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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立场 ——兼对一种错误观点的批驳
2020年07月13日 10:22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 作者:王刚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疑马论”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形成所谓的“疑马论”。“疑马论”不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而且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最终否认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必须进行批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或反叛,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疑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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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形成所谓的“疑马论”。“疑马论”不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而且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最终否认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必须进行批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或反叛,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疑马论”

  基金: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KS034)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或反叛,甚至有学者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等等。由于这些观点所关涉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问题,因此可称之为所谓“疑马论”。毋庸讳言,“疑马论”无论是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目的,还是出于思想认识上的不深刻和不清醒,其结果都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进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最终否认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必须进行批驳。

  一、正本清源: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主要理由在于:建党前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以德语或英语为蓝本翻译过来的,而主要是经日本、法国、俄国等“二传手”传入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中介国语境的影响,已经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大差异。

  不可否认,受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最初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确是经由日本、法国、俄国等中介国传入的。20世纪初,为了开启民智,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较早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向国内译介了许多日本学者撰写或编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社会主义神髓》《近世社会主义》等。客观而言,这些日本学者在撰写或编著这些著述时,难免会掺杂自己的主观理解,而有些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而且这一时期以日文为蓝本来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其主观动机也不尽相同,有的(如赵必振)纯粹是为了向国内介绍新思想,也有的则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如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人之所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其根本目的是“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因此,五四运动前,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较大差异。

  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留日渠道日渐不畅,欧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旅欧期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接触到法文、英文、德文等蓝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在学习和阅读这些著作的同时还将其译介到国内。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对英语、德语等语言的掌握也愈益熟练,他们也可以直接从英语、德语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了。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为例, 1920年,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以法文版《宣言》为蓝本“猛看猛译”了《宣言》部分章节;同年,受《星期评论》编辑部之托,陈望道以英文和日文版《宣言》为蓝本,第一次全文翻译了《宣言》;后来,成仿吾也以德文版《宣言》为主要蓝本,在参照英文和法文译本的基础上翻译了《宣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对其译介也更多是在马克思主义“元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观的误读和误解,有利于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原意和精髓。比如,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在回忆自己读《宣言》进而认识阶级斗争思想时曾说道:“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说明,虽然囿于历史发展的局限,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理解的准确性问题、译本的完整性问题、术语的对接问题、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等,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却得以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了,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根本上说,那种认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真正目的在于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内在关系。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成为继日本和欧洲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渠道。由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新发展,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无论是正式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还是制定革命斗争的政策策略,无不深受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他们“基本上是通过列宁主义作媒介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与其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毋宁说他们提出的是“列宁主义中国化”命题,这种观点显然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内在关系。

  关于两者的内在关系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德国学者卡尔·科尔施曾把列宁歪曲为“机械的反映论者”,他根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的定义,认为“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种观点,完全是脱离文本语境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实际上,在该文中,列宁之所以要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层面来界定“物质”的概念,目的并不是为了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二者的区别,而是为了反对和批判这一时期较为流行的、具有明显主观唯心色彩的马赫主义,从而捍卫一般唯物论。诚如列宁在该文中所分析的:“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他们不把感觉看做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科尔施从列宁的文本中胡乱抽出一些零碎的话语,企图从哲学认识论上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逻辑关系,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这对于理解列宁主义的实质和精髓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不是异质性关系而是同质性关系,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尽管从多种路径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主要是经由列宁主义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互割裂的做法,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指出:“有的人承认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承认列宁主义”,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理解列宁提出的这些新问题,正是“把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认为是唯一的问题”。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一脉相承。既然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统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与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的表述是一致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因此,从本源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者简介

姓名:王刚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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