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礼”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关 键 词：中国外交；政治哲学；天道仁礼；顶层设计

　　作者简介：徐雨飞，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经过十八、十九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之间、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遭遇和碰撞，以及20世纪几十年的孤立隔绝，中国在冷战结束前开始试探性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在自身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化身份探寻的基础上，逐渐被视为一个积极的现代国际社会成员。当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运行、区域秩序建设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和相关理论话语(权)的缺失显得尤为明显。这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中国有什么形而上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精神产品可以向世界提供？外交的本质是交换，那我们拿什么去交换？怎样交换？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需要挖掘自身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资源，使之成为今后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甚至是参与建设一个“非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认识和实践起点。

　　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遭遇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看成一个超稳定结构对文明挑战做出的应变，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政治思维，以及现代中国外交为何强调独立自主、“进入”国际社会、然后获得某种地位。从“天道仁礼”的关系性思维来看，中国人眼中的天下秩序是无外通贯的：中国可以不是“中央之国”，但其他社会既然以主权国家的方式组织和行动，那么中国也要求被同等对待、同样行动——这是“仁”的主体间性基本原理，它解释了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主观机制。既然“天”、“道”已经有所不同，中国人明白自己应该做出调整，顺应整个世界的通贯体系，起码“认为现代世界具有通贯体系”是中国自己的思维。可是，现代国际社会真正的通贯体系是什么？是否存在某种体系的通贯？还是一个谜。这解释了中国面对异质文明入侵和世纪文明碰撞所做出的反应、近代中国思想变动以及建国以来外交战略的形成和演变。在一切能够以“天道仁礼”的通贯思维思考和理解之处，中国完全接受甚至支持现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运行，因它也许体现一种“天”命，是现代世界诸社会生存发展的“道”，其中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是一种“礼”。由于这一体系本身还十分幼稚，加之西方的思维缺陷表现为行动及话语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个国际社会还缺乏关系性思维要求的“仁”的精神。中国同这一国际社会存在的紧张关系，始终基于双方生活世界和长久观念上的间隙与隔阂。①

　　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必须基于自己的传统资源。本文拟揭示中西方社会思维方式之迥异，并梳理作为中国政治文化源流的先秦诸子文本，发现“天道仁礼”的通贯作为中国的独特政治哲学，为中国提出自己的国际关系话语，进行中国外交的观念设计，从而为成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提供思路、奠定观念和话语基础。

　　一、国际关系对中国传统资源的挖掘：现状与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基于欧洲近代历史经验的理论建构甚至历史叙事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从问题意识到概念提炼，再到规律发现，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始终存在隔膜。在中国国力上升和学科发展的基础上，阎学通教授带领的清华团队和其他研究者开始从梳理先秦国际政治思想，②挖掘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③等方面入手，试图利用中国自身传统资源，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研究置于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和更坚实的基础上。观念的研究是解读历史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清华团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梳理工作，接下来需要寻找思想结合历史案例的途径、开发自己的核心概念和形成自成一体的研究方法。④深化研究的困难在于，如果没有找到中国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与西方政治哲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差异，那么研究成果的独特性就不够明显。比如“道义现实主义”的概念，⑤虽然同时强调了道义和权力政治，但不能解决西方思想长久以来也重视道义和德性的问题。深入比较这些更基本的观念，需要同时具备哲学素养和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知识。

　　有一种看法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和问题与现代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完全异质，双方政治哲学无法比较。⑥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以民主、人权和自由平等为价值导向，总体上以服务于最大范围的市场经济运行为目标；⑦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则是以在一个几乎亘古不变的范围内实现稳定的农耕经济存在为目标，“治—乱”规律通贯历史，只求君仁民心，稳定有序。中国人既不研究纷繁多样的政制，也不把自然、理性和统治技术割裂开来进行认识。当然，在统治正当性的论证、社会正义与道德、理想政治的设计等方面依然能找到中西之间的近似之处，学者们也比较了双方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人治与法治、⑧法自然(道)与自然法、⑨和平与战争、无限君权与受宗教约束、仅仅是改朝换代与多种政体的复杂政权形式改变、从上至下赋权与由下而上争权、治理术与正德教化、⑩天下与世界主义、(11)和合与永久和平。(12)张翰书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是“恕道”，西方是强权；中国讲民本，西方讲民主；中国政治哲学讲“正名”，西方则有等级制社会分工。(13)

　　已有研究注意到了中西方政治哲学源头思想的关键，比较了儒家社会秩序规划和亚里士多德的政制设计，以及孔子和柏拉图在理想主政者问题上的论点。中国对君子和明君治国的设计与柏拉图的“哲学王”设计几乎都强调道德治理。(14)笔者认为，虽有上述近似，但双方政治哲学在具体的论证方式上迥异。张书翰对“恕道”的把握切中中国政治哲学思维的关系性本质；但西方是否就偏爱战争武力，则值得商榷，似乎也不是同一层次的对等比较。依笔者之见，西方崇尚武力，其主观根源在于背后的目的论思想和主客二分思维。至于二者都强调的“道德”的内涵和价值指向差别何在，更是需要放在双方社会思维的大传统中才能明了。

　　中西方的社会思维之区别可看作是“分—合”与“和”的根本区别。西方思维从进行“分”(15)开始，把世界分为实体(原子个体)，(16)彼此区别；一个实体是它本身(a是a)，这个实体不是那个实体(a不是b)，实体的关系同一排中；实体处在因果关系中，因果链条有始有终(本体论＋目的论(17))。近代西方继承了由这一思维发展而来的“力法”和“契约”思维，进而对其社会意识，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8)这种“智力理性”或“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实践或常识理性完全异质，(19)也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强调的“德行”风马牛不相及。如，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解释，(20)东方人看后并不会认为这种“解释”是清楚的。相比之下，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意味着“爱”这样一个行动是界定人之最完满状态的不断追求。这是中国的关系性思维和该思维强调主体间性、实践性的典型例子。在希腊人看来，概念的定义泛滥，不同的定义又不存在明晰的界限，一部《论语》涉及“仁”的意思有几十处，太不严谨，自相矛盾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两者思维方式大相径庭，进而映射到社会生活的组织形态上。(21)

　　另一个问题在于现有研究不成体系，对中国政治哲学的阐释仍很零碎，而且多着眼于国家问题和国内治理，以国内统治的理解或辩护为任务。只有在国际事务中系统地批判思维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人才能在当今国际秩序的顶层设计、亚太区域领导权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转向等问题上拿出创造性的成果。这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徐建新在赵汀阳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论述了中西政治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上的区别：(1)周朝与维斯特伐里亚；(2)家—天下原则与民族国家；(3)无外原则与分裂意识；(4)礼不往教与征服世界使命；(5)教化感化(大度)与宗教(宽容)。(22)本文基于哲学方法把握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通过梳理中国先秦经典这类古代文本，(23)发现中国政治哲学“天道仁礼”的通贯，深化了上述研究，进而为中西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对话、构建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和观念设计进行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