225—226、691、732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 卷第642 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7 卷第683 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22 卷第603 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8 卷第179 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37 卷第32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