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民族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考察、分析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早期探索。

　　关 键 词：中国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播；运用

　　作者简介：张世飞，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考察、分析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早期探索。

　　一、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果还不算多。有学者分别考察了李大钊等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后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认为李大钊等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视苏俄为师范，照搬其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主张”，这些“均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尤其影响了各种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的‘关键性文献’的文本内容”。①有学者则从留学生群体的角度，认为以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促成中国人形成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意识；二是揭示了民族的本质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三是论述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两个原则——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②还有学者从《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民族自决权》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入手，介绍了这些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史过程，追踪理论的传播轨迹。③此外，还有一些针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个案研究。④

　　上述成果，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在研究视角及视野方面，还缺乏一个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还有待于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整体性高度来分析这一问题，二是把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较为全面地探讨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和运用。

　　(一)关于民族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马克思曾在1847年指出：“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⑤这一论断，深刻阐述了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李大钊等人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阶级剥削和压迫是阶级社会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比如，李大钊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⑥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本质。瞿秋白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各民族因之而日益趋于同化”，但“却不是各民族的合作”，而是经济力强的国家压迫剥削经济力弱的民族，“以强力阻止弱小民族的互助结合”，“以遂其一民族同化其他小民族之阴谋，以求垄断这些小民族地域里的经济政治势力”。⑦“所以现在世界上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的斗争，是全世界的民族问题”。⑧

　　那么，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呢？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中国作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因此，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首先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李大钊指出，与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相比较，中国内部的种族问题倒在其次，“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实质。他一语道破了巴黎和会的目的：“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和平、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⑩于是，他强调：“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11)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出民族压迫的普遍存在：“强大优越之民族，所争多在外部之发展，其民族精神之缔结，国家位置之优胜，均足以助其争之本能，以高其固有之境遇，而一致以注泄于外竞。独至弱小之国，其民似皆能自觉其懦弱无能，对外言争，已决不敢作此梦想，所得以发泄其好争之性者，惟有对内以自相残杀焉耳。”(12)因此，既要反对外来民族压迫，也要反对国内民族压迫。

　　瞿秋白也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在当前的紧迫任务统一起来。鉴于经济力强的国家压迫剥削经济力弱的民族的状况，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结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劳动平民，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推翻一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使“各弱小民族”“得着根本的解放”。(13)

　　(二)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

　　“民族自决”较早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也提出自己的民族自决思想。列宁曾说：“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14)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掌握了民族自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结合自己的认识有所阐发。1919年初，李大钊陆续撰写了《新纪元》、《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章，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在1月1日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说：“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15)同日，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观点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16)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在5月18日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17)可见，李大钊的主张与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除李大钊外，瞿秋白、袁振英等人也积极传播了民族自决权的观点。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袁振英。通过翻译列宁阐述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民族自决》，袁振英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20年11月1日，袁振英(震瀛)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民族自决》的译文，并介绍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他说：“各国劳动界的手段能够脱离有产阶级的过程，是各有各不同；但对于承认民族自决和工人自决是没有矛盾的地方，这是殊途同归”；“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18)此外，他还主编了《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俄国国情。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始到第9卷第6号止，“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发表了38篇文章，有24篇文章是由袁振英一人翻译的。袁振英的这些译文，不仅使广大读者了解到苏俄各方面，包括民族方面的情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影响，还促进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思想理论水平，包括民族理论水平的提高。通过袁振英的努力，“俄罗斯研究”专栏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及其他中国读者睁眼看世界、看俄国，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窗口。

　　(三)关于民族平等的观点

　　在民族平等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过“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19)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同样给李大钊等人以深刻的影响。

　　1918年7月，李大钊揭露了“大……主义”的共同本质：“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不同，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20)对此，他认为应以民主的原则来改造。针对日本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他先后撰写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两篇文章，进行揭露和批判。他说，大亚细亚主义“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为此，他提出要实行旨在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新亚细亚主义：第一，“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21)第二，“各洲有了小联合，就是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的第一步”。第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第四，新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而是顺应世界主义的”，“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第五，新亚细亚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22)可见，李大钊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五四运动前后的几年，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民族分裂和压迫政策的影响，民族差距加大，民族平等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1923年1月，李大钊说：“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因此，“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哪一族的隶属”。(23)与其1917年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相比，李大钊不仅承认了各民族的存在和个性，还特别强调了各民族的平等地位。瞿秋白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阐发了关于民族平等的认识。1924年3月，他指出：“中国的平民与蒙古的平民同受列强压迫，同受中国军阀的压迫，自然应当联合起来。可是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呢？只有大家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方能有友谊的结合。”(24)1926年3月，瞿秋白又指出：“我们对于蒙古问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蒙古亦是一种民族，和汉族一样。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则我们亦应该放弃中国历来对于蒙古的传统的政策。”(25)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所论述的，是其最主要的一些方面。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和传播，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属于较早传播的理论。这从李大钊在1919年初撰写的《新纪元》等文章中即可见一斑。二是李大钊等人是从中国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迫切需要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有选择、有重点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因此，像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这些有助于探索解决当时中国民族问题的观点，自然就成为传播的重点。三是李大钊等人是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因此，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他们还结合各自的理解有所发挥。而且，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解程度并不一样，认识较深刻、论述也较系统的当属李大钊、瞿秋白。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认识水平有高有低，他们都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