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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考

赵士发

【内容摘要】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性危机。人类要在人、自然与社会关系上建立新的平衡，就必须对工业文明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建构新的生态文明。这种新的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即生态辩证法，其实质在于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斗争与和谐、精神与物质等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当代生态文明的构建，要求批判地否定资本主义一元现代性，反对后殖民主义，倡导和实践多元现代性，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变，使人们在生态意识上达到普遍自觉，从而进行具有生态意义的生产与生活。只有在生态文明的条件下,多元现代性才是真正可能的。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辩证法；多元现代性；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赵士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生态”一词颇为流行，甚至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人们热衷于谈论“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美学”、“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仿佛我们真的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中。在我看来，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建构生态文明都还任重而道远。这不仅是因为当代世界生态危机问题日益严峻，而且还因为，作为一种自觉意识的生态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也远未达成共识。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当代生态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科学地把握生态文明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在生态文明的哲学理论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上达到普遍的自觉，生态文明是难以实现的。没有生态文明作条件，多元现代性也就无从谈起。

　　一

　　究竟什么是生态文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生态文明尚未形成，这也为我们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增加了难度。但并不意味着生态文明是不可认识的。生态文明是生态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虽然目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文明，但我们知道什么不是生态文明。我们可以从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有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中去把握生态文明的内容与特征。也就是说，在对非生态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中建构生态文明。这种方法正是马克思用以创立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从这一方法出发，在批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哲学与经济学。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考察生态问题，进而开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辩证法，是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生态文明的必然途径。

　　当代的生态危机，诸如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等，不只是自然本身单纯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作用而导致的结果。如此普遍而严重的生态危机，绝不仅是某个社会单一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整个文明具有根本缺陷所导致的。

　　究竟应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呢？一方面，应当看到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指出的，相比传统农业文明而言，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扩大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开创了世界市场，揭开了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序幕。工业文明大大加快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工业文明，让人们摆脱了人身的依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我们当然要肯定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代工业文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事实决定了它具有致命的缺陷。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的危机是一种综合性危机，是生产方式危机，生活方式危机与思维方式危机共同导致的整体性危机。这些危机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态破坏与失衡。

　　首先，经济危机与生态破坏。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自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形成以来，资本主义的这一经济危机癌症就经常发作。直到今天，全世界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笼罩之下。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发作，既是一场社会灾难，同时也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方式，不过是两条：一是破坏生产力，如破产或者将生产的剩余产品销毁，直接破坏生态环境；二是破坏生产关系，但这条路因涉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各国资产阶级大多采取了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转嫁危机的手段，如减轻对本国工人的压迫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通过资本与产业输出加强对其他国家工人的剥削，这又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破坏。

　　其次，政治危机与生态破坏。政治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继续，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无法克服两极分化的经济困境，必然导致无产者的政治反抗。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资本为了高额利润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不惜杀人放火，乃至发动战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以虚假的民主为幌子，实行对工人群众的政治统治，强迫工人群众认同其统治，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人。在国际上，资产阶级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与寡头政治，动则发动战争。每一次战争，无不直接或近接地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

　　再次，文化危机与生态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同样无法克服自身的文化危机。与其政治和经济政策相互照应，资本主义在国内与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推行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强调自由，在政治上强调民主，在文化上强调科学，但这些观念只对少数有钱人是真实的，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虚假的。从哲学层面审视，新自由主义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即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主导的文化。这是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的主导与核心。这种思维方式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是单一现代性的思想根源，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当代的全球化，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以现代性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新殖民主义的过程。这种强制推广资本主义单一现代性的做法，已经导致了人类社会普遍而深重的生态危机。可以说，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缺陷，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缺陷。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最主要根源。要克服工业文明的缺陷，首先就必须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境和危机。而资本主义的困境和危机在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才能做到。

　　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在性质上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马克思曾经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把人与社会的发展分为三大形态或三个阶段，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③。在笔者看来，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我们今天所讲的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与未来文明。从制度层面来说,共产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保证。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④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继承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物质文化成果，但同时又是对二者的扬弃和发展。这主要体现于在生态文明条件下，人们将有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人的发展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思想上将达到对生态文明的普遍自觉，以生态辩证法去指导自己的活动；人们将以新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受私有财产的束缚，人们不再因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而破坏生态平衡；人们的生活将呈现出丰富与多元的状态，不再受资本单一逻辑的控制。

　　二

　　虽然当代生态危机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危机，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的总体性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不同层面，但从哲学角度来看，关键还是一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危机。要从根本上克服工业文明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的危机，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开掘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辩证法。生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辩证法强调世界的矛盾性与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理解，强调自然与社会之间具有共同演化的复杂关系，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克服自然与社会的矛盾，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不同于只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科学，也不同于形形色色的自然中心主义或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工作与思考，他们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有机发展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揭示了人与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自然界具有天然的依赖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是通过社会实践中介发生作用的，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统一。人在劳动过程中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十分重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系统的反作用，特别是深入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的生态危机。最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张人类社会作为生态系统中有意识的能动的子系统，能够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态系统进行认识和研究，按照合规律与合目的有机统一的尺度去反作用于生态系统，并指出只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生态哲学，它同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生态观在本质上存在着原则性区别。它以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社会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的发展为核心，把握到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它通过考察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发展，看到了人与自然如何从统一到分化，最终走向新的统一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然性，体现出一种新的生态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辩证法涵盖了生态系统的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斗争与和谐以及物质与精神等不同层面的辩证关系。

　　第一，生态辩证法强调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重要作用。社会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进化的整体，但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具有绝对的依赖性。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⑤自然实质上是人类无机的身体，破坏自然即破坏自己的身体。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就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主义价值观，它过于偏重个体与部分，而不顾及整体；过于强调个体主义、张扬个性与自我实现，如少数人、某些阶级、个别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其他人、其他国家以至全人类的利益。这在根本上是违背生态辩证法的。

　　第二，生态辩证法强调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特别是特殊对普遍的重要作用。生态系统是多种生物与环境共同作用的动态平衡过程，物种的多样化显示生态系统的整体生命力与活力，而物种日益单一化意味着生态系统活力正日益衰竭，走向瓦解。因此，生态辩证法不仅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多元共生，而且强调社会生态系统文化的多元互补。今天，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条件下，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一切都向商品化与物化方向发展。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单一现代性，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利润最大化原则使向外寻求资源和市场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生态危机具有正相关性。如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走到了它的极限，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扩展到全球，其疯狂的利润最大化逻辑正直接威胁着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

　　第三，生态辩证法强调斗争与和谐的辩证关系。达尔文发现了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但同时生物界也有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一面。无论是在人与自然、还是在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都是如此。但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条件下，在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裹挟下，人们陷于各种斗争之中。人们斗争的根源无不是自身的根本利益，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与他人斗争，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与其他阶级进行斗争，国家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与他国斗争，整个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在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但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来看，这些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新的生产方式条件下是能够相互共生与相互促进的，也是可以并能够达到平衡的。

　　第四，生态辩证法强调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将人类社会看作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参量，正因为有了人类，生态系统成为更为复杂与更为高级的整体。如果说排除了人类之外的生态系统只是一种盲目必然性支配的过程与状态，那么，因为人类社会成为生态系统的构成部分，使生态系统有了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自然成为人类无机的身体，而人类成了自然的头脑。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的生态观就是生态系统的自我意识，是生态系统的自我把握。生态系统从而有了物质、精神与符号等系统。从客观上看，人类所处的物质系统虽然是无穷无尽的，但与人类直接相关的地球生态系统却是有限的。而相反，与人类意识相关的精神与符号系统则是无穷无尽的。从生态系统发展过程来看，对意义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条件下，对物质的追求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为各种虚假的需要所误导，沉迷于金钱与物欲享受的盲目追求中，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人性危机、道德失落与生态危机等。因此，生态辩证法要求人们首先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以上四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斗争与和谐、物质与精神几个层面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立体的生态辩证法。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强调整体，但不能将整体简单地解读为普遍，进而强调整体的普遍而忽视部分的特殊。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系统科学中的系统与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哲学层面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在处理多元要素间的关系时，既有斗争又有和谐，所以有了斗争与和谐的辩证法。生态辩证法最终的方向是达到人类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解放，因而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成为生态辩证法的落脚点。

　　三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辩证法为我们构建新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由于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单一的现代性，这已经直接导致了各种全球性问题（包括生态危机）日趋严重。有关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全球生态危机呈正相关关系⑥。因此，今天我们建构生态文明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单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进行批判，倡导和实践替代资本主义单一现代性的多元现代性。

　　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学界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人们大都已经认识到，现代性实质上熔铸的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以科学和理性为内容的启蒙精神，其根本特点是以知识和理性为历史进步的动因。但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单纯的知识和理性标准带来的历史进步并不总是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和完善的。正如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性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所揭示的，现代性至少存在着三个隐忧：一是个人主义的片面化发展，它可能导致意义丧失，道德失落与认同危机；二是工具主义理性猖獗，它导致了技术的支配地位，从而使我们的生活狭隘化和平庸化；三是“温和的专制主义”，它使当代社会面临丧失自由的危险⑦。因此，知识和理性的标准应该得到校正，人类应该为现代化确定新的理性精神。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涵盖了以上这几个维度。不过，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一味否定现代性的态度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在肯定科学和理性精神及其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批判了近代科学和理性精神自身所具有的以下三个方面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一是不断追求单一性和非矛盾性；二是把自然科学理性作为人类历史的全部基础和根据；三是强调线性的历史观。在此基础上，试图创造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更高的文明精神。

　　什么是多元现代性？要理解多元现代性，就要破除一元现代性的神话，确立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的观念。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率先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相对于其他民族社会是一个重要的“他者”。但实际情况否定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者的观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的。西方中心论与一元现代性从工具理性与线性历史观出发，故意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混淆起来，认为西方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非西方国家都应走同西方一样的道路。它突出了科学知识却忽视了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西方中心论与单一现代性的观点是仅从西方社会系统来看待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如果从人类社会系统整体发展来看，现代化必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马克思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谈论不同民族的现代化问题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整体背景，不同民族在相互交流与碰撞中，有了实现优势互补与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二是民族文化在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与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两个观点分别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论证了现代化的多元性和非线性，从根本上确证了多元现代性的必然性与可能性⑧。

　　从现代化的宏观机制上看，西方社会的转变是从它自身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东方社会的转变是在东西方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的碰撞中实现的。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条件下，各民族能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碰撞与融合中能够产生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东方与西方相比其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西方现代化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得以实现，东方现代化则主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完成；就东方形态和西方形态内部而言，由于具体历史状况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一是西欧殖民主义者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东方传统的公社制度，如印度的现代化模式；二是东方社会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主动地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俄国的现代化模式。这表明，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必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从微观机制来看，现代化也必然是非线性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文化的更新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转换。人的价值体系不仅关心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且关心生产方式的进步对人的生存的意义，因而是理性要素与生存要素的统一。生存要素一旦纳入“人的活动”范畴，就使“人的活动”转变成感性的、存在论的范畴。以感性的、存在论的活动作为现代化的历史基础，现代化就不只是理性的进步过程，它还是人类生存的选择过程，而人类生存选择要受到内在的价值系统和外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由此而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处于无数的可能性之中，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发展状态。通过对现代化的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理性要素和生存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现代化既是理性的进步过程，又是民族文化更新的过程，前者决定着现代化的不断进步性，后者决定着现代化的多元性。正是这种多元性，使得不同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发挥优势互补作用，共同进步。文化的多元化与丰富化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活力源泉。这些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多元现代化观的基本内容。

　　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看，不同的现代化形态之间的区别，不是细枝末节的区别，而是根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最典型的就是东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这里以中国现代性为个案作简单分析。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在理性工具或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正如金观涛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多元现代性所指的并非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背后的精神或理论架构。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与阴阳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具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合理性标准不是科学理性，也不包含西方工具理性中那种几何般清晰的思考和推理的合理性论证，而是常识与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道德，常识理性是道德的基础，使得两者紧密整合，即一个从另一个推出，并不存在西方工具理性中那种理性与终极关怀表现出的二元分裂状态⑨。中国文化强调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而不同”的尊重差异和多元的理论等表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深切的生态关怀。这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并为我们扬弃工业文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总之，从生态辩证法的角度看，从单一现代性走向多元现代性是现代性自我否定的结果，也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全球性社会生态系统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构成的整体，这一整体具有共同的利益，如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靠，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等。但在社会生态系统内，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构成人类文化整体的一元，共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

　　体系。因此，强调多元意味着尊重保护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也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四

　　在当今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人类要从根本上走出单一现代性的困境，就必须首先破除后殖民主义的魔咒。“后殖民主义”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因而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依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与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不断沦为他者的时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以往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虽然人们对后殖民主义概念存在争议，但大多承认后殖民主义是以往殖民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并主要体现在文化上。笔者认为，这里的文化应作广义的理解。

　　在当代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没有放弃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对世界落后国家采取了新的殖民手段：在经济上，通过金融资本、股票市场与WTO 组织控制了世界经济命脉；在政治上，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通过军事与外交干涉他国内政；在文化上，通过网络等媒介手段向其他国家输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西方发达国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通过对世界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控制，进而控制了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如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稀土资源的廉价购买和储存就是典型⑩。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落后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原料产地与剥削对象，将污染严重的工厂和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或降低处理成本将各种“洋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11]，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将核废料倾倒于其他国家海域（如非洲的索马里海域）[12]，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人道主义灾难。这些行为直接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生态灾难不是天灾，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祸。以上这些后殖民主义的行为，同生态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政策。在对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方面，西方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殖民文化统治体系。这表现在西方国家控制了话语霸权，维护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作者约翰•汤林森指出：“我们终须承认极其明显的一个事实，即关于这个主题的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文字，使用的是欧洲各国的语言。说得白些，全部已经出版的大多数文字出自欧语。”“我们只需再想到全球有约三千五百种口语，约五百种书写文字，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个简单的事实，震惊而遥想欧语系本身已经制造了某种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13]它还表现在西方国家操纵着网络等媒介，大肆传播消费主义文化，引导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逐步认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网络、电视和报刊等媒介工具，传播好莱坞电影、体育文化、麦当劳、网络游戏，或大规模地发行广告，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盲目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可见，后殖民主义对他国的控制丝毫不比旧殖民主义逊色，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为深入。由此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一些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在消失，本来多元的文化生态正在单一化，世界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内在活力日益衰减。

　　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后殖民主义文化的魔咒，摆脱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控制，才能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扫清障碍，才能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才能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平衡与和解。而这种魔咒的解除，同样是一次革命。

　　也许有人会说，反对单一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会不会导致民族主义与盲目排斥西方的保守主义，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步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反对单一现代性并不是反对进步，而是倡导多元现代化，主张多线发展。也就是说，各民族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自主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式，而不是由其他国家来干涉与强制。各民族文化的复杂传统因素，由各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批判、改造、重塑和发展。最终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形成新的生态文明。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角度看，当代的生态危机，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多重矛盾关系作用的综合性危机；今天我们要构建的生态文明，相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而言，无异于一场新的文明革命。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需要实现人类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上的革命性变革。在理论上，要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在思想观念上普遍地树立生态意识；在实践层面，则必须大力反对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以单一现代性为核心的新老殖民主义，倡导多元现代性，确立起生态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的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为生态文明与多元现代性的实现提供了哲学基础，多元现代性也只有在生态文明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1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04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5-186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61 页。

　　⑥参见刁志萍：《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考》，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 年第4 期。

　　⑦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39-140 页。

　　⑧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问题》，载《江汉论坛》2002 年第2 期。

　　⑨金观涛、刘青峰：《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载《21 世纪》2001 年8 月号，总第66 期。

　　⑩参见黄烨：《美日互搏上演“稀土攻心计”》，《国际金融报》2010 年10 月15 日。

　　[11]参见何爱民、欧阳兰芳：《“洋垃圾”现象刍议》，载《世界政治与经济》1996 年第7 期。

　　[12]参见《成吨核废料威胁索马里》，见http://news.sina.com.cn/w/2005-03-04/14095268268s.shtml.

　　[13]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3 页。

　　参考文献：

　　[1] Howarld L. Parsons edited: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Greenwood Press, 1977.

　　[2] Bertll Ollman and Tony Smith: 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 Couze Venn: 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6.

　　[4]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5] 艾森斯塔德：《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

　　[6] 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选项目与“70 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支持的研究成果。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