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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性论纲
2014年03月20日 11:25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 作者:王力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在于它包含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在于三大理论成果各自形成过程中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前提,正是这些问题引发党的领导人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主题,逐步发展出一系列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有立足于问题的理论才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阐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与逻辑;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在于它包含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在于三大理论成果各自形成过程中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前提,正是这些问题引发党的领导人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主题,逐步发展出一系列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有立足于问题的理论才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阐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与逻辑;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王力(1967-),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要阐明其科学性需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及其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和问题前提。正如黑格尔所言:“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首要体现在它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这些现实的重大问题引发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新一代领导集体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新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时而生有其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经过前30年的确立、探索和发展的同时,又处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困境。“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中国处于政治上极“左”、经济上比较贫困、文化上比较单调的历史状况。“两个凡是”的出炉延续了极“左”路线,使得中国仍然被禁锢在教条主义之中;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经济秩序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继续加强了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人民的温饱问题迫在眉睫;以“样板戏”为模式的文化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几乎处于文化沙漠之中。

  从宏观上,新科技革命对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调整酿就了改革的国际背景。到20世纪80年代,新科技革命改变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两大阵营也没有拼出高下,整个世界从战争与革命的对峙中逐步走向和平与发展的胶着状态,中国必须改变冷战思维,转变发展策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抱残守缺没有出路,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之前就以其睿智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明确反对“两个凡是”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③。他在思考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引发他思索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困扰我党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主题自然产生。正如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所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④“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民已经不能再“忍饥挨饿”了,可以说当时是春潮萌动,历史已经不允许再走“死胡同”,华国锋则没有认清历史的主流。而邓小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的重要历史问题。

  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一直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下定改革的决心。但如何改革、沿着什么样的路径走,他也没有完整成熟的路线图。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他在中国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时,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到当时中国最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知耻而后勇,承认中国的生产力落后,果断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沿着上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逻辑地展开。

  第一,借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丢失了多年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尽快挣脱极“左”思想的束缚,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灵魂,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认识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根本性。早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邓小平就严正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⑤在邓小平看来,“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⑥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就迈出了挣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第二,搞经济建设没有成熟的模式,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已经走到尽头,连温饱问题都没能解决好,所以,要消灭贫穷、发展经济,必须打破原有的经济体制,首先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经过实践检验后证明发展商品经济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央逐步采取计划与商品并重的方式,直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必然会引来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于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要求党必须作出回答。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有计划的发展几乎与社会主义等价,而许多社会主义者却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在落后生产力国家诞生,更没有为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答案。当改革近七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⑦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无法立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解答时,邓小平以其擅长的否定性思维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⑨那么,这就在逻辑上引出我国当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重大问题就是“消灭贫穷”。搞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消灭贫穷、富国强民,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所以,必须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发展生产力,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大批老干部满怀革命热情复出,但由于健康和观念等原因,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然而,要让他们马上退下来,还有点想不通,也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于是,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为开端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发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之一,正是这一重大决策,平稳地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相关理论伴随新问题不断产生。

  第五,当国门打开以后,处于文化饥渴的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有点“饥不择食”。20世纪80年代以传播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热在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直接污染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文化建设的重大策略和方针不断出台。面对攻击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不断强调。

  第六,伴随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国内外要求对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给予明确说法的声音渐高——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掷地有声,它向世界声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列著作,更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方针,这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化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七,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台、港、澳问题摆在第二代领导人面前。但英国不愿放弃香港的主权是有目共睹的,中英香港谈判开启后阻力重重,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英国政府“主权问题不容商量”。然而,在香港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回归后如何管理香港等问题上,最初他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在持久的利益博弈之中,把最初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设想运用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最终诞生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从革命向建设转折的新的理论飞跃。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8月指出的:“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11)这些新的理论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重大理论难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任务,解决了困扰我国发展的世界主题问题,实现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折,确立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国防外交理论不断创新。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无不与现实问题相联结。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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