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反映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精微的平衡状态,要把握其基本内涵,应从安全概念、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和价值诉求这三个维度着手。全球性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凸显出传统安全理念、安全体制机制、安全实践方式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将传统条块分割开来看待和处理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应根据现代复杂多样的安全形势需要进行有机整合,要以生态生命化和生命生态化双向运行的辩证逻辑为客观依据,形成新的安全范式,即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范式。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是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涉及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方式创新等诸多方面重大任务的系统性和长期性的艰巨复杂工程。

　　关键词：安全;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 生态优先; 生命至上;

　　作者简介：方世南(1954-),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和生态文明。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TB032)的阶段性成果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物质世界在普遍联系中永恒发展的理论,处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紧密关联的复杂图景,由此形成了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和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这两个相互对应的全新概念。概念是对客观事实的揭示和反映。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和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概念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当今时代安全问题的本真面貌。全球性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凸显出传统安全理念、安全体制机制、安全实践方式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将传统分割开来看待和处理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应根据现代复杂多样的安全形势需要有机地整合,以生态生命化和生命生态化双向运行的辩证逻辑为客观依据,形成新的安全范式,即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范式,推进传统安全范式走向现代安全范式,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意义十分重大。只有深刻地把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重大价值、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才能牢固地确立将坚持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紧密结合的价值理念,自觉地将坚持以民为本与坚持以生态环境为本有机结合起来,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昂首阔步地迈向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和安全中国,并为美丽世界、健康世界和安全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

　　概念的科学性、深刻性、辩证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深入揭示和全面概括的反映,体现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概念又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动而动态变化的,旧的概念因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或淘汰,或更新,或发生深刻嬗变。把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就应该从安全概念、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客观事实、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价值诉求这三个维度着手。

　　(一)从安全概念把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

　　期盼国泰民安是人类安居乐业的共同心声,安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话题。安全历来都是与威胁、危险、风险、受到伤害等境遇相对应的。无危则安,无缺则全,就表达了安全的本意。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安全表现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不会遭受自然界的危害,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荣共长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就人与社会关系来看,安全就是人类生命和身体健康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体现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共荣共长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就是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客观环境,通过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网络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组成和表现出来。

　　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指向下的安全,从形式逻辑和主观分类的角度来看,表现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这两个不同范畴的安全。但是,从辩证逻辑和客观现状的角度来看,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安全,而是一种两者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这个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反映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精微的平衡状态。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认为,地球生命依赖于关系平衡,这种关系平衡了,也就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的安全。他说:“地球上的生命和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依赖于这个复杂过程的整个系列之中和相互之间的一连串精微的平衡。”[1]

　　(二)从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把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来自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这个全球性的客观事实。按照风险社会创始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观点,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这个风险是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整体性风险,人类文明正处于“火山口”上。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出版,他在书中首次以“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极其不安全的社会,环境被破坏导致的风险、军备竞赛、核辐射的威胁等都形成了现代性出现以来的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安全问题。《风险社会》出版当年,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核辐射威胁覆盖整个欧洲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同时全球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被破坏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剧。很快,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就风靡全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就意味着伴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对社会安全基石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见解的深刻性、正确性和超前性。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紧密关联性,生态危机对于生命危机的巨大影响,以及生命危机反作用于生态危机的客观事实,都需要改变传统的就生态安全看待和处理生态危机,就生命安全看待和处理公共卫生健康事务的单一做法,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作为一个事关人类安全大局的整体性安全来看待,从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高度去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新格局。

　　(三)从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价值诉求把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作为应对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的整体性危机的整体性安全范式,对于推进自然生态的“风调雨顺”和社会生态的“国泰民安”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彰显出从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相结合的整体性高度追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价值诉求。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一个价值判断,彰显出重大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生态安全从表象看,其价值诉求在于追求自然生态中各种关系的和谐均衡,落脚在生态良好上。但是,从本质上看,生态安全的价值并不光是在自然生态良好上体现出来,而主要为了保证与自然界存在着功能和对象关系的人类安全,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自然界的山呼海啸、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台风地震等都是客观的自然现象,都是自然界在合乎规律中运行的结果,如果不与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相联系,就无法也不需要对其作出究竟是好还是坏的价值判断。但是,这些自然现象一旦与人类实践活动发生对象性关系,并形成了利害关系,就产生了有关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价值意义。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又会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主体地位,发挥对自然界的能动反作用,使人类在自觉地呵护自然生态中达到减少自然灾害和促进生态安全的目的。

　　上述三个维度说明,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基于传统的条块分割的安全范式和安全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安全形势以及无法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而构建的,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有机整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安全范式,是为了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紧密结合中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屏障促进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新型安全范式。

　　二、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价值、特征和现实困境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安全范式,是传统安全范式向现代安全范式迈进的重大标志。但是,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格局,既是一场安全范式的革命,又是一场安全实践方式的革新,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推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此,充分认识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价值、特征和现实困境,对于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开辟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新境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价值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对于有效应对全球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对于坚持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将民本世界、美丽世界、健康世界、安全世界为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一方面,坚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有助于应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生命一体化重大危机。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等观点,都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社会所构成的紧密联系图景,也突出说明现代性危机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落后,现代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文化矛盾、生态矛盾等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交织并存,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双重撕裂现象,形成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交织叠加的整体性不安全。如2019年爆发的美国大流感、加拿大暴风雪、尼日利亚不明疾病、澳大利亚大火、东非蝗灾、南极血雪、北极冰川融化、喜马拉雅山顶上长出植被、菲律宾火山爆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与粮食等资源危机,都拉响了人类生态-生命一体化处于很不安全状态的刺耳警报声。生态危机引发生命危机有着许多突出表现,单以2019年的澳大利亚大火而言,呈现出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一体发生的并存性危机。大火烧毁了不少牧场和葡萄园,烧死了许多动物,其中一些动物甚至可能因此而濒临灭绝。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动物也面临着找不到足够食物的巨大挑战。火灾产生的大量烟雾和毒气可以到达大气层,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增加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烟雾和空气污染,使空气质量下降,对人们的呼吸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即使人们仅仅暴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也会很容易受到感染。注重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就是要始终将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紧密地结合起来认识,要始终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践行。

　　另一方面,坚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有助于将生态优先的价值取向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生态优先的价值取向是由自然界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生态优先针对的是经济优先,即将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获得的利润以及物质财富的获得和享受作为优先的价值取向。经济优先制造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对立、生态资本与金钱资本的矛盾对立、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对立、人类生命价值与自然资源价值的矛盾对立。坚持生态优先的价值取向,就是坚持绿色发展、绿色增长、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坚持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充分考虑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充分考虑生态公正和世代永续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的价值取向是为了达到维护生命至上的价值目标。在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中,人类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世界上所有的价值归根结底都基于人类生命和实践活动,都体现出人类生命是最有价值的,是创造世间所有价值的价值之本。只有坚持生命至上,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平等相待生命,才能将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看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着力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中促进生态优化的生态价值与生命至上的生命价值完美地结合起来。

　　(二)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特征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具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如客观性、价值性、动态性、普适性、整体性等,限于篇幅,本文择其整体性这个特征予以论述。整体性特征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最为突出的特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在生态生命化与生命生态化双向运行中达到精微的平衡而实现的一种整体性安全。因此,整体性安全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最为显著的特征。

　　生态生命化,就是生态问题实质上也是人类生命问题。因为与人类生命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生态环境从对人类发生的影响而言,也是有思想、有情感、有记忆的,生态环境影响人类生命,生态安全决定着生命安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揭示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现象就突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为了避免自然界对人类报复现象的产生,人类必须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刻尊重自然、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共长中达到以生态安全保障人类生命安全的目的。在生态生命化的同时,出现生命生态化现象。所谓生命生态化,一方面表示人类生命依赖于生态而存在和发展,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生命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卫生问题,而且还与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的生态环境紧密关联。另一方面是指人类的生命现象也与自然生态一样需要与周边的环境保持协调平衡关系,失去了这种协调平衡关系,会导致生命不安全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指出,这既包括作为个人的生命意义上的肉体组织、生理特征,受生命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又包括影响人类生命的各种自然因素,如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这些因素都是对人的生命实践活动起着决定性和制约性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正是生态生命化和生命生态化的双向运动,促使就生态安全谈论生态安全以及就生命安全谈论生命安全的静态式样的安全范式必须转化为生态-生命一体化的安全范式。只有这样,才能以整体性安全之力促进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同时达到应有的目的。

　　(三)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现实困境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作为一种新安全观,构成了人类安全的重要基石。促进传统安全范式与时俱进地推进到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安全范式,已经成为时不我待的客观选择。然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构建还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如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理念不到位、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没有形成、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实践方式滞后,等等。

　　1.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理念困境

　　理念作为形成理性认识的思想观念,是实践活动的先导和指导,没有正确理念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当前,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理念困境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形成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一体化爆发因而需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理念。全社会缺乏生态危机的背后一定是生命危机,而生命危机又会引起生态危机的共识。往往单一地将生态危机看作是自然界的灾变,似乎与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比较遥远,关联度还不大,从而没有形成与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一体化爆发因而需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理念。其实,自然界发生的任何生态危机都会引发人类的生命危机,生态安全总是事关生命安全。生态危机作为自然现象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到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社会现象。以2019年爆发在东非的大蝗灾为例,全球气温变暖导致热带西印度洋海温明显增高,引起附近的东非一带出现气温上升,降水增加,环境的变化有利于蝗虫破土和加速繁衍。同时,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加速了东非气候反常,在2019年冬天集中降下大暴雨,这个时候正是蝗虫幼体破土而出之时,由于充足降水加上地面上生态环境适宜,蝗虫长得飞快,最终酿成2020年1月份大蝗灾。蝗虫大军所到之处,一片废墟,受灾人数与日俱增,并引发全球粮食危机,进而加剧了人类生命危机。

　　二是没有形成将自然生态的价值与人类生命的价值有机结合在一起思考、整体性地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从而达到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理念。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由生态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的有机统一所决定的,但是,目前人类还没有形成将自然生态的价值与人类生命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思考的理念。在生态安全管理中,更多地着眼于自然界生态的价值,而缺少对这种价值背后的人类生命价值和身体健康这个最为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在事关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建设中,也往往是就事论事地围绕生命安全这个主题去做,缺乏将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与生态安全关联起来,从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更广大的整体性安全出发思考问题和谋划工作。

　　2.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体制机制困境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体制是保障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规则和主要规范,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机制则是促进该制度发生积极作用的基本要素以及相互关系。目前,在生态安全体制机制和生命安全体制机制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整合态势,存在着阻碍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形成的诸多弊端。

　　一是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切割开来分而治之的体制机制的弊端。世界各国围绕生态安全的体制机制大同小异。从总体格局看,都设置了门类众多的管理部门并配备了相应的体制机制,如国土资源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水资源安全体制机制、大气资源管理体制机制、生物物种安全体制机制等,这些管理部门和体制机制对于促进生态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管理部门基本上都是各司其职、互不通气的情况,致使这些体制机制没有协调性、联动性和综合性。世界各国围绕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管理体制机制也种类繁多,涉及到企业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诸多方面,从形式上看已经充分覆盖了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主要方面。单就与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联的安全部门、安全体制机制来说,就设置了公共卫生管理服务部门以及相关体制机制、传染病防治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制度机制、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生物安全管理体制机制、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制度、应急物资保障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制度,等等。这些管理部门基本上也都是各司其职,互不通气。将生态安全体制机制和生命安全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形成生态-生命一体化制度体制,构建着眼于宏观整体以及适应于当今时代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大安全体制机制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二是还没有形成超越于国别、民族、种族、意识形态界限的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一体化爆发的全球性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由于没有形成全球基于价值共识和价值认同的共同利益观,没有形成基于这种共同利益上的全球合作治理体制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也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好,目前皆处于一种理想状态,更多地停留于抽象层面。世界上那些主张和践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凭借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动辄就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造成世界动荡不安,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人类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核武器的生产和运用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形成一种总体性威胁。如果发生全面的核战争,地球会迅速进入寒冰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战争释放的大量碳化物会遮挡阳光,空气中全是核辐射,不但可能造成人类的大量伤亡,还会造成环境的核污染,带来长期的核辐射,使得遭受核武器袭击的区域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能有生命存活。核武器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危害,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核爆地区即使有幸存者也会因为痛失亲人和家庭毁灭,而过上生不如死的苦难日子。销毁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彻底清除导致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一体性爆发的隐患,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建设的根本举措和重要目标。但是,目前还没有更为强大的全球性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体制机制去强力担当和推进销毁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的历史重任。

　　3.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实践方式困境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从旧的传统安全理念和范式转换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安全理念和新安全范式,必须正视和解决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实践方式困境问题。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实践方式困境主要集中于管理方式、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一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管理方式的困境。由于没有将生态优先与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因而无法在管理中协调好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要么以促进生态优化而降低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要么以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而降低生态优先的原则。无法通过协调好生态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关系、代内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和代际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关系、国内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与全球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逻辑关系,使得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管理无法达到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之间的精微平衡。

　　二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教育方式的困境。教育方式是十分重要的实践方式。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需要从教育着手。目前,关于生态教育以及生态安全教育、生命教育以及生命安全教育、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教育等都存在着诸多欠缺和不足,从小学、中学、大学直到社会教育,都忽视或轻视生态文化教育和生命文化教育,许多人对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以及诸多有关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方面的知识都缺乏了解,导致全世界普遍缺乏预见和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知识。正是因为全世界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教育知识的落后,使这场突如其来疯狂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入无人之境,攻城略地,残害生灵,酿成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三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生活方式的困境。生活方式是实践方式的重要表现。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问题既是重大的理念问题、重大的体制机制问题、重大的教育管理问题,又是生活方式问题。生活方式不当,是导致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陷入重大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了物质享受而毫不顾及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为了一时的感官愉悦而忽视生态要求和生命利益,为了生活数量而忽视生活质量,为了代内利益和代内富裕而忽视代际利益和代际永续发展,都是导致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一体化总体性爆发的根源,都是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直接表现,也都是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客观背景。

　　三、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的主要路径

　　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是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涉及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方式创新等诸多方面重大任务的艰巨复杂工程,具有系统性、长期性。

　　(一)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的理念创新

　　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首先要解决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方面的思想认识问题,牢固地确立适应新安全形势需要的新安全理念。一方面,要按照客观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要根据前现代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由于时空巨大转换发生的安全形势深刻变化进行理念创新;另一方面,要按照现代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紧密融合形成一体化安全的现代总体性安全理念的新特点进行理念创新。

　　安全理念是对安全形势的客观反映,传统的安全理念建立在应对传统风险基础上。在传统社会,人类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大,由于交通落后导致交往范围较小,因而使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往往局限于范围相对较小的区域,生态危机和以传染病流行等为标志的重大公共卫生健康事件难以扩散到整个世界,全球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难以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不断开疆拓土,促进世界各国相互往来,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形成,世界逐渐联结成一个人类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有机整体。1964年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M.Mcluhan)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麦克卢汉认为,随着各种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以及病毒的全球化也快速发展。在生态危机与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上,任何国家、民族和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为此,与传统时代相适应的旧的安全范式和安全体系,必将让位于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的新安全范式和新安全体系。

　　(二)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的体制机制创新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创新,要在纠正传统体制机制弊端的基础上进行,特别是要在生态安全体制机制与生命安全体制机制中找到有机结合点中加以推进。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针对当前生态-生命一体化、全球化总体性爆发的新特点,通过构建并完善国际合作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共同危机。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是对传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和各成系统的体制机制的革新。要将生态安全体制机制和生命安全体制机制有机整合起来一体化构建。要将治理自然生态系统采取的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方法运用于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和全球化危机,着力改变以往管理机构虽然设置很多,但是存在着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格局,无法形成一种整体性合力推进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困境。由于各个部门的专业性知识和管理经验都具有一定的或者可称为有限的适用范围,按照以往关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以及关于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部门的分类管理方法,不能形成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渗透型、融合型、复合型的大安全管理部门,就很难构建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预防方案、应对方案和善后处置方案。通过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应对生态灾难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来看,将有关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安全部门有机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大安全的体制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更加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共同体,而是应对人类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同一个共同体,即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就意味着它是全人类所有成员组成的,是需要依赖全人类共同成员的共同力量加以维护和巩固发展的。世界各国要组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或抽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种族主义、个人主义、部落主义等,倡导多边主义、国际主义、合作共赢理念,才能维护世界整体性安全。为此,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构建国际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如国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联动的预警响应机制,把增强对生态环境异常和生命安全异常的早期监测预警机制作为健全国际性生态治理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当务之急,进一步完善全球生态危机和传染病疫情以及突发生态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系统,完善国际性对于生态危机和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不断提高国际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对于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的高新技术、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努力做到全球共享。

　　(三)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的实践方式创新

　　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实践方式创新会强有力地推动理论创新。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夯实人类安全基石的实践方式创新也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教育实践方式创新、治理实践方式创新和生活方式创新等诸多方面的繁重任务。

　　一是要大力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教育实践方式创新。教育实践活动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对于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和整体文明素养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目前,全世界都缺乏因应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而形成的教育体系、课程体系、知识体系以及与此有关的教师人才队伍。在安全教育理论研究中更缺乏关于生态-生命整合性安全的研究成果并将其社会化。尽管针对全球性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问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方面的研究专家,他们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深入到了生态政治学和生命政治学的高度的真知灼见,对于促进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如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阿图罗·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等人都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命安全的关系,阐述了生态与生命之前的内在关联性,论述了生命是顽强性和脆弱性的统一、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类是个体性和类群性的统一等,对于应对全球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有着很重要的思想指导价值。但是,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一体化地整合起来,并从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角度进行理论研究并推进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成为全球性的思想认识,任重而道远。

　　二是要大力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治理实践方式创新。治理的有效性来自治理方式方法的客观性、针对性、科学性、协同性、法治性、超前性。为此,要针对目前生态-生命危机一体化全球性爆发带来的全新特点,倡导跨国界、跨区域、跨民族的系统综合治理。要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大安全或类安全的理念,摒弃局部安全、单边安全、区际安全的偏见,通过真心实意的国际合作,形成整体性安全、多边安全和人类共同体安全的崭新格局。同时,要将传统经验型、条块分割型的线性管理和多头管理方式,转变为现代智能型、系统整合型并注重将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有机结合起来的互馈式治理方式,并加强基层治理,切实增强应对全球性重大生态危机和重大公共卫生健康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力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治理实践方式创新,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胆量对追求物质主义、感性刺激、及时行乐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变革。全球性严峻的生态-生命一体化不安全状况向人类敲响了是生存还是灭亡的警钟,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背后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文化价值观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的危机。生态安全、生命安全都取决于人自身,只有构建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珍爱生命、善待生命的价值观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上体现出来,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共荣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格局,人类才能最终救赎自己。

　　参考文献

　　[1] 克莱夫·庞廷.环境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